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陳芳明作品集》
到達年齡的一定高度時,似乎可以回望過去所有的書寫。這套散文系列,是我一九九二年最初回到台灣時,開始累積起來。仍然記得,最初回到這塊土地時,一種前所未有的陌生感席地而來。這裡是我早年的知識啟蒙、思想啟蒙、政治啟蒙的出發點,應該相當熟悉台灣的颱風與暴雨。那年夏末抵達台北時,正好迎接一場颱風的襲來。那時走在街頭,冷冷的雨水打在肌膚上,讓我感覺又陌生又熟悉。只要經過一場雨淋之後,我便確知自己終於回到故鄉了。雨水與淚水盈眶,我非常明白那是從心裡所湧出的喜悅。
生命的再出發,就在那時刻展開。出版《典範的追求》之後,從此便不斷地埋首書寫,從未中斷一直綿延到今天。二十餘年之後,印刻出版社的初安民,邀請我把這套散文系列重新整理出版。在整頓之際,我必須銘記一場無法忘懷的友誼。以黑名單的身分第一次回到台灣,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底。回來時,沒有多少人敢於前來相認。我在海外的所作所為,當然已為自己留下惡名。許多舊識未能與我重續前緣,我不會有任何責怪。畢竟那段時期的政治氛圍,已經把我塑造成為可畏的禁忌。就在最陌生的時光裡,初安民與沈花末一起前來看我。當時初安民是《聯合文學》雜誌的總編輯,與我是素昧平生。但是,在我人生最低點的時刻,他不僅毫無畏懼與我說話,而且是從下午陪伴到黃昏。我回到聖荷西時,就立即接到他邀稿的信件。
我在民進黨擔任文宣部主任時,他也是不時來看我。在美麗華飯店的咖啡廳,可以對坐一個下午。當時他就提議我,把已經完成的文稿交給他出版。我在聯合文學叢書的第一本之後,凡有散文都會交給他。初安民是非常大氣的人,竟然決心同時出版我四本散文集,包括《風中蘆葦》、《夢的終點》、《時間長巷》、《掌中地圖》。於我而言,文學書寫恐怕不只是靜態的演出而已,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動態的友誼注入其中。這四本散文容許我收入了大學時代以來的所有書寫,縱然只是篇幅有限的四冊,卻橫跨了我生命中的三十年。如果沒有初安民的慷慨邀約,恐怕這些作品都已經散逸在四方。只要這幾冊散文集還在,始於一九八九年夏天的友誼,就會持續延伸下去。
在二○○八年所出版的《昨夜雪深幾許》,是我跨過六十歲時的散文結集。這系列的回憶文字,如果不是初安民的鼓勵,恐怕不會以這樣的面貌出現。生命一甲子,無疑是到達了生命的另一個轉接點。一方面可以向後回望,一方面也可以向前瞭望。就在那一個中介點,我陸續寫了二十位難忘的人物。他們是我的長輩,老師,朋友,論敵,各種感情的拉扯才使我形塑了這樣的精神面貌。這些篇章容納我太多的愛恨情仇,其中不免也帶著血痕。在書寫過程中,既有痛意,也有快意。到達七十歲之前,初安民再次催生了我在海外流亡的回憶。經過兩年的書寫,終於結集成為《革命與詩》。
書寫是一種自我療癒的過程,如果不說出來,從前的挫折、傷害、損毀、刺痛,也許都會積壓在內心底層。書寫是必要的淨化手段,也是重要的超越身段。讓腐朽的、下墜的、沉淪的,都能夠化為具體可見的文字。正好可以逼迫自己去面對,從而給予消化,最後深化為藝術生命的一部分。如此漫漫的精神之旅,其實就是一種救贖。只要獲得救贖,整個心靈空間也為之開闊。這當然是我最幸運之處,畢竟我的朋輩裡,有不少人經歷太多的委屈與挫折。他們也許在海外,也許在自己的土地上,因為無法言宣而終於採取自我放逐的方式,在不為人知的角落舔舐傷口。我所有的書寫,包括散文、書評、序文、論述,無疑都是屬於救贖的一部分。能夠仔細寫下去,人生格局就不再那麼窄仄。
