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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

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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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二十世紀全球死於饑荒的人中,有80%喪命於中國和蘇聯。基於對這個問題的大量和深入的研究,文浩教授在這本書中對這些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的饑荒及其歷史和政治根源進行了剖析。他指出,斯大林和毛澤東所主導的過於雄心勃勃的工業發展計劃比革命之前的饑荒給蘇聯和中國帶來了更大的災難。

名人推薦

  作者聚焦於以饑荒作為「政治工具」這個問題,系統地分析了農民、城市人口和政府之間在糧食問題上的衝突如何造成了幾百萬人的死亡。這個具有挑戰性的發現是對中國和蘇聯歷史研究的重大貢獻,提醒社會正視大饑荒對國家與其公民關係的長期影響。他還指出,正是因為中國和蘇聯政府從這兩場災難中吸取了教訓,使他們能夠在後來幾十年的執政中避免了饑荒的再次發生。

  本書是相關研究領域的一項重大成果。作者詳細對比了兩個國情複雜的國家,分析了分別在中蘇發生的兩次「大躍進」的戰略、策略和失誤。—— 白思鼎( Thomas P. Bernstein,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作者開創了全面而系統分析中蘇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大饑荒及其影響的先河……對於這兩場二十世紀最大規模的饑荒,本書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具權威性的比較研究。—— 濮德培( Peter C. Perdue, 美國耶魯大學)

  文浩的這本書對於我們理解中國的大躍進和大饑荒極有幫助,它有力地證明了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饑荒問題進行比較研究的重要性。—— 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pley,美國聖地亞哥州立大學)

  這是一部重要、勇敢而及時的著作。作者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對人為造成的饑荒進行評估,其方法可能頗具爭議,但論據合理,分析合乎邏輯,絕對值得關注。—— 科馬克.歐.格拉達(Cormac Ó Gráda,愛爾蘭都柏林大學學院)

  文浩對饑荒和「食物政治」作了大膽而創新式的研究。他探討重大問題,為當下的辯論帶入冷靜客觀的學術精神,既有知識分子的無畏,同時完全沒有忽視本書主題的沉重感。—— 史蒂夫.史密斯( Steve Smith,英國牛津大學)

  文浩教授對發生在二十世紀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大饑荒的比較研究,是前無古人的大膽且成功的嘗試,將兩次饑荒概括為「饑荒政治」更是神來之筆!本書建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戰略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必然催發鄉村大饑荒的分析框架與敘事邏輯,挖掘了大饑荒發生的制度性、結構性成因,展示了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對蘇聯和中國歷史的貫通。—— 辛逸(中國人民大學)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文浩


  文浩(Felix Wemheuer)教授任教於德國科隆大學東亞學院,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當代社會史。他曾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留學,2006年獲得維也納大學博士學位。2008至2010年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擔任客座研究員。他的英文著作 Famine Politics in Maoist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由耶魯大學出版社於2014年出版,出版之後廣受好評。他還有數部著作,包括德文版的《毛澤東傳》。

項佳谷

  項佳谷(Jiagu Richter),現任教於維也納大學、維也納外交學院,為中國西南大學客座教授、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歐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著有《法律專業語言》、《政治家的聲音》,譯有《1900 年的北京─義和團起義》、《國際人權法》、《火車大劫案》等書。
 
 

目錄

中文版序   xiii         
致謝   xv         
前言   xvii         

第一部分:斯大林和毛澤東時代大饑荒的比較
第一章  糧食供應緊缺時期農民的「貢獻」   3
第二章  保衞城市,為政權的生存而戰   45

第二部分:毛澤東時代中國饑餓問題的政治化
第三章  饑餓問題上的等級劃分和 農民與政府的關係(1949–1958)   61
第四章  為防止城市饑荒而讓農民挨餓(1959–1962)   97

第三部分:邊遠地區的饑荒
第五章  帝國的負擔:烏克蘭和西藏的「民族化」   135
第六章  「為解放西藏抓地鼠充饑」: 中國官方歷史記載中的饑荒   155
第七章  「種族滅絕」:西藏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反敘事   173

終章與結論
終章  經驗教訓:蘇聯和中國如何避免饑荒   207
結論  饑餓與社會主義   229      
    
索引   247
 

中文版序

  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學者,我常常在想,我怎樣才能對這一研究做出貢獻。我喜歡選擇一些很多中國學者不願或不敢選擇的題目。2000至2002年間,我在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學習了兩年。在這段時間裏,我開始對大躍進和大饑荒問題產生了興趣。人民大學兩位講授人民公社時期農民問題課程的老師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我開始採訪人民大學幾位1958年被派到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支援大躍進的退休教師,這些教師曾去過這個著名的「共產主義轉型」模範試點,並對此記憶猶新。但是直到後來與村裏的老農攀談,我才意識到,對這些農民來說,那場饑荒是他們一生中最為痛苦和深刻的記憶。他們倖存了下來,但他們直至今日沒有一天不想着要有足夠的糧食。與農村的情況不同,在城市,對毛澤東時代的記憶則主要來自知識分子和退休老幹部,其更多的是關於1957年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而不是饑荒。1959至1961年,餓死的大部分是持農村戶口的人,而重點城市的人則受到了保護。

