序
為什麼?味什麼? 楊子葆
這篇前言嘗試回答兩個基本問題。
第一個「為什麼」,是問為什麼要寫作?為什麼要「做」一本書?這是每一位作者無可迴避的質問。
尤其自己在過去一年裡,生活與工作都出現重大轉折,持續寫作變成沉重負擔,有時不免唉兩聲。於是周圍不斷有人提問,午夜夢迴也會捫心自問,既然是有選擇的,那為什麼?為什麼選擇自苦?
一時答不出來,我慣性的逃避方法是走到書架邊胡亂翻書,找更有智慧的人的話語來應付。法國作家丹齊格(Charles Dantzig, 1961- )2010年曾出版一本非常有意思的散文集《為什麼閱讀?》(Pourquoi lire?),也許可以當作答案。
丹齊格寫道:「一本書不是為讀者而做,甚且亦非為作者,它不為任何人而做。它為存在而做。」
「一本書是為了一個公共目的,為了能讓讀者因它而轉為公共,而做。」(Un livre fait pour les lecteurs les prend pour un public.)
自己在上述譯文最後一句之後附上法文原文,難道天真到以為這本書的讀者都能讀懂法文嗎?書的編輯們不只一次提醒我這種呈現方法非常干擾閱讀,卡卡的,很難受。他們曾善良地建議:能刪掉原文是最好了,如果一定要附上,是不是能以註釋的方式附在書頁「地腳」,或者文章最後?不要影響閱讀的流暢度。
但我還是很討人厭地不聽勸照做,因為「受干擾的」、卡卡的,也是一種經驗,一種更真實貼近作者思路,準確再現作者思索過程之經驗。
我學了很多年法文,也習慣閱讀法文,但老實說丹齊格這段話最後一句依然讀得很吃力,我甚至在腦海裡先翻成英文:A book made for readers makes them for a public. 與法文對照了之後,才再翻譯成中文。
呈現「卡卡的」、反覆斟酌、三種文字對照的翻譯過程,讀者就能看得懂最後產出的中譯了嗎?我很懷疑。
「一本書是為了一個公共目的,為了能讓讀者因它而轉為公共,而做。」在這裡,我選用「公共」這個詞,一來是public之直譯;二來也是要突顯「個體」(作者,或單一的、孤立的讀者)與「集體化了的」公共的二元對立。但在另外一個文化裡,直譯的溝通功能充分嗎?
也許「公共」可以翻譯成「理想」,那是一個追求昇華的過程;或翻譯成「社會」,那是一種「小我」與「大我」的對應,以個人的意見建構起社會的共識;所以比較好的翻譯應該是「理想社會」。如果翻譯成「歷史」會不會更好?將個人的滄桑鑲入歷史的滄桑,因此可以略窺一個更龐大也更富含意義的宇宙時空?我的腦海裡彷彿有兩個小天使或兩個小惡魔,在吱吱喳喳吵死人地對話討論。
最好的翻譯也許是「文化」?丹齊格的那句話,不就可以中譯成「一本書是為了一個文化而做,為了能讓讀者因書而轉為文化,而做。」了?
這樣就可以了嗎?
但,從中華傳統角度審視西方文化觀念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這兩個世界對於文化的要求迥然不同。「文化」一詞最早出現在劉向(77-6 BC)所著雜記《說苑》:「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對華人而言,「文化」其實是「教化」,教化、教化,教育馴化,是一種由上往下的強迫認同化,一種社會控制,功能在於安定社會,基本價值是實用的。
迥然有異的是,西方文化論更強調理想生命的實現過程,強調自由,有濃厚的個人主義色彩;另一方面「理想」則有其普遍性,必須打破文化宰制、文化沙文與文化封鎖的桎梏,然後我們才能維持文化健康的生命力,或者因此確認它並沒有死掉。所以,活的文化會帶動革命,譬如法國大革命;也可能鼓勵對抗,像是十九世紀歐洲的工業革命挾帶功利主義而來,凡是與物質利益、資本效率沒有直接關係的活動都受到冷落,卻因此刺激浪漫主義之反彈,法國十九世紀藝評家高提耶(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憤而揭櫫驚世宣言:「凡是真正的美,都是沒有用的。」(Il n'y a de vraiment beau que ce qui ne peut servir à rien.)
沒有用的浪漫主義抵抗了制度化與階級化的社會,重新肯定人類感官的價值,並重新發現烹飪等日常勞動的意義,法國的「美食學」(Gastronomie)正是在這個時期興起的……。
喋喋不休說這麼多,我想表達的與其說是文化,毋寧是我的特點,或者說我之所以持續寫作,並能說服自己「做」這麼一本書的特點。不是缺點,也不是優點,非常中性,就是特點:我是一個在臺灣受過良好中、英文的語言與文化教育,客居法國很長時間,留學、工作,能讀法文,深愛並浸潤法國文化,可以隨意切換成臺灣、法國模式擺渡思考,偶爾也能還算無障礙地參照英語世界反映之文化的作者,所生產的文字,應該有一點文化比較的閱讀價值。
好,再來,第二個問題是「味」什麼?
小小玩點諧音趣味,因為我長期寫作的主題在於飲食。為什麼是飲食?本來道既可在稊稗,何況飲食?無須解釋。但我還是想引用自己很欣賞的法國作家芭貝里(Muriel Barbery, 1969-)在小說《終極美味》(Une Gourmandise)裡的反省文字:
「寫作是什麼?貌似奢華的美食專欄,如果一點也不陳述真理,也不抒發深情,難道就只為招來某種虛名快感?」(Qu'est-ce qu'écrire, fût-ce des chroniques somptueuses, si elles ne disent rien de la vérité, peu soucieuses du coeur, inféodées qu'elles sont au plaisir de briller?)
法國人相信,至少芭貝里相信,飲食文字既可能抒發深情,也可能陳述真理,所以我也相信。這就不僅止於應付了,反覆辯證後,不但相信,我還實踐,做得到做不到是另一回事,我真心實踐。
真心實踐更深沉原因,是讀過一個銘感扣動的故事:
法國著名記者考夫曼(Jean-Paul Kauffmann, 1944-)曾赴戰地採訪而於1985年五月在貝魯特遭黎巴嫩叛軍綁架,1988年五月因法國總統密特朗的介入而獲釋。後來他在自費出版的小書《重新找回波爾多》(Le Bordeaux retrouvé, 1989)裡述說,自己如何靠著對於偉大葡萄酒的回憶撐過獄中孤寂三年。在獄中,他持續要求自己重複背誦著名的波爾多1855年葡萄酒五等分級名單,並在髒兮兮抽剩了的菸頭紙上默記61座酒莊的名字。然而叛軍不停流竄,每次移監,這些小紙頭不是丟了就是被沒收,考夫曼只好一再地重新來過。但漸漸地,事情變糟了。
「到了1986年底,我在幾座四等酒莊那裡卡住了,我老是忘掉寶爵莊(Château Pouget)與帖姆侯爵莊(Château Marquis-de-Terme),這兩座酒莊可是非常值得尊敬的。然而當時只有我的記憶才是最重要的。幾個星期後,我已經無法背出所有的第五等酒莊。他們拿走了我的鉛筆。」
「不再能由衷熟背知名的分級名單讓我感到悲傷:我是不是就要變成一個沒有文化的人?我是不是就要變成野蠻人了?」(Ne plus connaître par coeur le fameux Classement m'attristait: était-je devenu un homme sans civilisation, devenais-je un barbare ?)
說不定,說不定我不該再膚淺地叨問:為什麼?味什麼?
因為關於寫作,關於出書,生命中恐怕始終都有另一些更沉重的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