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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年:1945年,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

零年:1945年,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

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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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廖梅璇2017年09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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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歷史最重要的是詮釋。
錯誤的詮釋往往比無知更加危險,
因為舊傷與仇恨的記憶會激起新的衝突。」——本書作者

  ◤《紐約書評》主筆、歐洲公共知識份子伊恩・布魯瑪的史學代表作
  ◤ 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史天、伊格納季耶夫、柯肖爵士,前聯合國副秘書長賀卡特爵士推薦
  ◤各大媒體《紐約書評》、《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經濟學人》、《金融時報》、《紐約客》、《史密森尼雜誌》等佳評如潮
  ◤亞馬遜書店4.4顆星高度評價
  ◤台灣版收錄深入導讀,由陳思宇、阿潑、蔡慶樺、何曼莊分別執筆

  同盟國勝利之後,正義是否得到伸張?
  重返戰後最關鍵的年代,一探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

  1945年8月,美軍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一週後,日本投降,美、蘇為首的同盟國宣布終戰。

  ▅ 被解放的一方——
  一直以來挨餓受凍的人們,突然吃太營養而暴斃。
  迫不及待重返家園的猶太人,卻發現自己不受老鄰居歡迎。
  戰爭時候親近敵方的女性,遭清算剃頭遊街示眾。
  戰時沉默不語的人,戰後突然宣稱自己是抗敵的英雄?

  ▆ 慘敗的一方——
  德國小兵棄械投靠盟軍,卻被交還給德軍當逃兵處決。
  投靠盟軍的哥薩克族人,最後被英軍滅族。
  戰敗國為了保護階級較高的女性,政府徵召本國其他女性「為國捐軀」。
  戰敗的德、日從此畏懼戰爭,不想再跟英雄主義、民族至上論扯上關係。

  ▇ 勝利的一方——
  史達林授意士兵報復納粹,強姦數以萬計的德國女性。
  盟軍默許原本該遭懲處的德、日戰犯重掌權力,成為社會重建的重要分子。
  戰勝國無法忘卻昔日光榮,從此染上了貿然發動戰爭的習慣……

  二戰結束後的世界並不平靜,當全球各地的大人物忙著重組權力時,平民百姓的重建之路也充斥著人性的掙扎,漠然、殘酷相對、逃難、復仇、背叛、寬容的事件不斷在日常生活中發生;有人趁火打劫、有人自掃門前雪、有人努力維持道德良心。

  荷蘭史學家伊恩・布魯瑪的父親在二次大戰期間被迫於德國勞動營工作,戰後倖存歸來時,亟欲回復戰前「正常」的生活,忘卻不愉快的經驗;然而另一派人卻渴望改變,希望舊有的一切砍掉重練,打破既有的社會秩序,迎向理想的未來。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期待,反映了戰後不同力量的拉扯,為了瞭解父親以及那個時代,作者展開了零年之旅,追溯一九四五年這一年世界局勢的變化。他從人性出發,探討戰後的解放情節、性慾、食慾與復仇慾;接著轉到範圍更大的國際關係,討論歐洲福利國家、聯合國、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義、歐盟等制度與組織如何興起;而在世界的另一頭,俄羅斯與東歐共產獨裁、中國共產黨崛起、中國國民黨為什麼節節落敗、美蘇冷戰等如何在各種衝突與妥協下牽動著各國人民的命運。

  不同於二戰史大多聚焦於歐洲,此書同時涵蓋歐洲國家與亞洲國家在戰後的變化,深入分析東南亞國家,包括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越南的政治權力,如何在戰敗的日本殖民者、前歐美殖民者與本地獨立分子的交錯抗衡下,形成新的威權統治。同時,作者也爬梳美軍接管日本後,日本人內在幽微的親美與反美情緒。

  在這些精彩的分析背後,作者想要回應的是當前鷹派份子興起的現象,當世界各國為了各種利益、甚至打著正義之名,不惜一戰時,將要付出什麼代價?而戰爭勝利,就能確保光明的未來嗎?還是將帶來更漫長的黑暗或更大規模的戰爭?

