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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關外:1759-1864 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

嘉峪關外:1759-1864 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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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這是一本新清史的經典之作,開創了清帝國邊疆研究的先河。清帝國是中國歷史上疆域最遼闊的國家,本書聚焦於十九世紀的嘉峪關,以及嘉峪關西邊更廣袤的新征服之地─「新疆」,這塊土地佔了今日中國國土面積的六分之一。通過考察清政府在新疆實行的財政和民族政策,尤其是其對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南疆的商業活動以及不同民族出身的商人所採取的管理和控制,作者試圖回答一個更深遠的問題,即清帝國如何向中國民族國家過渡這一歷史難題。

名人推薦

  對任何從事新疆歷史研究或是對新疆歷史感興趣的人而言,米華健基於清廷宮中檔案撰就的《嘉峪關外》是必讀的最重要著述之一。此書不僅改變了西方世界長期缺乏清代新疆歷史研究專著的情形,而且也是迄今為止在該領域內非常有價值的一部專著。──馬大正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這是一部關於新疆的傑出研究,它通過族群和經濟的視角,紮實地呈現了清帝國如何在這片新的疆土上建立並維持統治。從沒有哪個王朝能夠像清朝這樣將新疆併入其疆域並進行深度有效的經略,米華健的書則對清朝這一曠古未有的功績作了最全面的展示。我衷心將此書推薦給所有對中國邊疆史感興趣的讀者。──濮德培(Peter C. Perdue)教授,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

  此書在問世之際就允稱美國漢學界對清代新疆歷史長途越度關津的鑿空之作,迄今的流播更彰顯出鐵板銅琵高唱大江東去的健銳。作為這本書寫作的見證者、中譯本的審校者以及相關領域研究的同道,我非常樂見中文版的問世。──張世明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


  現為美國喬治城大學歷史系教授,專長領域為內陸歐亞大陸史與清代新疆史。美國「新清史」學派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即本書的英文版)、Eurasian Crossroad: A History of Xinjiang(歐亞大陸的十字路口:新疆全史)等。

譯者簡介

賈建飛

  歷史學博士。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現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系博士候選人。主要研究近現代新疆歷史,尤其是清代新疆移民史及法制史。已出版《清乾嘉道時期新疆的內地移民社會》及《清代西北史地學研究》等。
 
 

目錄

地圖、圖與表 xi
中文版序 xiii
英文版序 xix
致謝 xxiii

導言 1
邊界與中國近代史 5
走向以清朝為中心的清史 14
清帝國主義 17
從清朝到中國 19

第一章  界標 27
地理分佈 28
歷史上的地形 32
盛清新疆 40
嘉峪關、清朝的擴張和「中國」 44
文人的反對,帝國的回應 46
在國內證明帝國的合法性 49

第二章  為新疆籌措資金 57
哈薩克貿易 58
哈薩克與「朝貢制度」 61
開發邊疆 63
地方財政資源 66
商人借貸和清軍的物資供應 70
新疆的白銀生命線 72
元寶流向印度王公了嗎? 75
兩種金屬,三種貨幣 78
普爾錢-白銀匯率與棉布 87
貨幣問題和改革 89

第三章  西徼之地的官方貿易和商稅 103
新疆的軍事部署 104
茶葉與新疆官方貿易的開端 107
新疆官鋪的形成 110
新疆與內地的官方商業行為 118
南疆的官鋪 120
清王朝與「絲綢之路」 126
發掘新疆的私人商業財富 129
三成的偏激改革計畫 133
那彥成的茶稅計畫 135
國家的財政基金 138

第四章  「雲集」:內地商人向新疆的滲透 149
前往西域的年輕漢人:開關政策 150
新的基礎設施和管理制度 154
路票制度 156
其他的管理措施 157
烏什起義與新疆的隔離政策 160
新疆城市中的內地特徵 162
「滿城」還是「漢城」?正名 188

第五章  商人與貿易物品 205
回子商人 206
朝貢貿易 208
北京的回子 211
新疆的內地商人 213
內地回民商人 222
新疆的茶葉和大黃貿易 228
玉石 233
鴉片 246

