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古斯都

引言——丹尼爾・孟德爾索

序幕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尾聲

譯者後記
 

引言                                                

　　身為作家、詩人和大學教授的約翰・威廉斯，近年以他久被忽略的《史托納》引起國際文壇的一陣騷動。然而相較於他稍早完成的小說，他的最後一個作品《奧古斯都》看來似乎有點奇怪。首先，《奧古斯都》於版出一九七二年，次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小說獎，是他四本作品中唯一一本在他有生之年獲得公開的讚揚。（威廉斯一九二二年生於德州，在丹佛大學英文系擔任文學和文學創作教授三十年後，一九九四年於阿肯色州逝世）。更重要的是，這小說以羅馬第一位皇帝豐富多采的一生，以及其改寫歷史的功業為主題，似乎與作者其他成熟的作品中明顯的美國關懷、平凡的角色，以及簡約的敘述相去甚遠。一九六〇年出版的《屠夫渡口》敘述一個來自波士頓的年輕人，被愛默生的超驗主義搞糊塗後，到達一八七六年的西部，要探索「荒野」，相信那是「他能找到一生核心意義」的所在；他在那裡參與了一次野蠻的水牛捕獵，暗示了追尋「美國夢」所付出的代價。一九六五年出版的《史托納》勾勒出上世紀初到中葉一位密蘇里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寂寂無名，以及在表面看來不甚成功的一生；他的出身極為低微，視學院為「庇護所」，是一個他最終尋獲的地方，那是一個「他孩提時代在自己家裡應該感受到安全與溫暖」的地方。（威廉斯發表在一九四八年的第一本小說《只有夜》（Nothing But the Night），描述一位有心理障礙的紈絝子弟，作者後來把此小說排除在他的主要作品之外）。

　　要找一個明顯酷似這兩個富有理想，但最終幡然醒悟的小人物作為小說的角色，我們很難不會想到真實世界中歷史上知名的領袖如奧古斯都。在他接近八十年波濤洶湧卻宏偉壯闊的生命中，他好幾個複雜的名字，不論被授予或主動攫取、被擴大或被精心設計、獲得或揚棄，都幾乎與威廉斯給予其他兩個虛構人物僅僅雙音節的名字產生可笑的對比。讀者可能注意到，兩個角色——威廉・安德魯、威廉・史托納——與作者有著相同的名字：這個巧合幾乎難以讓人不會揣測兩本小說的自傳色彩。

　　《奧古斯都》卻沒有類似的暗示了。這位皇帝為他的時代帶來政治上和文學上的盛世，於西元前六十三年出生時被取名為蓋烏斯・屋大維・圖里努斯，那一年是政治家西塞羅遏止了貴族階層推翻共和體制的企圖，（三十年後奧古斯都會親手對這個垂死的政治制度施以致命的一擊）。他出生於平民階層裡富裕的騎士家庭，在離羅馬二十五哩的一個省分長大，青少年時期雖然體弱多病，卻展現出充足的雄心壯志，使舅公印象深刻，並收為養子，此後便被稱為蓋烏斯・尤利烏斯・凱撒・屋大維努斯，（或簡稱屋大維）。

　　西元前四十四年，在凱撒遇刺，及後來元老院頒布命令把他封為神祗後，這位不可思議的十九歲青年急於要利用已故親人的聲望，以及提升自己在凱撒老將心目中的地位，便自稱為蓋烏斯・尤利烏斯・凱撒・狄威・菲力烏斯（即「神的兒子」）。到他二十五歲在腓立比剷除了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為凱撒復仇時，那個嶄新的蓋烏斯・尤利烏斯・凱撒已精明地利用各種手段成為羅馬世界中的三位軍事領袖（即「三人聯盟」）之一（其他二人分別是馬克・安東尼及瑪爾庫斯・埃米利烏斯・雷必達），進入了權力的核心。從此，他名字中「蓋烏斯」和「尤利烏斯」便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統帥」，與英語世界的「皇帝」（emperor）同源，是軍事上軍隊用作稱讚英勇將領的頭銜。