印刻願意把我所有的散文作品合輯在一起,於我而言,這是相當奢侈的待遇。生命中不同時期的文字,可以同時並置在同一個系列叢書,正好帶來一個可以自我觀照的契機。我的書寫習慣,便是在稿子完成後,都會押上日期與地點。或許編輯成書時,日期與地點可能不見了,但是在我的檔案裡卻可以覆按。從原稿上的時間地點,大約可以看出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我做了怎樣的思考。在我的文稿裡,有幾個熟悉的地名常常出現。海外時期包括西雅圖、洛杉磯、舊金山,那是我流亡海外時的生命軌跡。許多黯淡的心情或飛揚的神采,因地點的不同而有了起伏升降。回到台灣後,地點往往包括台北、台中,或甚至是我的故鄉高雄。這些旅途上的驛站,鮮明記錄了我特定時期的特定感覺。當這一套作品集完整羅列在一起之際,我更加清楚察覺生命版圖曾經擴張到多麼遙遠的境界。那曾經是我的宿命,不斷在不同的城市旅行或浪遊。現在似乎已經到了收攏的階段,這一套文學叢書就是我心路歷程的軌跡,也是我生命的終極歸宿。
二○一七年五月廿二日 政大台文所
自序
時間越來越傾斜
──《晚秋夜讀》
我所有閱讀過的書,最後都會捐贈給政治大學台文所圖書室。那裡是我記憶的歸宿,也是我日常生活存檔的地方。每次收到贈書,或是我購買的新書,都會在扉頁上簽上自己的名字,並且押上日期。這樣我就可以提醒自己,什麼時候與新書的第一次相遇。這是我的習慣,只有知道日期後,我可以重建最初翻閱新書時的某些感覺。如果說這是歷史研究者的脾性,也應該可以接受。對於時間的敏感,對於記憶的珍惜,從我大學時代就慢慢養成。在閱讀上,我是雜食主義者。在藏書的行列裡,並非只有文學與歷史的專書,也會有許多涉及社會學、政治學、文化理論的書籍。英文有一句庸俗的話: You are what you eat. 最淺白的翻譯是,你吃什麼,你就長成什麼。從我藏書的內容,大概可以解釋為什麼這輩子我會長成這個樣子。我的思維方式與書寫途徑,無疑就是一本書一本書累積起來。透過閱讀,我可以窺見社會的一角,也可以察覺時代的一抹。閱讀帶著我走出孤獨的研究室,也帶著我走入這個社會的活動。
如果二十歲是青春期,四十歲是中年期,那麼進入六十歲後,我便開始迎接晚秋的季節。對我的生命而言,晚秋是一個隱喻,似乎暗藏著一個成熟穩定的魂魄。這是慢慢傾斜的季節,生命走到這個階段,時間就越來越傾斜。在斜坡上的滑動,速度遠遠超過從前的任何一個時期。從前在青春時期,是一個爬坡的階段。有時覺得時間的峰頂是何等陡峭,幾乎高不可攀。到達晚秋時,我不僅可以向下俯望,也可以向四周瞭望。那樣開闊的風景,絕對是從前所無法企及。快要到達峰頂時,心情也逐漸調整為透明而清晰。在閱讀上,慢慢擺脫過去那種偏食與挑食的習性,而開始養成雜食的脾性。因為懂得放開,或者放下,這十餘年來更加可以接受並置或參差的閱讀方式。