  致當年在世界各地掙扎求生的人們。

——重量級評論——

  ★《紐約書評》Charles Simic,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零年》書寫的歷史範圍之大,鋪天蓋地,卻沒有犧牲事件的複雜性與議題探討的深度。這本書寫得很好、史料搜集得很深入,通篇收錄了許多鮮為人知的事實與精闢的政治情勢分析。在無數書寫二戰歷史的作品中,本書出類拔萃,給讀者一個完整的戰後、解放後世界的概覽,不只寫了歐洲,也涵蓋亞洲地區。作者書寫了發人深省的一九四五年:那一年,恐怖行為仍層出不窮,而整個世界也從剛發生的恐怖中逐漸甦醒,就從那個時候開始反思,我們要如何才不會重蹈覆轍。

  ★《紐約時報書評》Adam Hochschild,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零年》是寫二戰這場「正義之戰」的劫後餘生,原本立意良好而發動的戰爭,卻帶給很多人負面影響,甚至傷及無辜。布魯瑪精通六國語言,讓他對於這個時代能有更多情感上的連結(他荷蘭籍的父親還在柏林勞改營待過)。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布魯瑪是歷史學家、人道主義者。放眼世界,少有人能夠把東方與西方連結起來討論,他是其中的鳳毛麟角。《零年》有種腳踏實地的宏偉壯麗。他書寫一系列人類群相、發生在世界各角落的悲慘故事,筆法微言大義而發人省思,丟掉無關痛癢的細節與哲理辯論,著眼在一九四五年,人類受苦的維度、道德錯亂的深度、最終誕生一線的希望……《零年》非常精彩,不只是因為這樣的作品前所未見,也因為這本書集壯美與謙遜於一身。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布魯瑪細膩呈現了戰爭的面向與苦果。作者尖銳的行文風格,超越了舊智慧的窠臼。他最重要的洞見也許是,二戰並不單純是對立陣營的衝突而已。勝利的陣線之中,也有十惡不赦的壞人;而潰不成軍的,也不只是納粹。許多戰爭的前線(最著名的是南斯拉夫)更是腹背受敵;許多勝利帶來的是冷酷無情的下場。感念那些以勇氣、決心挺過一九四五年威脅的先人,數十年後能回歸常態是這些人努力的成果。布魯瑪的《零年》向這批人的努力致上敬意。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本書優雅、充滿人道關懷。當今歐亞洲這一代人已經沒有二戰的記憶了,這本智慧之書,用作者的詞彙來說,會提醒大家「精神外科醫師」的歷史地位,這批政治家與鬥士如何在殘垣斷瓦中重建了兩個大陸。

  ★《紐約客》The New Yorker
  反映真實人類處境的一九四五年戰後史。

  ★《史密森尼雜誌》Smithsonian Magazine
  布魯瑪的這本書驚心動魄,迫使人們正視這個問題:許多現代的勝利和創傷,就是在這個懲罰、復仇、苦難、療癒同時發生的關鍵年代扎根的。

  ★《出版人週刊》特別推薦Publishers Weekly (starred)
  採第一人稱敘事,最著名的段落是作者父親還是一名荷蘭大學生時,被納粹抓去勞改。布魯瑪這本書扣人心弦,也成功兼顧全球性的視野與其中牽涉到人類終極的關懷。

  ★《柯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對二戰後於殘破中重生的世界有深刻的觀察與省思。布魯瑪生動描寫了在歐亞一片廢墟中,人類事務回歸常態的第一步。布魯瑪的觀點深具權威,啟發人心。

  ★《書目雜誌》Booklist
  一九四五年,二戰終止,但也開啟了一個新世界。原先被占領、摧毀的城市開始轉型;被解放的人歡慶自由;有仇報仇;饑荒遍地;正義尚未伸張;士兵與難民歸鄉;有的苦難終結了,有的延續,有的甚至正要開始。
  布魯瑪是相當博學的學者,著述遍及宗教、民主、戰爭議題。他在這本書概述戰後全球的轉變,強調共通的主題:普天同慶、飢餓、復仇、歸鄉、重拾信心。雖然悲觀的原因很多,但很多機制是在戰後快速建立起來的,像是聯合國、現代歐洲福利國、國際犯罪司法系統,在在也展現了無比的樂觀心態。布魯瑪熟悉亞洲歷史,也讓這本書的觀點更加國際化。但這是一個關於他父親的故事,一個荷蘭人在納粹勞改營倖存,於一九四五年歸鄉的故事,這個故事主軸也串起整本書各個不同的面向,讀來更為動人。