　　在下一個十年中，這位凱撒・狄威・菲力烏斯統帥已從他剩下的唯一對手馬克・安東尼手中奪得廣大羅馬的絕對控制權。他於西元前三十一年在亞克興打敗安東尼，次年安東尼與他的情人克莉奧佩托拉雙雙自殺。統帥下令把克莉奧佩托拉的青少年兒子凱撒里昂處死——因為他的父親正是尤利烏斯・凱撒，是一個潛在的敵人——並表示「太多凱撒不是好事」。在他三十三歲統一天下後，便開始鞏固他的權力，巧妙地在傳統的共和體制下合法化他的獨裁統治，並在法律、政治、文化各方面為一個在某種形式上延續了十五個世紀的帝國奠定基礎。而實際上不僅如此；現在羅馬天主教會的架構，也是直接源自奧古斯都所創設的政治制度。

　　這位老練得令人驚訝的人物從來沒有使用過的稱號是「王」（rex），一個被羅馬人厭惡的字，而殺害他舅公的兇手中便是懼怕他想要稱王；這位一統天下的君主精明地稱自己為「第一公民」。在西元前二十七年，明顯地為了要感謝這位新的凱撒結束了一個世紀以來的流血內戰，並在海內外建立了政治上的穩定，元老院投票通過授予他一個前所未有，且富含宗教意味的額外頭銜：奧古斯都，（意謂「被崇拜的人」）。這是他在歷史上為人所知的名字，一個與他出生時被賦予的名字無任何相似的地方。

　　於過去的自我無任何相似的地方！這正是《奧古斯都》與前兩本小說潛藏近親關係的所在。威廉斯的作品中一個強烈的主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對自我的體認可以隨時勢或機緣產生不可逆轉的改變。在《奧古斯都》中，威廉斯竭盡所能地不執著於閃亮的歷史外衣，而聚焦在難以捉摸的主角本人身上，他比大部分人更必須要演化出新的自我，以掌握局勢。威廉斯這本最後的小說令人驚訝的地方，在於其赫赫有名的主角到結局時，與作者其他兩本小說中飽受挫折的主角，並沒有多少差異——也即是說，相較於我們大部分人，他沒有更好，或更壞。這部波瀾壯闊的長篇歷史故事，不僅與我們有某種親切感，且有著濃濃的人情味。

　　羅馬第一個皇帝的事跡是歷史小說理想的題材。這個文類要達到最成功的境界，端賴是否能在學術性的嚴格規範處理史實，和對角色與動機有獨具慧眼的想像兩者之間獲得平衡。奧古斯都是一個我們知道很多，卻同時知道很少的人物，他因此鼓勵我們作進一步描述與發明。

　　奧古斯都在世時，便有各種傳記、流言蜚語、文字紀錄和捕風捉影的臆測在流傳。其中一本在古代會被視為獲得授權的傳記，作者是身兼哲學家與歷史家的尼科拉烏斯・達馬斯庫斯，是奧古斯都同時代的人物，也是小說中的一個角色，他的經歷包括曾經短暫擔任安東尼和克莉奧佩托拉所生孩子的家庭教師。奧古斯都自己撰寫了他具有權威性的自傳《奧古斯都功業錄》（Res Gestae Divi Augusti），明顯是要達到政治宣傳的目的：自傳文字刻在銅板之後，鑲嵌在他的陵墓外兩根大石柱上，然後再在整個帝國復刻。

　　如果我們相信歷史家塔西圖斯（Cornelius Tacitus）在奧古斯都執政一百年後所寫的，便可知奧古斯都的性格和動機已經是他同輩間討論的話題。在他的《編年史》（Annals）中，塔西圖斯記錄了奧古斯都在西元十四年他七十六歲去世時的一個論戰：

　　有人說「他是被逼參與了內戰——那是沒人能預謀，也不是有正當的道德原則便可以策動的——那是基於他對父親（即凱撒）的責任，以及國家存亡之所繫。在那個法治派不上用場的時代⋯⋯全國陷於內戰，除了讓單一個人統治國家之外，沒有任何良方妙藥可加以拯救。他建立的國家沒有國王或獨裁者等統治階層，只有「第一公民」⋯⋯公民有法律可遵守、盟友備受尊重；國家建設帶來財富的增加；他只有在少有的情況下使用武力，而且只是為了要帶來更大的安定」。

