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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

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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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儘管很多著作都談論過毛澤東在權力如日中天時黨內外對他的崇拜,卻還沒有一本專著系統地探討這種「崇拜毛」的現象及其本質。本書即是該領域研究的開山之作。

  作者收集了大量機密檔案文獻、大小物證、政治傳單等,在扎實史實基礎之上,指出對毛的崇拜不同於以往的皇帝崇拜,而是現代特有的統治工具,並層層分析了其背後邏輯和理性操作。研究集中於探討對毛的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不僅引人入勝地重現了狂熱荒誕的歷史現場和細節,更敏銳地發掘出在瘋狂異化的表象背後,這種崇拜所具有的工具性、現代性與政治性。

  本書為理解文革乃至中國的未來,提供了獨到且富有洞見的角度,因為書中所討論的崇拜現象及邏輯,在今日中國仍然沒有走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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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關於毛澤東崇拜的研究著作,深刻犀利地分析了當代中國領袖崇拜的政治和概念起源。除官方媒體資料和中央指令之外,作者還使用了地方檔案以及從舊貨市場收集到的原始文獻,並以此為基礎將地方政府還原為更具體的基層幹部、解放軍軍官、互相競爭的中共領導人等,他們在製造毛崇拜的過程中都發揮了關鍵作用。文革中紅寶書的出版,讓億萬中國人得以直接學習毛語錄,破除了由黨壟斷的解釋權,並造成了持續的後果。本書對毛澤東崇拜的言辭與儀式的研究極具價值、引人入勝,並且告訴我們,對中國這段重要歷史時期的研究仍然大有可為。—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榮譽教授)

  里斯的大著基於難得的史料,為我們闡述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中國的盛衰,其中大量檔案材料是從未引用過的。對「崇拜毛」這一複雜的社會現象,里斯作了精闢的分析,並提出了具有說服力的見解 。至於這是一個特殊時代的特殊現象還是一個可稱之為周而復始的形態,諒讀者們自有評說。—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瑞典隆德大學教授)

  本書是全世界第一部探討崇拜毛澤東的問題和現象的專著。書中較細緻地追述了這種崇拜的由來和演變,並深入概括了其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體現和氾濫,十分具體地展現了對毛澤東的崇拜在語言、媒介、儀式和用品等等層面上的諸多特點,進而頗為有力地從現當代世界中許多領袖崇拜文化的視角分析和把握了這種崇拜的影響、意義和取向。本書充分顯示了作者對於中國現代歷史研究的學術功力和學理水平。—唐少傑(清華大學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


  德國弗萊堡大學現代中國歷史與政治系教授。
 

目錄

插圖、圖表、地圖與表格目錄   xiii
中文版序  丹尼爾.里斯   xv
中譯者序  唐少傑   xix
前言   xxvii
 
導論   1
 
第一篇  走向「個人崇拜」   21
第1章  「秘密報告」及其影響   25
第2章  商品二重性   41
第3章  重新定義「崇拜」   57
 
第二篇  卡里斯馬式的動員   75
第4章  活學活用   79
第5章  紅寶書   95
第6章  個人崇拜的景象   113
 
第三篇  崇拜與屈從   131
第7章  模糊的象徵   135
第8章  表忠的語言   153
第9章  崇拜儀式及其物象化   171
第10章  抑制崇拜   197
 
結論  219
 
大事年表   229
註釋   233
參考文獻   279
索引   301
 
 

中文版序

丹尼爾.里斯


  幾年前我完成《崇拜毛》一書的英文手稿時,在大多數觀察者眼中,對這位中國共產黨前主席的崇拜看上去已經消退成為歷史。對毛的崇拜僅僅被視為一段越發遙遠與離奇的過去,它的特征是對那位「我們心中最紅的紅太陽」非理性爆發的儀式崇拜和明顯不可理喻的言辭崇拜。除了流行文化中懷舊式的提及,以及在收入差距和腐敗問題越發嚴重的政治環境下仍然繼續依戀公平和社會正義的少數毛主義頑固分子之外,崇拜毛看上去已經喪失其全部的現實相關性。