  ★歷史學家史天(Fritz Stern)
  傑出地再現一九四五這個關鍵年代,其中的勝利與失敗,混亂與羞辱。書中的主角是人民,而非某個國家。由布魯瑪來寫《零年》再適合也不過,因為他非常熟悉歐洲與亞洲歷史。本書的特色是處處流露的智慧與大量的知識,兼顧了深刻的同理心與無庸置疑的公正性。作者父親被送進德國勞改營的命運給他靈感,讓他以個人經驗出發書寫;而在面對這些恐怖記憶的同時,作者用心理解當時的歷史,他的努力實在令人讚嘆。這是一本傑出的作品,寫作風格精湛。

  ★聯合國前副秘書長布萊恩・賀卡特爵士(Sir Brian Urquhart)
  伊恩・布魯瑪以盪氣迴腸的筆調,記述了二戰最後幾個月發生的慘劇、難以置信的殘忍行為和不經大腦思考就付諸行動的事;還描寫了和平降臨後最初幾個月,世人應對上述局面的經過。即便是快七十年前的事,讀到一些段落,我仍感受到不能承受之痛,讓人不忍卒讀。布魯瑪的父親是荷蘭人,在納粹柏林勞改營中奇蹟倖存,躲過盟軍的空襲,直到德國人投降後歸鄉;這本書也指出,邪惡力量所造成的恐懼還在,陰霾未曾全然退去。

  ★歷史學家伊恩・柯肖爵士(Sir Ian Kershaw)
  深入鑽研史料,全書結構嚴謹,行文優美,作者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二十世紀關鍵的一年,其恐懼、希望、幻想和接下來製造問題的始作俑者,歷歷在目。全書鏗鏘有力,是優秀的作品。

  ★《以撒・柏林傳》作者伊格納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
  《零年》是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伊恩・布魯瑪對這一年的記錄不僅生動、富有同情心,且扣人心弦。布魯瑪融合了幾個重要的主題:伴隨勝利而來的普天同慶和性解放,跟隨戰敗而來的復仇清算,以及在這慘絕人寰的全面戰爭後,憧憬世界變得更和平、公義、人權更受到保障。書中的故事發生在世界各地,西起荷蘭,東至日本,筆下男男女女的主人公皆是一般老百姓,他們拾起殘破世界的碎片,為了後代子孫,重新建立這世界,我們都是他們的後人。布魯瑪在這部精彩壯闊的歷史大作裡,公平公正地評價了我們父執輩和父祖輩的努力。

  ★《野獸日報》The Daily Beast
  在死傷無數的戰爭與大屠殺之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評論家曁史學家布魯瑪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全面探討一九四五年的歷史。全書由布魯瑪的個人故事談起,這本書的寫作靈感來自於他父親在戰時與戰後的經歷,布魯瑪敏銳的觀察力,位讀者打開認識戰後世界的一扇窗。

  ★《野獸日報》Lucas Wittmann, The Daily Beast
  我以前花了許多時間閱讀戰壕、地面戰、空戰的書,但沒有一本像布魯瑪的《零年》這麼精彩。這本書將會改變你看待戰後世界(也就是我們當今所處的時代)的方式。

  ★中國作家許知遠
  這本書的迷人之處,它既是歷史事實,又引人充分遐想。它探究了歷史中的曖昧之地,也顯示作者著力要從昔日的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中擺脫出來。

  ★《經濟觀察報》
  《零年》並無成為歷史教科書的雄心,而是細緻地展示了在這一「零年」中人們各種各樣的生活狀態,其中有些人的目標只是獲得溫飽、找到一個棲身之地,另一些則想著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有些懷著復仇的渴望,另一些些期待儘快洗白自己骯髒的歷史;有些保持著重建家園的願望,另一些則有著改變社會的雄心。許多年來,我們接觸到的,大部分都是簡單化、概念化的歷史,讀一讀《零年》,可以讓我們瞭解到真實的人生是複雜的、正義的實現永遠不是完美的,更可以讓我門從許許多多普通人身上,看到那是怎麼樣一個滿目瘡痍的世界、一個滿懷希望的年代。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 1951-)