　　但是：

　　另一方面，據說「他對父親的責任，以及當時國家的危急情況只是一種掩飾：事實上是一股宰制的慾望讓他僅以一個少年身分，用賄賂的方式煽動資深老將，組成一支私人軍隊，削弱了執政官集團軍的力量⋯⋯在元老院萬般不願意的情況下，他奪下執政官的職位，並利用他統領的軍隊，對安東尼發動戰爭以對抗共和體制本身。羅馬公民被放逐、土地被分割⋯⋯這一切無疑帶來了和平，但那是淌著血的和平。」

　　的確，奧古斯都有可能在經營某種神祕色彩，作為掌控權力的方式：如果人們難以揣測他的個性和動機，他的行動也同樣的難以被掌握。難怪他的國璽琢製成迷樣的獅身人面像。

　　如何書寫這樣一個人物？這個問題在《奧古斯都》中在尼科拉烏斯被委託撰寫這位第一公民的傳記時，不著痕跡地在他口中提出。在一次與奧古斯都會晤後，對於如何書寫這位做事謹慎得讓人厭惡，卻又嗜好賭博，便在信中困惑地向朋友說：「你懂我的意思嗎？有那麼多的事情無法說出來。我幾乎可以相信，一個能讓我暢所欲言的形式還沒有被發明出來。」這是威廉斯針對內行人設計的一個玩笑話：尼科拉烏斯夢想的形式——當然是威廉斯最後決定使用的形式——是書信體小說。這個文類是奧古斯都死後十五個世紀才被發明，被視為這個文類第一個作品的是一四八五年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人迪亞哥・聖佩德羅（Diego de San Pedro）所寫的《愛的牢獄》（Prison of Love）。不過，這文類的根源，可直接追溯到奧古斯都統治時期的詩人奧維德。奧維德也是本小說的角色之一，但在現實生活中利用了一些當時宮廷裡的八卦消息，撰寫了一部以二十一封書信組成的《女傑書簡》（Heroides），是神話故事中的女性寫給愛人的情書。（交遊廣闊的奧維德因喜歡散佈流言蜚語而惹禍：他最後被流放到荒涼的黑海附近，可能是因為他牽涉奧古斯都家族的一樁醜聞）。

　　長久以來書信體與浪漫的題材密不可分，實際上完全契合威廉斯所構想的小說。不僅是（被虛構的）書信，更有日記、元老院的法令、軍令、私人的便箋，以及未完成的自傳，折射出小說的面貌，同時具有令人感到滿足的複雜度，和處理恰當的主觀性和浮光掠影的整體印象。（在文類的選擇上，威廉斯毫無疑問的受到桑頓・懷爾德（Thornton Wilder）於一九四八年完成的小說《三月十五日》（The Ides of March）的影響。該小說中一連串發生在凱撒被刺殺之前的事件，是由虛構的信件及文件呈現，並直接引用歷史人物的作品，像與凱撒同時期並認識的卡圖盧斯，以及西元一世紀的歷史家蘇埃托尼烏斯）。在《奧古斯都》中，除了少數例外，所有虛構的信件或文件的作者都是歷史上真有其人，而威廉斯無法忍受歷史小說僅是把過去「現代化」，他顯然要好好把握機會來扮演一些知名人物。在創作《奧古斯都》時，他曾寫下一則筆記，說他堅決「不要讓基辛格穿起托加袍。」

