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2014年9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休假正式開始,我計劃好好利用這一年的安靜,把過去幾年累積的文革文藝研究整理出來。可是,香港社會同時進入極度的不安和躁動,我也變得神經兮兮,一方面盡量把自己鎖在距離當下很遠的中國文革中,努力尋找它的秩序和邏輯,但另一方面,我又無法不讓自己的情感被運動綁架。書就在這樣跌跌撞撞的環境中定調—紙上,文革跟雨傘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我也知道香港的當下,或多或少影響了我書寫文革時應該擁有的泰然。
我寫文革的初衷很單純:出於簡單的好奇。我跟大部分在香港長大的同齡人一樣,對毛時代的中國一無所知,這是殖民者對被殖民者植入的無知。無知不是福,因為它會生根發芽,演變成愚昧和歧視。我想填補自己對中共的知識貧窮,也希望為自己既有的觀念帶來衝擊。是好是歹,這是一本沒有親歷文革的香港人所寫的文革書,這個位置自有它的視角。我選擇從文革入手,也隱隱帶著對革命的浪漫想像。當然,這想像很快被厚實和互相矛盾的史料所沒頂。到最後,我只希望,面對這樣一段暴烈的歷史,能夠寫一本溫柔一點的書。
雖然中國政府依然把文革定義為「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但事實是,無論它最後如何失敗,也掩飾不了它亮相時所帶出的暴力、速度、義無反顧、連根拔起,它的能量在二十世紀世界各場革命中都毫不遜色。可是在五十年後的今天書寫這一革命,我們能否溫吞一點,多些轉彎抹角,留自己也留歷史多些迴轉和對話的餘地?這書見證了自己對待這段歷史的蹣跚和關懷,有些話講得不清不楚,是自己力有不逮,也多少反映了我對當時(和現在)複雜世界的猶豫。但書寫文革,沒有讓我害怕政治,反而,我確信人們從私入公是一個實踐平等的過程,只是文革沒法堅持這個政治願景。也因此,雨傘運動在某程度可以是文革的一個反證,還看這一代人的定力,以及虛心的經營。
彭麗君 2016年5月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