  當代備受尊崇的歐洲知識分子。在荷蘭萊頓大學念中國文學、東京日本大學念日本電影。一九七〇年代在東京落腳,曾在大義英的劇團「狀況劇場」演出,參與麿赤兒創立的舞踏舞團「大駱駝艦」演出,也從事攝影、拍紀錄片。八〇年代,以記者身分在亞洲各地旅行,也開啟了他的寫作生涯。

  布魯瑪關心政治、文化議題,文章散見歐美各大重要刊物,如《紐約書評》、《紐約客》、《紐約時報》、《衛報》、義大利《共和報》、荷蘭《NRC》等。曾任香港《遠東經濟評論》文化主編 (1983-86)、倫敦《旁觀者》國外部編輯 (1990-91)。曾在柏林學術研究院、華盛頓特區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紐約大學雷馬克中心擔任研究員。曾受邀到世界各大學、學術機構演講,如牛津、普林斯頓、哈佛大學等。現為紐約巴德學院(Bard College)的民主、新聞、人權學教授。並自2017年5月,擔任《紐約書評》主編。

  2008年,獲頒伊拉斯謨獎(Erasmus Prize)肯定他對歐洲文化社會、社會科學研究的特殊貢獻。《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也在2008年、2010年推選他為百大思想家、全球公共知識分子。

  他的寫作獨樹一格,不只引人入勝,且發人省思。2008年,榮獲修文斯坦新聞獎(Shorenstein Journalism Award)。《阿姆斯特丹謀殺案》榮獲2006年洛杉磯時報書卷獎最佳時事書獎。《殘酷劇場》獲2015年美國筆會頒發年度藝術評論獎(Diamonstein-Spielvogel Award)。著有《零年: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殘酷劇場:藝術、電影、戰爭陰影》、《我的應許之地》、《罪惡的代價:德國與日本的戰爭記憶》等數十部作品。

譯者簡介

白舜羽


  台大工商管理學系、哲學系雙學士,挪威科技大學應用倫理碩士,英國雷丁大學商學院博士候選人。譯有《有毒污泥愛你好》、《輕輕鬆鬆實踐綠設計》、《父親的罪》,合著作品《倫敦腔:兩個解釋狂的英國文化索引》。
 

目錄

導讀 陳思宇
導讀 阿潑
導讀 蔡慶樺
導讀 何曼莊

序曲

第一部    解放情結
第一章 歡欣
第二章 飢餓
第三章 復仇

第二部    清理廢墟
第四章 歸鄉
第五章 解毒
第六章 法治

第三部    決不讓歷史重演
第七章 充滿自信的晴朗早晨
第八章 教化野蠻人
第九章 世界一家

尾聲
譯後記
謝辭
影像
 

前言    

  父親的故事一直縈繞我心。就他的年齡跟背景而言,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歷並不特別。他的故事很悲慘,但比他更悲慘的故事所在多有。

  第一次聽到父親談論戰爭時,我年紀還很小。有些回憶一定很痛苦,但他不像有些人一樣對戰爭避而不談。我很喜歡聽他講這些故事。父親書房的抽屜裡有一本相簿,我閒來無事時常拿出來翻閱,裡面有一頁拼貼了幾張黑白小照片:簡陋的東柏林勞動營;父親在正式照片裡扮鬼臉;西裝上別著納粹袖章的德國人,看上去像在發號施令;週日到郊區湖畔出遊;幾位烏克蘭金髮女孩對著鏡頭微笑。這些照片並不特別,但我還是覺得不尋常,心中有許多疑問。

  在當年,這些已經算是快樂時光了。當時跟烏克蘭人打交道大概是禁忌,但每當提起那些女孩,父親仍然流露出傷感的眼神。這些相片沒有記錄父親的遭遇:他幾度瀕臨餓死、差點被操死、受蟲子折騰,或拿積水的彈坑當公廁兼唯一洗澡的地方。不過在我心頭揮之不去的,並不是這些艱苦的情境,而是他回家之後發生的一些事。

