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周禮》是一本很難讀的書。首先，這部《周禮》到底是何人何時所著？書中描述的是什麼年代什麼朝代的典章制度？至今仍是一筆糊塗帳。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孟子‧萬章》）既然孟老夫子要求的「知人論世」我們做不到，那麼，「讀其書」也就很難了。說其難讀，還難在語言文字的障礙。書中用了許多古字古語，例如㮚（栗）、囏（艱）、媺（美）、虣（暴）、（礦）、抭（舀）、䱷（漁）、邍（原）、匶（柩）等等，這些古字，在其他古籍中都很少見到，甚至有些字是唯一見於此書的。再如，〈冬官考工記‧弓人〉有「牛戴牛」一語，若不是鄭司農告訴我們「角直一牛」，還真得費心去思量一番，而當明白了其文意是指牛有好角，就相當於牛頭上又頂著一頭牛的雙倍價值時，又不禁為古人妙語妙喻而啞然失笑。當然，最難的還是書中所敘的名物制度，由於時代變遷，又經「禮崩樂壞」，有些禮制就連漢儒禮學宗師鄭玄也都說不清楚了，例如〈夏官‧司弓矢〉「其矢箙皆從其弓」，鄭注：「從弓數也。每弓者一箙百矢。」賈疏：「按《詩‧頌》云『束矢其搜』，毛注云『五十矢為束』，鄭從之。至此為百矢者，無正文，鄭兩從不定也。」有些禮制在社會生活中早已廢置，就更無從考究了，例如〈天官‧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鄭注：「四禮唯禳其遺象今存。」再如，所謂畿服之制，於古代社會從未實行過，只是儒家理想化的產物，所以在《尚書》、《逸周書》、《國語》等古籍中所述服數、里數、名稱等亦多駮文。《周禮》謂王畿千里，畿外九服，共五千里。那麼，王城有多大？〈春官‧典命〉鄭注意謂方十二里，〈冬官考工記‧匠人〉「匠人營國，方九里」鄭注又依王城解之，為方九里。賈疏：「鄭《異義駁》『或云周亦九里城』，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不取〈典命〉等注。由鄭兩解，故義有異也。」王城九里也罷，十二里也罷，千里王畿，或畿服五千里之說，王城的里數為何皆未計入？老實講，筆者至今未能明白。諸如此類的疑問之處尚多，注譯不清乃至謬誤之處定然不少，惟待通人達者有以教之！
正因《周禮》難讀，故此《新譯周禮讀本》註定不會是大眾讀物。儘管近三十年來，中華大地顯現傳統文化、國學、儒家等種種熱，然而《周禮》一書仍是冷門。有些高等院校設立了國學院，私人書院也多借國學熱而興起讀經之風，但教學《周禮》者似乎沒有，各種機構、國學專家們提倡的經典書目，也不見《周禮》的身影。可以預見，這本《新譯周禮讀本》難以成為暢銷書，如能長銷就謝天謝地了。
承蒙三民書局不棄，約稿《新譯周禮讀本》。筆者學殖荒落，誠惶誠恐，勉力為之，孜孜三載，書稿終於殺青。撰寫不易，賣出也難。我猜想，出版社和作者這對歡喜冤家，可能都會於心中暗笑對方之癡吧！
最後，關於本書有幾點說明：
一、本書以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雕本《十三經注疏‧重刊宋本周禮注疏附校勘記》為工作底本。校勘主要參考阮元《校勘記》、孫詒讓《周禮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之趙伯雄整理的《周禮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二○○○年十二月第一版），誤字徑改，不出校記。
二、古人注釋，除《周禮注疏》的鄭玄注、賈公彥疏之外，主要參考清孫詒讓《周禮正義》。今人注述主要參考林尹先生《周禮今註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二○○五年八月初版八刷）。〈冬官考工記〉主要參考聞人軍《國學經典導讀‧考工記》（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二○一一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三、正文不分卷。前五官以〈序官〉為一段落單元，其屬官每官之職各為一段落單元。「注釋」與「語譯」附於每一段落單元之後。較長段落單元（〈序官〉及正、貳、考之職）則適當劃分小段，「注釋」和「語譯」即附於每小段之後，以求層次清晰，便於讀者參照。〈冬官考工記〉以〈總敘〉為一段落單元，三十工每工為一段落單元。「注釋」與「語譯」附於每一段落單元之後。篇幅長者（〈總敘〉、〈輪人〉、〈輈人〉、〈梓人〉、〈匠人〉、〈車人〉）根據所製器物不同劃分小段。「注釋」和「語譯」仍附於段落單元之後。惟〈攻金之工〉一節，為築、冶、鳧、㮚、段、桃六工之序，單立一節。當下屬〈築氏〉，但與〈築氏〉分別附「注釋」和「語譯」。
四、注釋力求簡明，古今解說有歧義者，注釋、譯文擇善而從，不做繁瑣考證。失考者存疑。
五、前文有注，後文一般不再出注。但有些冷僻字詞而又切關文意者，為方便讀者，適當重出注，以免讀者前後翻檢之勞。
六、注釋中通假字、假借字、古代通用字，以「某通某」表示；古今字、異體字，以及因古文、籀文或隸變產生形體差異的字，以「某同某」表示。
