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版序
說到「日本」，總讓人想到「仇恨」。雖然戰爭已經過去七十餘年，但那一段痛苦的歷史依然讓人難以釋懷。
歲月飛逝，很少有人會去冷靜地思考「我們為什麼遭人侵略？日本軍隊為何能在半年中佔領大部分中國？」的問題，更多的時候，我們充當了一個祥林嫂的角色，逢人必說「我的孩子被狼叼走了」。
是不是我們的國民，缺乏一種反思的情懷？是不是因為這一種缺乏的背後，放不下堂堂中華曾經有過的體面和輝煌，使得人們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軟弱和失敗？這是值得深思的刺心問題。
去年（二○一六年）夏天，我去了日本伊豆半島最南端的一個海濱城市下田。下田市的人口只有二萬三千人，相當於中國的一個小鎮。但是，在日本近代史上，這裏卻發生過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那就是「黑船來襲事件」。
一八五三年，也就是在英國人佔領香港之後的第十二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佩里率領四艘戰艦，出現在扼守江戶灣要衝的下田市附近海灣，將船上的幾十門大炮一齊瞄準了岸上的炮台，江戶守軍不戰自垮，佩里隨後率領三百多名全副武裝的美國士兵不費一槍一彈輕易登陸下田市，要求日本政府開放口岸與美國通商。由於美國軍艦的船體漆成了黑色，又像怪獸一樣不斷噴出漆黑的濃煙，驚恐萬狀的日本人把這一支美國艦隊稱為「黑船」。
當時的日本，已經閉關鎖國幾百年。面對黑船的來襲，一部分武士覺得應該與侵略者一拚；一部分學者則認為，國家應該趁機實行開放，與各國實施貿易往來。而江戶政府面對強大的美國艦隊，放棄了抵抗，接受了開國的要求，於第二年和美國簽署了《下田條約》，同意開放口岸實施通商，日本於是迎來了明治維新前的黎明。值得一提的是，幫助日本走向黎明的恰恰是香港人，無論是隨身翻譯，還是《下田條約》的日文版製作者，都是佩里從香港僱來的才子和在香港的美國傳教士。
我在下田市的「黑船資料館」裏徘徊，想到一個問題：英國人要求清朝政府通商，清朝政府採取了武力抵抗的對策，結果簽下了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割地賠款，還開放口岸。美國人要求日本政府通商，日本政府採取了不抵抗的手段，結果是開放口岸，但是沒有割地賠款。中日兩國不同的選擇導致了不同後果：清朝越來越弱，任人宰割；而日本越來越強，成為亞洲第一強國。如果清朝政府當初放棄「帝國思想」，也選擇與日本同樣的「和平開放」的做法的話，那歷史會如何改寫？
許多日本人因此認為，大和民族之所以在「黑船事件」之後變得強大，並因此催化了明治維新，與佩里艦隊的到來有着很大的關係。所以，佩里不是一名侵略者，而是日本改革開放富國強兵的恩人。
能夠把侵略者當成恩人的國家，全世界估計也只有日本。二戰失敗後，日本人再行舊道，把美國佔領軍司令官麥克阿瑟當成「救國之神」，因為日本人認為，麥克阿瑟維護了日本的天皇體制，並為日本制定了一部和平的憲法。
崇尚強者，一直是使日本這一個島國能夠進步的精神法寶。最初向中國學習，繼而向歐洲列強學習，戰敗後再向美國學習，把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和最先進的技術搬回島國細細解剖研究，折騰出適合自己的體制和產品，讓自己的國家能夠自始至終地跟上時代的步伐。這一種精神，恰恰是我們中國短缺的，因為我們中國人從不承認自己的軟弱，寧死不屈。而日本人在裝軟弱的同時，骨子裏卻透着一股傲氣。
一九九二年，我去日本留學，東京的高樓大廈讓我看到了自己國家的落後。二十多年過去，上海浦東的高樓已經超越了東京電視塔，但是我依然覺得，我們還缺少些什麼。慶幸的是，我們的國家雖然比日本的明治維新晚了一百多年，但是也已經改革開放，並努力向世界學習，我們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但是，在這一個強大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表揚美國，可以欣賞歐洲，甚至可以讚美非洲，但是我們不敢喊出「向日本學習」，因為我們放不下那一份怨恨，也放不下那一份架子。這說明，我們的內心還沒有我們自己說的那麼強大。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亞洲各國中，將西方的文化融入東方文明做得最為成功的一個國家，是日本，它不僅守護住了自己的傳統，同時也創造了新的科技與文化。我們與其捨近求遠，還不如靜下心來，好好地去研究這一個討厭的鄰居。我們的先輩孫中山、蔣介石、周恩來，甚至鄧小平都這麼努力過，為什麼現在的我們就不能去作同樣的努力呢？