唯一沒有改變的,就是夜讀。很多人都說,老年人是早睡早起,我還是維持著研究生以來的晚睡晚起。我的工作時間是下午十二點以後,到半夜十二點以後。中間毋需午睡或假寐,可以擁有書寫與閱讀的完整時刻。老人不是一天造成的,夜讀其實也不是。我的身體自然有一種規律的流動,就像潮汐升降那樣,我也是屬於天體活動的一環。當我的前輩與朋輩逐漸停止筆耕之際,我自然而然會把眼光投向年輕世代。我是典型的現代主義者,相當熟悉文字的鍛鑄與濃縮。至少有二十餘年的時間,相當樂於穿梭在精緻的詩行或精練的散文,以及精製的小說作品。對於文字所釋放出來的魅力,有時在深夜時刻我也會產生悸動。尤其在現代詩行中間,相當訝異於詩人在行與行之間的銜接藝術。現代小說所帶給我的吸引力,或許不會讓我驚聲尖叫,但也有拍案叫絕的時刻。這樣的閱讀,使我的生命增加了質感,也使我的情緒變得特別敏銳。
當我開始翻開年輕作者的詩或小說,已經可以清楚察覺,我對現代主義的鄉愁逐漸淡化。於我而言,在我閱讀的定義裡,一九八○年代崛起的作家就是屬於新世代。尤其是見證女性作家大量出現於文壇時,我在內心告訴自己,現代主義的輝煌時期就要變成過去。迎面而來是一個鬆綁的時代,最能清楚感受的是,家國議題不再是那麼嚴重。代之而起的,無疑是性別與族群的關切。余光中、白先勇的國仇家恨已經變成過去式,在斤斤計較的文字營造之際,總會注入濃烈的鄉愁。當我開始接觸女性文學、同志文學、原住民文學時,一個全新時代已經巍然誕生。這種微妙的變化,正好為戰後文學史發展做了精確的詮釋。
我是一個晚歸的流亡者,終於踏上海島的土地時,新興的都市紛紛誕生。我所熟悉的六○年代、七○年代城市,都已經歸檔在記憶深處。晚期資本主義終於改造了台灣的文化面貌,相應於這樣的變化,讀書市場也產生重大的變革。一九九二年回到台北定居時,才慢慢去熟悉新興的作者群。張大春、平路、朱天文、朱天心、林燿德、楊照的作品羅列在眼前時,才終於強烈感覺我遲到了。我是屬於受政治干涉的一代,但是在這些陌生作家的小說裡,他們竟是干涉政治的一代。這樣的翻轉,也對我的閱讀習慣造成極大挑戰。他們是屬於一九五○或一九六○年代出生的作家,僅僅相距十年或二十年,文字與美感的落差竟有如此。
投入新世代作品的密集閱讀,正好顯示我的時間焦慮感。彷彿被他們遠遠拋在後面,不免有著前生今世的反差。我願意持續閱讀下去,其實是在追趕我來不及參與的時代。必須要回到學界之後,我才能夠以比較從容的心情,重新閱讀年輕世代的作品。面對那樣龐大的年輕作家群,我更加可以感覺時間消逝的速度,也更加可以體會文字技巧的表現更為豐富。必須回到台灣十年之後,我才真正趕上了曾經失去的年代。伴隨著文學史的撰寫,也伴隨著公民運動的參與,我才真正感覺自己的生命有了寄託。這種感覺非常緩慢,我逐漸消化台灣,也被台灣消化。通過這樣的互動,我的生命才有紮根的感覺。其中最重要的關鍵,便是透過閱讀的實踐。
距離上一本《星遲夜讀》的出版,四年已經過去。未曾預料我所寫的書序與書評,竟然超過二十萬字以上。在文學史研究與散文創作之餘,這些額外的文字正好記錄著我長年夜讀的軌跡。無論是創作或批評的出版,其實都是在對自己生命過程的一種整頓。沒有閱讀,就不能研究。沒有研究,就無法教學。沒有教學,就不能整理自己的思考。這些連鎖的關係,我體會得特別深刻。現在我願意整理過去在聯合文學出版社的《陳芳明文集》,重新在印刻改版為全新封面。這冊《晚秋夜讀》是我過去四年的閱讀紀錄,容納了許多對新世代作品的感覺。這是我長途旅行的一次總結,新書出版只是代表著旅途上的一個驛站,也預告著下一程的長途跋涉。生命有多長,閱讀就有多長。
二○一七年五月一日 政大台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