七、注釋引用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清孫詒讓正義，第一次出現用全稱，其後則略稱為鄭注、賈疏、《釋文》、孫正義。
八、語譯採用通俗白話，儘量用直譯法，以便讀者與原文對照。由於古今詞彙用法變化、語法句式不同，個別處酌情意譯。有些專用名詞，不便譯出，或避免譯文過於累贅，則於注中加以解釋，譯文則沿用原詞。
九、根據叢書統一體例要求，《周禮》六官，每官前冠以「題解」，說明題意及全篇大旨。每官之後附「研析」一篇，因篇幅限制，且有些屬官的六官歸屬尚存疑問，故僅就六官主要職責略加說明分析，旨在幫助讀者閱讀理解。
十、全書採用新式標點。
是為序。
賀友齡
丁酉年冬月於北京
導讀（節錄）
二、《周禮》的面世
關於此書的面世，主要有三種說法：
其一，河間獻王得自民間，獻給朝廷。首見於《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後《隋書》、《經典釋文》等亦為此說。《隋書‧經籍志‧經部》：「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
其二，出於山巖屋壁。此說出於馬融，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云：「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7，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
其三，出於孔壁，由孔安國獻給朝廷。《經典釋文‧序錄》引鄭玄《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凡五十六篇，記百二十一篇，《周禮》六篇。」孔穎達〈禮記正義序〉引《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傳》：「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
第三種說法最不可信。最早記載孔壁藏書的是《漢書‧楚元王傳》附〈劉歆傳〉所載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又見《漢書‧藝文志》：「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安國獻之。」許慎〈說文解字敘〉亦云：「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諸書所言孔壁書，皆未有《周禮》，則孔安國所獻孔子壁中藏書，應無《周禮》。說孔安國獻《周禮》，蓋源於誤會馬融《傳》所謂「屋壁」，以為是指孔壁藏書。鄭玄為馬融弟子，據《隋書‧經籍志‧經部》載：「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則鄭玄承師說而誤解其意。其後，范曄、孔穎達等皆沿襲鄭說而已。
至於前二說，論者或以為有所不同，認為其一為獻王於景帝時所獻；其二為武帝時出自民間，入於祕府。以時代論，《漢書》在前，馬融作《周禮傳》在後，自當以《漢書》更為可靠。尤可注意的是，筆者認為其實二者並無明顯矛盾。獻王所得之《周官》，《隋志》、《釋文》所云「李氏」為何人，已不可考證，但得自民間獻書則無異義。馬融所謂「山巖屋壁」，不過是泛指民間而已。而將此書上獻朝廷的時間，二說也不矛盾。《漢書》未言何時所獻，《經典釋文‧序錄》云：「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未必說景帝時獻《周禮》，故下又云「或曰」云云。〈河間獻王傳〉云：「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此書則很可能就是武帝時獻王來朝所獻，〈獻王傳〉未言獻書事，蓋其缺載。如此，則與馬融所說武帝得獻書時間一致，而與《史記》言武帝封禪採《周官》文的時間也相合。故孫詒讓認為，馬融所謂「入於祕府」之本，就是獻王所獻之本，與孔壁無關8。
綜上，《周官》一書的面世，應為河間獻王得自民間，武帝時獻上朝廷。書獻上後，即被收藏祕府，諸儒不得見，直至成帝、哀帝時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祕書，得以著錄於《別錄》、《七略》。王莽攝政時，劉歆將之改名為《周禮》，奏以為禮經，立博士，此書才大行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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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惠帝四年除挾書律，此說孝武時，蓋誤。
8 孫詒讓《周禮正義》「周禮」大題疏：「祕府之本，即獻王所奏。……至馬〈序〉云『出山巖屋壁』，只謂埋藏荒僻，與淹中孔壁，絕無關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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