  本書的寫作目的最初可以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我希望用史料還原文化大革命中崇拜毛的現象,分析這種領袖崇拜的具體形式和其出現的特定歷史背景,以便更好地理解其與當代的聯繫和在當代的傳播;另一方面,我對這種崇拜背後的結構和功能十分感興趣,這種崇拜在文革的早期曾被用作動員的方法,但是,非常矛盾的是,其在文革運動的後期卻被用作實現無條件服從的工具。對毛澤東的崇拜常常被簡單地視為基於「天命」的合法性主張,或者其他神權概念中皇帝崇拜的傳統的、精英主義的結果,或者按照文革後的說法將其視為封建「遺毒」。但通過將此種崇拜作為現代特有的統治工具(基於媒體宣傳、黨內支持網絡以及民粹主義的群眾運動)進行分析,我對崇拜毛的闡釋與以上這些說法都有着巨大的差異。這種崇拜具有雙重屬性:一是一種沉悶枯燥的正統,通過展現人格化的符號來支持黨的領袖以集中大眾情感與忠誠;二是同時呈現出的破壞性潛質,即通過「卡里斯馬式的動員」1將領袖的媒體形象作為動搖黨正常統治根基的資源,而這一點與關於共產黨專政的性質與穩定性的討論越發相關。

  儘管我在本書的結尾留下了悲觀的評論,預測在中國未來的政治中個人崇拜的問題可能會捲土重來,但政治事件卻進行得比預測得要快得多。由於對黨領導的先鋒性的說法、在層級化的黨組織內政治交往的基本原則都沒有發生改變,對中央或地方領導人進行有組織的崇拜,一直都對黨的團結造成持續威脅。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紅色文化運動及其對文革美學和語言的懷舊,是培植民眾以期在省一級範圍內提升個人媒體形象的最顯而易見的嘗試。2012年3月薄熙來倒台的幾天前,前總理溫家寶在公開場合含糊地表示:如果黨不能實施進一步的政治改革,文化大革命的動亂還會捲土重來。2但僅僅在習近平升任後不久,這位新的中央領導人再一次有意識地培育其公共形象,使這種形象在視覺上和言辭上都足以被稱為是來自中央所精心策劃的領袖崇拜。3儘管到目前為止習還沒有從根本上挑戰集體領導的觀念,但是他已經被官方稱為第五代領導「核心」,他的形象和聲望也極大地超越了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伴隨着習近平在公共安全、經濟改革和反腐鬥爭領域中越發突出的地位而出現的集中化,促使了中國政治光譜大大移向左傾的可能。而這種左傾勢力就包括不久前剛去世的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他是文革小組裏最後一個去世的),他2014年11月在香港接受《明報》採訪時表示希望習近平能夠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成為第二個毛澤東。4但是,據戚本禹所講,即使習只是處置腐敗的新權貴階級中的一部分,「哪怕做不到毛澤東,能趕超普京也行」,但這也絕非易事。習試圖通過「兩個不能否定」5的說法限制對以往歷史的批評,這又助長了那些對他繼承毛遺產特別是文革的期待。「兩個不能否定」指的是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習近平很晚才表達了他對1981年《 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裏對文革官方評價的贊同,6此時日益接近的文革五十週年紀念日帶來了許多將習和毛相比較的言論。目前還沒有什麼跡象表明習近平打算追隨毛澤東的革命道路,或者他為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未來遠景會依靠領袖崇拜而動搖黨的統治。習近平現今培植的領袖崇拜,看來與中國在民國時期由國民黨和共產黨領導人發展出來的做法如出一轍,這種崇拜曾被彭真描述為在公共符號下用來團結黨和群眾的「工具」。

  但是,這種逐漸聚集到領導人身上的符號化力量在整個過程中從來就沒有被完全控制。香港媒體在2017年3月引用中辦4號文件,指出習近平希望將自己對黨的意識形態的理論貢獻精簡為「習近平思想」,在十九大時寫入黨章,從而與之前的中共領導人並列,並且對國家主席的任期有重大修訂。7因而,我認為對於毛崇拜的形式和功能的分析不只是歷史學家的興趣。儘管科技的進步已成為現實,這種崇拜所提出的主張也決定性地由「革命」的內涵轉向「民族主義」的內涵,然而這種崇拜依舊值得從當今政治制度的運作來進行考察。