  父親來自荷蘭東部小鎮奈美橫(Nijmegen),當地居民大多信奉天主教。一九四四年,這裡發生了阿納姆之役(Battle of Arnhem)。要塞阿納姆橋與奈美橫有段距離,盟軍在激戰後奪下奈美橫。我祖父於一九二〇年代被派任為當地的新教牧師,照顧為數相對不多的門諾教徒社群。 奈美橫位於邊境,從我父親家到德國,只要步行就可以到了。由於德國物價相對便宜,家族旅遊多半是穿越國境,在德國度過。大約到了一九三七年,納粹的行徑開始變得連觀光客都無法忍受。有一天我們家路經希特勒青年營(Hitler Youth camp),親眼目睹幾個年輕男孩遭到一群穿制服的青年痛毆。一回在萊茵河的遊輪上,祖父朗誦起海涅(Heinrich Heine)對萊茵河女神致敬的〈羅蕾萊之歌〉(The Lorelei)(他大概是故意的),讓同行的德國乘客非常難堪(因為海涅是猶太人)。這也讓祖母忍無可忍,此後我們家族旅遊就不去德國了。三年後,大批德軍從奈美橫進入荷蘭。

  即使德軍占領,日子還是得照常過。對多數荷蘭人來說,至少在占領的頭一兩年,只要不是猶太人,生活還正常得有點詭異。我父親在一九四一年進入烏特列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就讀法律系。有志成為律師的人,都必須加入學生組織,成為兄弟會一員(時至今日,多少還保留這種規定)。然而,兄弟會是菁英組織,入會後所費不貲。雖然祖父是新教牧師,社會地位不差,但收入並不足以支應父親所有開銷,因此祖母娘家一位富有的舅公決定補貼父親的社交花費。

  然而就在父親即將加入兄弟會之際,德國當局認為兄弟會可能成為反抗勢力孕育的溫床,因而明文禁止。在這之前,幾位猶太教授被逐出大學。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的法學院院長魯道夫‧克萊夫林格(Rudolph Cleveringa)在一場著名演說中對此表達抗議;他當時也做好被捕的準備,事先打包好牙刷與換洗衣物帶在身上。隨後他果然被捕。學生開始罷課,其中許多人都是兄弟會成員。萊頓大學被迫關閉,在德國禁止猶太學生上學之後,阿姆斯特丹兄弟會也自行解散。

  但烏特列支大學仍照常運作,兄弟會也轉往地下繼續運作。欺負新成員的殘酷儀式不得不祕密進行。一年級新生在會裡稱為「胚胎」,照理說得把頭髮剃光,但為了躲避德國人的耳目,這項規矩也免了。只是胚胎們還是得繞圈青蛙跳、不得安眠、任人宰割,老鳥想出各種虐待遊戲來羞辱他們。父親和其他社會階級與教育程度相同的人一樣,接受這些折磨,毫無怨言。當年的狀況就是這樣(如今亦然),吊個書袋,套用拉丁文的說法,這就是所謂的「約定成俗」(mos)。

  一九四三年初,年輕男性面臨另一項更嚴峻的考驗。德國占領軍下令所有學生簽署忠誠誓約,發誓不從事任何對第三帝國不利的行為,拒絕簽署者會被送往德國,強制在納粹兵工廠工作。父親跟其他八成五的同學都拒絕簽署,就此開始躲躲藏藏的日子。

  幾個月後,他收到烏特列支學生反抗軍的徵召令,重返故鄉。這件事的始末至今不明。有可能是學生一時慌張,也或許只是經驗不足,而釀成這個愚蠢的錯誤。這些人說到底還是學生,而非久經沙場的游擊隊戰士。總之,父親偕同祖父一起抵達車站。但很不幸地,碰巧遇上納粹強拉年輕人去德國勞改,月台兩側都被警力封鎖了。納粹警告,若有人脫逃,他們的父母也難辭其咎。父親擔心連累祖父母,於是自投羅網,此舉雖然出於一片孝心,卻不是什麼英雄行徑,至今這件事偶爾還會讓他心煩。他們一群人被送到一個惡劣的小集中營,親衛隊(the SS)用野蠻的方式在這兒訓練荷蘭的地痞流氓。父親在那裡僅短暫停留,戰爭其餘時間,他都待在柏林一間工廠製造火車煞車器。