  2004年我開始以河南農村對饑荒的記憶為題寫博士論文,當時中國和西方都很少有學者對這個問題感興趣。我在饑荒時餓死近一百萬人的河南省信陽地區進行實地採訪,其中有一個村子所有的年輕人都逃難到青海,留下的婦女、兒童和老人很多都餓死了。採訪時,一些人說起那時的艱難和悲苦都忍不住落淚。那時我就想,口述史是記錄下這些聲音的最好辦法。與城市人和受過教育的人不同,農民的記憶和敘述較少受官方歷史觀的影響。他們從未提及「三年自然災害」以及「左傾錯誤」。他們直言不諱地談及偷糧、逃難和虛報產量。地方幹部也不否認他們可以比一般老百姓多弄到一點糧食。2006年我以題為《摻石頭的麵:河南省對大躍進饑荒的官方記錄和農民記憶》的博士論文獲得博士學位。這時我想,我再也不研究這個令人痛苦的題目了。

  可是,當我閱讀了有關蘇聯1931至1933年斯大林時期饑荒的書籍和材料時,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很明顯,蘇聯和中國兩個國家的情況十分相似,都是農民與政府的關係處置不當、激進的農業集體化政策和過於野心勃勃的工業發展計劃導致了饑荒。為甚麼中國共產黨沒有從蘇聯的經驗中吸取教訓,而是同樣將國家帶向了饑荒呢?是蘇聯計劃經濟式的體制和社會主義農業導致了災難嗎?為了對這類問題有更多的了解,我開始在宏觀的層面進行比較研究。2009年,斯蒂芬.維特克羅夫特(Stephen Wheatcroft)教授也有同樣的研究興趣,並且在墨爾本大學組織西方國家、中國、俄羅斯和烏克蘭學者就這兩國的饑荒舉辦研討會。即使早在那時,烏克蘭和俄羅斯學者之間的緊張局面就已經很明顯。烏克蘭官方對1931至1933年饑荒的說法是,這是斯大林組織的針對烏克蘭民族的種族滅絕。俄羅斯官方的說法是,這是蘇聯所有各民族經歷的一場災難,烏克蘭的饑荒不是有意組織的。在2009年時,沒有人會預見到烏克蘭2014年以後會發生起義和戰爭。這本書裏談到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如何建立了一種饑荒是種族滅絕的說法,以服務於建立獨立民族國家的政治目的。這個例子說明人們如何書寫和記憶歷史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所以,歷史學家不僅要努力發掘「到底發生了甚麼」,還要理解大眾記憶是如何形成的。

  在這本書的中文版裏,我們糾正了原英文版中的一些錯誤。近十年來,大躍進饑荒問題成為中外學者研究的一個熱門議題。出版了不少重要的書籍,如楊繼繩的《墓碑》。顯然這些書在中國大陸出版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此書對蘇聯和中國的比較可以為饑荒研究提供一個有用的視角,而饑荒問題與中國讀者也密切相關。對於中文版的出版,我首先要感謝本書譯者項佳谷為此付出的艱辛。我還要感謝中文大學出版社葉敏磊和楊彥妮編輯、中國人民大學辛逸、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華東師範大學徐進、科隆大學景文玉、朱美婷和維也納大學崔金珂對文稿提出的建議。

文浩
2017年3月於科隆
 

詳細資料

  • ISBN:9789882370180
  • 叢書系列:三十.三十書系
  • 規格:平裝 / 304頁 / 17 x 23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香港
 

內容連載

饑餓問題的政治化和民族主義
 
歷史學家詹姆斯.維農認為,我們不應該對饑荒的受害者給予當然的同情。他在《饑餓:當代的歷史》(Hunger: A Modern History)一書中說,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後期,馬爾薩斯認定饑荒是資源有限而人口不斷增長的自然結果,大部分人接受這種看法。而且,宗教上認為饑荒是上帝對人類罪惡的懲罰。當時,要走出馬爾薩斯的框架是不容易的,但是現代媒體把饑餓呈現為新聞,尤其是對於英國中產階級讀者來說更是這樣。饑餓成為以數字表達的人道主義關切只是19世紀最後幾十年裏的事。此外,民族主義加強了饑餓問題的政治化。「饑荒成了愛爾蘭和印度民族主義者用來指責英國統治者不人道和無能的武器:英國承諾的是自由貿易、繁榮昌盛、文明發展,而帶來的卻是饑荒和瘟疫⋯⋯饑荒強化了那些遭遇者的道義資本;殖民時期無法解釋的饑荒是對貌似存在的全球性古典政治經濟的嘲弄。民族主義利用饑荒批評殖民統治變成了一種主權訴求:他們用文件記載集體遭遇的方式,創建一個民族的存在。」3 1879至1902年之間,在大英帝國的統治下,1,220萬至2,930萬印度人死於饑餓。4當時,英國官員如印度總督喬治.納塔尼亞.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就聲稱,印度自然災害頻繁、人口增長過速,發生饑荒是不可避免的。但印度經濟界的智囊們反駁這種說法,並且在辯論中獲勝。對貧困和饑荒問題的辯論從自然條件愈來愈多地轉向政治經濟方面。5最近,歷史學家麥克.戴維斯甚至發展為稱這些饑荒為「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的大屠殺」,將其歸咎於英國放任的自由主義政策,及在19世紀後期對艾爾尼諾現象所造成的氣候變化無能為力。6戴維斯的書對殖民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提出了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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