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研究之目的及概念陳述於引論一章開頭幾頁。F.H.斯威夫特教授(F. H. Swift)稱其論《迄於公元七○年之古以色列教育》(Education in Ancient Israel to 70 A.D.)一書,是「首次以英語嘗試對古代以色列教育做一廣泛探究,而這種研究早已涉及其他古代民族的教育」,此仍為不刊之論。該作發表之後,內森.莫里斯(Nathan Morris)又做出另一有相當價值的研究,即《自遠古至公元五百年的猶太學校》(The Jewish School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Year 500 of the Present Era)。然而,兩位作者論述的猶太史時段過長,以至於未能窮盡無遺。
本研究限定於猶太學校已充分發展和試驗過的第二聖殿(the Second Commonwealth)和坦拿(Tannaim)時期(編註:或譯傳道時期),乃首次嘗試對猶太人的古代學校體系做出一個完整而詳盡的闡述。
筆者避免論及與上述時期猶太教育無直接關聯的問題,因此省略了如聖經的正典化、法利賽派(the Pharisees)與撒都該派(the Sadducees)的起源及類似有爭議的主題。
本研究最初作為博士論文撰寫,並於一九三七年提交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研究委員會,其後全稿已經過認真修訂。
筆者受惠於弗洛倫斯.E.班伯格(Florence E. Bamberger)教授、E.厄爾.富蘭克林(E. Earle Franklin)、西德尼.B.赫尼格(Sidney B. Hoenig)及塞繆爾.羅森布拉特(Samuel Rosenblatt)博士,感謝他們在本書撰寫過程中提供的建設性批評和有益的建議。筆者向他的妻子希莉亞.H.德拉金(Celia H. Drazin)表示深深的感激,感謝她始終如一的溫柔鼓勵——一位名副其實的「配偶」(help meet)。筆者也向伊妲•弗里德曼(Ida Friedman)和伊迪絲.赫爾曼(Edythe Herman)小姐表示特別感謝。
最後,筆者向巴爾的摩「祈願之門」(Shaarei Tfiloh Congregation of Baltimore)會堂的會眾表示誠摯的感謝,過去七年筆者都是該會堂的精神領導者,沒有他們出色的合作與包容,本書不可能完成。
N•D•
一九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