  這是個五味雜陳的經歷,至少一開始是如此。荷蘭的學生勞工只要不積極抵抗德國人,就不會被送進集中營。到頭來,工廠的單調乏味、為敵工作的羞恥感,睡在冰冷又充斥蝨子的軍營中,還是換來了一些犒賞:父親還記得聽過幾場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指揮「柏林愛樂」的音樂會。

  克諾爾煞車工廠(Knorr Brakes)裡可能也有許多祕密活動。一位名喚艾利松先生(Herr Elisohn)的黑髮男子,只要荷蘭學生工人一接近就會躲到一邊。其他人也避免過從甚密,像名字是羅森達(Rosenthal)之類的男性工人,行事特別低調。父親後來臆測,工廠裡可能藏著猶太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情勢急轉直下,英國皇家空軍開始長期轟炸這個德國首都。一九四四年,美國B-17轟炸機加入「蘭開斯特轟炸機」(Lancasters)的行列。但一直要到一九四五年的頭幾個月,柏林市區及居民才受到全面的毀滅攻擊,爆炸與大火幾乎沒有停過:白天美國人攻擊,晚上換英國人。到了四月,蘇聯的「史達林風琴」(Stalin Organs)火箭發射車開始從東邊轟炸整座城市。
 
  有時學生可以幸運擠進防空洞與地鐵站,但集中營犯人就沒有這種特權,倉促挖成的壕溝經常就是他們面對轟炸時唯一的庇護。父親回憶,當時學生對此既興奮又害怕。最痛苦的折磨之一,是睡眠不足。因為轟炸不斷,空襲警報吵鬧不休,爆炸、尖叫聲四起,石塊與碎玻璃不斷掉落。儘管學生很容易因而喪命,也有幾位學生確實遇害,但這些轟炸機仍讓他們亢奮不已。

  一九四五年四月,勞改營再也不宜人居,狂風與大火把屋頂、牆壁都摧毀了。父親透過一名可能沒那麼支持納粹的新教教會聯絡人,在郊區一棟別墅找到寄居之處。房東太太連哈特女士(Frau Lehnhard)已經收容了幾個從柏林市區廢墟逃離的難民,其中包括德國律師胡梅林博士(Dr. Rümmelin)和他的猶太夫人。先生害怕太太被捕,於是在屋內藏了一把左輪手槍,以備萬一被查獲時,夫妻倆可以共赴黃泉。連哈特女士喜歡唱德國藝術歌曲,父親則擔任她的鋼琴伴奏,他說這是他在柏林最後戰役中,「罕有的文明回憶」。

  到東柏林上班途中,父親經過已成斷垣殘壁的街頭,那是蘇聯與納粹部隊在一棟棟房子之間交火的傑作。在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Platz),父親站在史達林風琴後面,聽著它發出不祥而尖銳的聲響,對著希特勒的政府大樓轟炸,這讓他終其一生都很害怕爆炸聲與煙火。

  一九四五年四月底或五月初某日,蘇聯軍人來到連哈特女士的房子。這些不速之客通常會輪姦所有女性,不分老幼。但這回並沒有發生,不過他們發現了胡梅林博士的左輪手槍,我父親差點因此送命。由於這些士兵都不通英文或德文,因此解釋為何有槍也是徒勞。士兵把屋內僅有的兩名男子,胡梅林博士和父親,壓在牆上準備處決。父親記得當下有種宿命感油然而生——他已目睹太多生離死別,對自己即將死亡一事反倒不特別意外。就在千鈞一髮之際,不可思議的運氣扭轉了命運:一位會說英文的蘇聯軍官突然出現,他採信了胡梅林博士的說法,處決於是取消。

  父親跟另一位蘇聯軍官相處融洽,這位軍官之前在列寧格勒當高中教師。他們無法用言語交談,哼唱貝多芬與舒伯特的樂句是他們的溝通方式。這個叫瓦倫汀(Valentin)的軍官帶父親到一個接送點,那裡曾是西柏林勞工階級居住的郊區,現在已變成廢墟,父親得從那邊出發找到城市東邊的難民營。途中另一位荷蘭人加入父親的行列,他大概是納粹合作者或前親衛隊成員。此時父親已經好幾個禮拜作息不正常,舉步維艱。