第六章  清朝的民族政策與內地商民 259
清朝對新疆居民的印象 260
普天之下的五族:高宗的帝國想像 262
對辮子的一種新曲解 268
異族通婚、異族性行為和強姦 271
內地人在新疆的放債行為 273
內地商人影響不斷增加 276
喀什噶爾的「伊薩克陰謀」 278
喀什噶爾大屠殺 282
葉爾羌與和闐守衛戰 290
清朝民族政策的轉變 291
內地商民和其家人在南疆的團聚 292

結論  趨於歸化的清帝國 311
咸豐時期的財政危機 314
經世致用的思想家和清代新疆 321
清帝國主義的問題 325

附錄  乾隆廷的一個維吾爾穆斯林:香妃的多重意義 337
參考文獻 377
索引 405
 

中文版序

  賈建飛將拙著《嘉峪關外》譯為中文,對此我甚感欣慰。我也非常榮幸拙著中文版經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後,能夠讓更多的讀者一睹其顏。為了翻譯此書,建飛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尤其是為了術語和引文的精確,他查閱了大量的原始中文文獻和檔案,使得譯文在很多方面都較英文原文有了改進。因此,本書的中文和英文版本是可以相得益彰的。

  《嘉峪關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1990年在北京進行的,本書最早的版本是我於1993年提交給斯坦福大學的博士論文。隨後,我對博士論文進行了修正,並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於1998年出版了英文版本。所以,本書的首次出版距今已將近二十年,距我最早開始寫作此書的時間就更久遠了。那時,在英文世界中幾乎沒有有關清代新疆的著述,在清史研究領域,新疆的地位一直非常邊緣。普林斯頓大學的歷史學家韓書瑞(Susan Naquin)曾經在一次會議上公開向我提出挑戰:「告訴我們清朝征服新疆對蘇州的百姓有何影響?」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劍橋中國史)中傅禮初(Joseph Fletcher)的章節是當時僅有的有關新疆研究的新近作品;這些作品利用了傅禮初當時可以獲得的一些零散的多語種文獻,具有很深的洞察力,在很多方面也可以視為是這個偉大的學者的巔峰之作。但是,由於傅禮初並未有機會接觸到清廷內部的檔案,因此有關清代新疆的很多問題依然無法解答。在英語世界中,我應該是第一個利用北京的清代檔案文獻對新疆進行研究的人,我的結論都是基於這些文獻以及當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友好和開放。

  當然,自那時起,已經出版了一些有關清代新疆的英文著述(漢語的著述自然更多),如今沒有人會再懷疑這個地區在我們對清朝以及清朝作為一個帝國進行運轉的理解中的重要性。金浩東(Ho-dong Kim)的Holy War in China: The Muslim Rebellion and State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1864-1877(中國的聖戰)是利用伊斯蘭、中文和其他語言的文獻,對阿古柏伯克政權進行的一部研究。事實上,在我寫作《嘉峪關外》一書的時候,金浩東的Holy War in China已經完成,只不過出版的較晚。吳勞麗(Laura Newby)的The Empire and the Khanat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Qing Relations with Khoqand c. 1760–1860(清帝國與浩罕汗國)利用滿文和漢文檔案,為我們講述了清朝與浩罕汗國的關係史。濮德培(Peter Perdue)的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中國西進)則從比較史的、泛歐亞的角度,論述了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與準噶爾戰爭中的軍事和政治歷史。近年來,賴恩.薩姆(Rian Thum)的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維吾爾歷史的神聖路線)精辟地闡述了在維吾爾語言tazkirahs中所體現出的歷史傳統,給我們展示了一個在漢語和滿語文獻中不曾有過的新疆的歷史景象。另外,金光明(Kwangmin Kim)的Saintly Brokers: Uyghur Muslims, Trade,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entral Asia, 1696–1814(聖潔的中間人)對於拙著主要聚焦於漢、回商人的問題進行了糾正。金光明揭示了維吾爾精英在與明清的商業關係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強調了貿易對清帝國的形成的重要性。