我一直主張，對於日本，應少一點批判學，多一點研究學，把日本實行改革開放和固守傳統的經驗與教訓，把日本發展社會與經濟的做法搬回中國，攤在我們的桌子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或許能避免我們少走一些彎路，加快我們自己的發展步伐。
這就是我寫《靜觀日本》這本書的初衷。感謝北京華文出版社和香港三聯書店的幫助，讓這本書得以在香港出版。雖然都是些浮光掠影的文字，但是依然期待大家能夠從中悟出一些道理，撿回我們曾經丟失的東西。
徐靜波
二○一七年二月於東京
序一
中國有一個詞，叫「忘年交」。我今年已經九十一歲，而徐靜波先生才邁上五十歲，雖然年齡相差近一半，但在許多問題上，我們的觀點和立場是十分相近的。我想，此乃源自他對日本社會和日本人的深刻理解，而這種理解，需要一種公正客觀之心，一般人很難做到，但是他做到了，而且做得很真誠。
六年前，徐靜波先生第一次到我家來採訪我，他拿出一張一九九七年在我的國會辦公室裏與我拍的一張合影，我才知道，我們的友誼其實已經有十幾年了。與其他的外國記者不同，徐靜波先生提的每一個問題都會照顧到我的心境與情緒。因此，我可以敞開胸懷與他談了我為什麼當上首相，後來為什麼辭職，為什麼在阪神大地震發生時一概不知等讓我自豪和心酸的事情。
後來，徐靜波先生多次來我家和我聊天，我對他講了「村山談話」發表的前因後果以及發表這份談話的目的，也講述了自己對於歷史問題和日中關係的看法。甚至在敏感的尖閣列島（中國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問題上，我也表達了自己的立場。
日中兩國是無法搬家的鄰居，在文化上也是血脈相連，兩國沒有理由不友好相處。但是，友好需要基礎，日本政府需要在歷史問題上承認侵略戰爭的歷史，尊重中國受害者的犧牲，這是最起碼的兩國政治互信的基礎。同時，對於中國的崛起，日本要以平常心對待，並盡可能地提供協助。
日本是一個美麗的國家。我相信經過七十年和平環境薰陶的日本人民，與中國人民一樣熱愛和平。只有兩國人民攜手合作，亞洲乃至世界才會和平繁榮。
徐靜波先生把自己對於日本的理解與觀察，寫成了《靜觀日本》一書，也將我的觀點與立場收錄其中，我非常高興與感動，希望中國朋友能夠理解我對於歷史問題的立場和對於中國的感情。我也希望通過《靜觀日本》這本書，讓中國朋友多了解一些真實的日本。只有相互理解，才能促進友誼。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靜觀日本》這本書的出版，對於改善和發展日中兩國的關係，將會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
日本前首相 村山富市
二○一五年九月吉日
序二
我的老朋友徐靜波先生的新書《靜觀日本》就要在中國出版了，我由衷地感到高興。其實對於這本書，我期盼已久。
近幾年來，日本與中國的政治關係出現急劇冷卻。其原因是，對於七十多年前的那一場戰爭，加害者日本已經快忘得一乾二淨，而受害者依然遺恨難忘。同時，日本一些毫無顧慮的言行，有時候更成了這種遺恨的催化劑。日中兩國無論在經濟領域，還是在文化領域都有着無法割裂的傳承與交融，但是日本不但無視這一種關係，而且經常鬧出一些令對方產生誤解的事情，從而使問題日益複雜。
在這樣的背景下，徐靜波先生還一如既往地向中國讀者介紹日本的文化、政治、經濟、觀光旅遊，想想這是一件多麼艱難的事。
因為一次採訪，我和徐靜波先生成了好朋友。他具有非常敏銳的洞察力和率直的性格。他曾在我主辦的演講會上，向日本人介紹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並教導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中國、理解中國。我從中也學到了許多東西。他既了解中國，又深知日本，始終保持不偏不倚的觀點與立場，這樣的專家真是我們現在最渴求的人才。
我始終認為，在日中關係出現政治冷卻的時候，更需要在友愛的精神之下，推進兩國在經濟、文化，乃至教育、環境、醫療等各種領域的深度合作，並由日中兩國擔當起核心重任，一步一步地推進東亞共同體的構建。這不僅有利於改善日中兩國的政治關係，同時也可以從東亞向世界發出更多的和平資訊。
希望《靜觀日本》這本書能夠得到更多讀者的喜愛，我也期盼東亞共同體的構想能獲得更多人的理解與支持。
日本前首相、東亞共同體研究所理事長 鳩山由紀夫
二○一五年九月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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