  走沒多遠,父親就不支倒地了。這位可疑的同伴把父親拖進一棟殘破的建築,他的德國妓女女友,住在幾級階梯上的一個房間。父親不記得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他大多時候可能都處於昏迷狀態。這位妓女救了他一命,一直照顧到他能自行走去難民營為止。難民營有一千多名來自各國的人士,包括集中營的生還者。大家只能將就著共用一副水龍頭。

  六個多月後,父親回到荷蘭。照片上的他,身子仍然因飢餓加上水腫而顯得虛胖。一套不合身的西裝,褲子上還有尿漬。這套衣服大概是美國門諾教派的慈善組織發放的,也可能是祖父遺留下來的。儘管父親浮腫蒼白,相片中的他看起來還是很開心。幾個同齡男子圍著他舉起啤酒杯,嘴巴張得老大,像是在歡呼或高唱學生歌曲。

  大約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父親回到烏特列支兄弟會,當年他二十二歲。由於戰時的入會儀式是祕密進行的,兄弟會學長決定讓整人儀式重來一遍。父親不記得自己有被叫去青蛙跳或胡亂使喚,只有剛進大學的年輕小夥子才會受到這種待遇,其中有些人可能才剛從更惡劣的環境回來。也可能是躲藏數年的猶太學生,一些甘願冒著殺頭風險的非猶太人,在戰爭時期,好心把他們窩藏在家中的地板下才倖存。但父親記得沒有人對這些入會儀式感到特別困擾。無論是猶太人還是非猶太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這些故事通常不太愉快,也沒有人感興趣。入會儀式中,新「胚胎」會被吼、被羞辱,甚至被塞進擁擠的地窖中(這遊戲後來在兄弟會稱為「集中營扮演」)。

  這就是我覺得奇怪的地方:在經歷過這麼多風風雨雨之後,父親怎能忍受這種荒誕的行徑?至少應該要覺得不合常理吧?

  不會啊,父親反覆道,不會,這樣很正常,當年本來就是這樣。這是「約定成俗」,沒有人會質疑。他後來稍加解釋。他覺得欺負猶太裔生還者很不妥,但不知道其他人是怎麼想的。

  起初我非常不解,但漸漸地我想我有點懂了。「正常」這種想法似乎提供了一絲線索。人們急於回到納粹占領前他們所知的世界,也就是在轟炸之前、集中營之前、殺戮之前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惡整「胚胎」再正常不過。這是他們回到過去的方式,也是回家的方式。

  當然還有其他可能性。或許在目睹極端暴力後,學生遊戲相對顯得無害,只是年輕人無傷大雅的嬉鬧罷了。最喜歡整人的人,本身大概沒有經歷過太多創傷,他們現在終於有機會耍狠。假如受害者本身承受過更殘酷的折磨,這些整人的傢伙就更痛快。

  我之前說過,父親的故事雖然不是最慘的,但也夠慘的了。父親的故事讓我不禁疑惑:在人類史上最慘烈的戰爭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個世界如何從一片廢墟中重生?當數百萬人餓著肚子,或是決意報復時,會發生什麼事?各個社會或「文明」(當時很流行的字眼),如何再度重建?這種想讓一切恢復正常的渴望,是人類在災後的自然反應,這是人的本性。這種以為世界能復原成戰前樣貌的念頭,彷彿一九三九年前後十年間的各種暴行都不算數,顯然是一種幻想。

  然而,無論是各國政府或人民都抱持這種幻想。法國與荷蘭政府以為可以取回殖民地,恢復原本的生活,就像回到日本侵略東南亞之前那樣。但這不過是幻想,因為世界已經不可能回到從前的樣子了。太多事情發生,太多變化產生,許多人被連根拔起,有時甚至整個社會也被連根拔起。很多人,包括一些政府,也不希望回到過去。一度為國王與國家賣命的英國工人,不再安於舊有的階級制度,在擊敗希特勒兩個月之後,他們就用選票讓邱吉爾下台。史達林無意讓波蘭、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回到任何形式的自由民主體制。即使在西歐,許多知識分子也認為高舉道德大纛、以「反法西斯主義」為包裝的共產主義可以取代舊秩序。