  我很高興這些著作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近代早期新疆的認知,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為這些作者能夠比我使用更多的滿文和維吾爾語的文獻。但是,我也很高興《嘉峪關外》的主要結論在二十年後還依然成立。

  第一,商業貿易和商人對於清朝向中亞的擴張和將新疆整合入清王朝非常關鍵。從這個角度來說,很明顯「絲綢之路」一直都沒有終結。相反,遠程的交流已經延伸到了新的歷史時期,並使得中亞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聯繫在了一起。斯科特.列維(Scott Levy)與馬修.羅曼涅羅(Matthew Romaniello)有關中亞和俄羅斯帝國的研究也從帕米爾的另一端對此進行了論證。人們可以認為在今天的中國和中亞、南亞以及西南亞之間擴張的商業和外交聯繫,包括「一帶一路」的提議,都是近代早期受到清朝激發下的全球化進程的延續。

  第二,清帝國在新疆的統治十分成功。在整整一個世紀中,這個地區的人口得到了增長,經濟獲得了發展,大體上也保持了和平的局面。儘管在Makhdumzada和卓的派系之間存在本地化的教派衝突,但是並沒有發生反抗清朝的「聖戰運動」(jihad),在伊斯蘭教和北京之間也沒有內在的矛盾。十九世紀初期發生在喀什噶爾附近的變亂從來都沒有威脅到清朝在整個新疆的統治,整個地區一直保持了相當的穩定。由於清朝和伊斯蘭教雙方的靈活性,二者之間在思想和政治制度方面的摩擦也得到了調節,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清朝並沒有要求當地的穆斯林蓄留髮辮。這是清朝統治者經過慎重考慮後的決定,不對具有象徵意義的宗教、服飾和身體外觀等事務進行干預。(清朝政策中的這種文化多元與中國政府在廿一世紀初期禁止維吾爾人蓄留鬍鬚、佩戴面紗或是限制齋月封齋的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十九世紀後期清朝喪失了對新疆的控制,這是內地發生的太平天國運動和其他叛亂的結果。這些叛亂使得清政府對新疆的白銀供應遭到中斷,導致了新疆地方官員的貪腐、剝削和暴政。在這種不穩定的氛圍下,陝甘回民叛亂擴展到了新疆,阿古柏伯克也從中亞侵入新疆。但是,在反抗清朝在新疆統治的叛亂中,宗教自身從未成為其中的起因。

  第三,清朝在新疆的一個世紀的成功統治,證明瞭它在這個遼闊帝國中,針對民族多樣性所實施政策的明智。清朝統治者並不主張社會的同化,他們的統治理念不僅承認帝國的五個主要文化群體(滿、漢、蒙、藏和「回」)所代表的多元文化差異性,而且還在思想體系和政治上,通過標誌性的象徵和行政制度,主動接受和強調這種差異性。這與歐洲的海外帝國極為不同,也與今天一些人錯誤地認為漢化(sinicization)政策才是歷史的標準截然相反。事實上,乾隆時期對這種非同化理念的多重表述表明清朝的──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集權化的多元主義」(centralized pluralism)並不只是統治的權宜之計:相反,正是這種典型的清朝認同的特徵,方才使得清朝能夠獲取這塊文化與民族多樣性的遼闊疆土並維持對其之統治,如今這一領土已經變成了現代的中國。後來,1980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紀由一些中國以外的學者提出了所謂的「新清史」,這在中國也產生了很多的爭論。事實上,在包括《嘉峪關外》在內的那些著作中所持有的很多觀點,已被如今的英語學術圈所接受,當然其中的一些觀點本身也再次得到修正──這些觀點也理應得到修正。無論如何,多數有關清史的英文著作,還有一些漢語作品,都已經或多或少反映出了我們對清代的民族性和帝國的重新構建。我依然記得當我們於1990年代在中國發掘更多有關清代新疆的歷史時,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老師們和我一起分享從檔案中所浮現出的新的、更為積極的清代形象時的激動的情形。遺憾的是,也有一些人視這種對清史進行重新思考的所謂「新清史」是對中國懷有惡意。和很多歷史觀點發生的變化一樣,今天為人們所知的「新清史」有關族群性和帝國的觀點,都是根據新的文獻和新的關注點而作的重新思考。這種思考並非是一個孤立的行為,而是包括中國史學家、檔案工作者和外國史學家在內的共同努力的結果。事實上,《嘉峪關外》一書的中文簡體譯本最初就是在中國官方資助的國家清史纂修工程的支持下出版的,只是由於和本書自身並不相干的原因,一直都沒有公開發行。