  如果沒有北京清華大學唐少傑教授──一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專家──辛勤的工作和持續的鼓勵,這部書的中譯本就不會問世。他遴選了秦禾聲、高康和楊雯琦三位有能力的譯者,完成了中譯本的初稿。唐教授憑藉着他對毛崇拜中晦澀細節的了解,指導了整個翻譯過程,對翻譯工作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議,並最終審校了譯文。我還要對閆夢晗表示感謝,她在對比中英文稿件上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並指出了書稿語言上的某些不足。另外,我要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致以謝忱,感謝他們在當下艱難的政治環境下仍然同意出版《崇拜毛》的中文版,並且專業地完成了此書的製作。我衷心地希望這部書的中譯本能夠為未來有關中國毛主義個人崇拜的歷史細節和遺產的討論,以及如何構建和闡釋社會主義領袖崇拜的理論探索做出貢獻。8雖然到目前為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研究的「黃金時期」似乎暫告一個段落,但是對於本書提出的許多問題,仍然值得未來更加全面的討論和更加具有比較性的分析。

北京
2017年4月4日
 

詳細資料

  • ISBN:9789629967987
  • 叢書系列:三十.三十書系
  • 規格:平裝 / 352頁 / 17 x 23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香港
 

內容連載

第3章  重新定義「崇拜」

對於中共領導層來說,1958年上半年是一段不停奔波與連續參加會議的時期。毛在這一時期的講話中反覆地回到教條主義主題。他廣泛地強調必須克服對蘇聯模式和「專家」的盲目崇拜。在這段時期內,不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對於經濟發展應極為關注開發重工業的理解,政策的重點轉向了農業集體化。憑藉發起「大躍進」,中國似乎便能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這一口號(「大躍進」中最顯著的口號)的指導下跨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時期。破除迷信是要在培養「真理」崇拜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完成,而毛澤東思想則被認為是最接近於真理的思想。正如本章所示,在「大躍進」時期,毛在領袖崇拜和思想解放之間巧妙地設定了一種辯證關係,1這與最初自延安時期以來在公眾範圍內引發其個人崇拜是有所不同的。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省會成都召開會議。在一系列的講話中,毛通過援引諸多先賢(例如從耶穌、佛祖到馬克思和達爾文這樣的宗教領袖、科學家和哲學家)強調了自發獲取真理相較於努力積累知識的優先性。根據毛的論述,他們全都在年輕之時各自做出開創性的發現,並沒有受過長期教育的影響。進而,一旦發現了真理,他們便會不懈地堅持着他們自己的見解。毛澤東將這一堅持不懈的品質與中共過去的發展進行類比。中國革命成功地抵制了斯大林的建議,並被斯大林斥為假革命。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聯的援助是必要的,但也同時帶來並滋生了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僵化了創造力和比較思維能力。在破除了對外國模式的迷信後,毛聲稱未來值得崇拜的對象只有一個:真理本身。

毛回到「商品二重性」這一主題,他批評了教條主義崇拜的影響:「戲台上的英雄豪傑出來,與眾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樣的人。中國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繼續當下去。中國藝術家畫我和斯大林的像,總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從於蘇聯的精神壓力。」2雖然毛堅持認為斯大林在估計中國革命過程時犯有嚴重的錯誤而應受到指責,但是他也厭惡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因為他認為這樣的批判是片面的,並且沒有對斯大林的正確與錯誤做出區分。斯大林的許多思想是「相對正確或基本正確的」3,因此對他個人的崇拜不應當被定罪。「他們不掛〔斯大林的〕像,我們掛。」4畢竟,崇拜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崇拜個人,而是在於崇拜具體的真理。毛因而再次通過其「商品二重性」的觀點提出了他對個人崇拜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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