  戰爭在亞洲帶來了更戲劇性的轉變。印尼、越南、馬來、中國、緬甸、印度等國家的人民,都目睹了同樣是亞洲國家的日本,如何羞辱西方殖民宗主國。船堅炮利的西方神話就此幻滅,國際關係不再可能一如以往。而日本人則像德國人一樣,看到領導者的春秋大夢灰飛煙滅後,面對勝利盟軍恩威並施下要求的種種改變,也只能半推半就地接受。

  英、美女性因戰時需要而投入職場,貢獻勞力,戰後也不願從經濟獨立回到家庭的約束。當然許多人還是回到了家庭,就像殖民地得花上好些時間爭取完全獨立,女性經濟完全獨立也不可能短時間達成。想要重新建立更好的世界,希望毀滅戰爭不再發生,這種想要改變的願望,和只想「回歸正常」的保守渴望之間,永遠存在著激烈衝突。這些願望皆源自真誠的理想主義。就算「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無力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這些人的理想也沒有因此破滅。一九四五年時,他們仍希望組成「聯合國」(United Nations)永保世界和平。隨著時間過去,我們發現這種理想就跟想要讓時光倒流一樣虛幻不實,但這並不會減損理想的力量,也不必然貶低所欲達成的目標。

  某方面來說,一九四五年戰後所發生的事,在人類歷史上早就有過。古希臘人很清楚人類復仇心理的毀滅性,悲劇作家用戲劇呈現以法治化解血海深仇,拿審判代替復仇。東西方的歷史不斷上演著想要捲土重來的夢想,把戰爭導致的廢墟當作建立理想新社會的地基,但這些新的理想往往只是新瓶裝舊酒。

  我對於戰後時期的興趣,部分來自當前的時局。近年來我們看到許多例子:人民對革命戰爭滿懷希望,希望藉此推翻獨裁者,建立新的民主體制。不過,我最主要的目的,是想了解父親與他那個世代的世界。一部分或許是因為孩子天生就想知道父母的經歷,等到孩子比當年的父母更老時,好奇心更強;特別是當父親歷盡滄桑,孩子只能憑空想像而無法實際體驗時,更想一探究竟。

  讓我好奇的,不僅僅如此。父親在戰爭中險些送命,之後又站在戰後廢墟中幫忙創造了這個世界。我們就是在這個世界中長大的。我們這一代受到父執輩夢想的薰陶:歐洲福利國家、聯合國、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義、歐盟。一九四五年所創造的世界也有其黑暗面:俄羅斯與東歐的共產獨裁,毛澤東從中國內戰崛起,冷戰。

  父執輩當年的世界大半已分崩離析,或在瓦解邊緣。不過讓人欣慰的是,上一次世界大戰影響所及的地區,至少在物質條件上,現今的生活品質幾乎都比一九四五年大幅提升。而當年最害怕的事,大多沒有發生。蘇聯帝國瓦解,「冷戰」最後的戰場是朝鮮半島,或許是狹窄的台灣海峽。然而在我寫作這本書的同時,到處都有人在談論歐洲、美國、西方的衰落。戰後時期的一些恐懼已然褪色,但許多夢想也悄然消逝。只有少數人還相信有一種「世界政府」可以帶來永久的和平,還願意相信「聯合國」可以讓世界免於衝突。邱吉爾在一九四五年敗選,正是因為人民期望建立新的社會民主體制與福利國家,而非持續征戰,但這個夢想如今卻因意識型態之爭與經濟問題而傷痕累累,幾乎潰散。

  我很懷疑人們是否真的能從歷史中記取教訓,了解過去的愚行,並無法避免未來犯下類似的錯誤。歷史最重要的是詮釋;錯誤詮釋過去,往往比無知更危險。過去的傷痛還在;仇視導致新的衝突事件。然而,至關重要的是,我們得知道並了解過去發生的事,否則無以理解自己所處的這個時代。我想知道在過去那些長夜漫漫的日子裡,父親所經歷過的一切,這讓我更加了解自己,當然還有我們所有人的人生。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9280549
  • 規格:平裝 / 432頁 / 25k正 / 14.8 x 21 x 2.16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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