  歷史講述的不僅是過去,也是今天。對清帝國的地理、族群和心理的疆界進行新的思索,將其視為一種靈活的文明、多樣的群體和一個現代的國家,對於加深我們對中國的理解大有裨益。新疆、西藏、蒙古、台灣和香港都在通過不同的形式將其與現代的中國民族國家之間的特殊的、有時候又顯尷尬的地位歸因於清帝國的遺產,這些都是偶然的嗎?對清朝歷史的坦誠的、無偏見的、周到的和創造性的考察,如何可以讓中國與那些地方和民族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為和諧呢?

米華健
2016年1月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詳細資料

  • ISBN:9789882370043
  • 叢書系列:邊疆研究
  • 規格:平裝 / 448頁 / 17 x 23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香港
 

內容連載

導言
 
1805年7月初,被流放的祁韻士正在穿越乾燥且人煙稀少的河西走廊,向著北疆方向前進;去年,他的仕途遭遇到了嚴重挫折。身為京城鑄幣機構寶泉局的監督,祁韻士只負責查閱冊藉,憑賬冊交接,並不盤點鑄幣庫的實際銅庫存。但國家在對銅的供應進行例行審查時,發現了其前任所遺留下的巨大虧空。祁韻士成為代罪羔羊,被流放到了伊犁。
 
祁韻士對此並不感到特別意外。在乾隆帝駕崩,其寵信的貪官污吏和珅也被處死的那個動蕩年代中,官僚機構中極易樹敵。雖然祁韻士並沒有公開曝光那些掌管糧運系統的官員的違法行為,事態卻未因此而得以改善。這些貪官污吏們的行為越發地變本加厲。
 
對於前面的旅途,祁韻士並不陌生。在任職寶泉局前,他曾以翰林院編修協助編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這工作使他已經涉獵於清王朝的內陸亞洲邊疆的歷史和地理。*他的流放日記反映了一個十八世紀的學者客觀的、經驗主義的方法:「西行三十里至火燒溝,土色多赤,然實無溝。」再一天,「西行四十里至赤斤湖,非湖也。」不過,暫不論祁韻士的背景,當他坐著高輪馬車顛簸在充滿沙礫的驛路上時,內地的最後一個城市已經在他身後七十里了。*黃昏時分,矗立於黃土地上的雄偉的嘉峪關防禦工程的暮影越來越近,他的心情也由於即將踏上的征程對他的深刻影響而變得沉重起來。
 
祁韻士非常清楚嘉峪關被賦予的官方功能:儘管嘉峪關完全位於甘肅省境內,但卻是通往清王朝最西邊的領土新疆的門戶。他的隨從需要在這裏出示路票(人們不能隨意出入這個石頭築就的關門)。祁韻士對此並不關心,而是憶起了一些描寫雲霧繚繞的山崖以及保衛西域邊疆和飽受風沙侵襲的要塞的文字篇章。他或許會想起李白的著名詩句: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徵戰地,不見有人還。
 
這樣的描寫讓他產生了很多想像。當然,祁韻士發現真正的嘉峪關與他的想像截然不同。他在遊記中寫道,周圍的山很遙遠,夜晚「不見崒嵂巍峨之勢」,要塞「亦僅地居高阜,未為險峻」。他還意識到,從內地到嘉峪關外的這段路程將是一個重要的時刻,一旦通過嘉峪關,他就將踏上西域的土地:
 
關門既出,夐不見人,壯志離情,一時交集。瞻視山形地勢,頓覺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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