　　儘管西塞羅與凱撒敵對，卻在某一個階段，與被他低估的屋大維結盟而令自己身陷危厄，這位演說家展現了以下的機鋒與傲慢：「這個孩子一無是處，我們不必恐慌⋯⋯我過去對他不錯，我相信他也欣賞我⋯⋯我太理想主義了，我知道——連我最親愛的朋友也不否認。」入世的奧維德向朋友普羅佩提烏斯敘述他在競技場皇帝的包廂內消磨一天，觀賞馬車競賽，也是自覺的充滿詩一般的雕琢：「太陽剛開始努力的從東方升起，透過森林般的建築物把羅馬喚醒⋯⋯」
　　
　　即使是只留下少許文字風格的人物，只要有歷史文獻的記載讓我們能加以認識，都在威廉斯筆下變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出身名門卻生性古怪的梅塞納斯，是文學和藝術的贊助人，也是賀拉斯、維吉爾和奧古斯都的好朋友，他被描繪為唯美主義者，其吹毛求疵的品味（「有關他的雙眼已經有很多的說法，往往是在拙劣的詩行，或更糟糕的散文裡」）往往隱藏著不帶惡意的冷靜與堅持；我們難以想像一國之君會樂意忍受別人的奚落。奧古斯都的第三任妻子是野心勃勃的莉薇亞（其兒子提比略最後繼承了帝位），表現得冷靜務實，與她身邊的人相比，也不會過於老謀深算：比起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我，克勞狄烏斯》（I, Claudius）中的莉薇亞被塑造的恐怖形象，不擇手段毒殺馬塞盧斯、阿格里帕及其兩個兒子，以防止他們繼承奧古斯都王位，《奧古斯都》中的莉薇亞是一個更有說服力的角色。（威廉斯筆下的莉薇亞實事求是地寫信給他兒子，要求他與愛妻離婚，以便與他深惡痛絕的皇帝女兒茱莉亞締結一段王室婚姻，「我們的未來比我們自身更為重要」）。此外，威廉斯杜撰了部分瑪爾庫斯・阿格里帕已經散逸的回憶錄，讓這位奧古斯都年輕時認識、為他立下汗馬功勞、最後成為他女婿，以及王位繼承人的父親，以簡練的散文體，對歷史事件提出「官方」版本：「而在三人執政聯盟組成，以及尤利烏斯・凱撒及凱撒・奧古斯都在羅馬境內的敵人被剷除後，還剩餘西面海盜塞克圖斯・龐培的勢力及東面正被流放的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威廉斯知道如何有效地利用具有說服力的文體特徵；他讓阿格里帕習慣性地用「而」[and]一字作為發語詞）。他早期的作品可能引起商榷的地方，是他偶爾努力經營文字之「美」而削弱了可信度，尤其是《屠夫渡口》中的安德魯，口中常常說出風格高雅的句子，卻與一位不諳世事的年輕人格格不入。書信體的《奧古斯都》讓威廉斯製造了腹語的效果，避免了語言與角色身分不合的弊病，是他最嚴謹的作品。

　　他尤其精明的作法是讓奧古斯都的聲音一直被保留，直至小說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讀者才能夠在他寫給尼科拉烏斯・達馬斯庫斯（虛構的）長信中聽得見。並不令人感到訝異的是，奧古斯都對自己過去的敘述，與小說前兩部分很多對他的假設與推想不完全符合。舉例來說，某位朋友認為年輕的屋大維在聽到到凱撒死訊時痛哭失聲與手足無措，其實是——至少年邁的奧古斯都讓他的收信人相信如此——表達了出「漠然無感 」的情緒，以及隨之而來的是勝利的喜悅，「我忽然間感到一陣狂喜⋯⋯我知道我的天命。」威廉斯在奧古斯都虛構的自述中參雜了擷取自《奧古斯都功業錄》的片段，彷彿要強調肉眼所見與真相之間、官方與非官方之間、公共敘述與個人敘述之間那道無法彌補的鴻溝。個人生命中的真相在哪裡？威廉斯的興趣不僅僅在於歷史，而是歷史寫作，使得這部小說顯得不平凡，其關懷的課題也充滿了反諷。威廉斯筆下的奧古斯都讀了尼科拉烏斯為他寫的官方版傳記，再反思自己的官方版自傳後，便用挖苦口吻說，「在我閱讀那些著作和寫下我的事蹟時，我似乎是在閱讀和書寫一個擁有我的名字而我卻幾乎不認識的人。」

　　對威廉斯這位精明的歷史小說家來說，那不可知的層面所引生的挑戰，也是一個好處。就像其他以古典世界為題材所寫的最傑出的歷史小說，如瑪格麗特・尤瑟娜（Marguerite Yourcenar）的《哈德良回憶錄》（Memoirs of Hadrian）、桑頓・懷爾德的《三月十五日》、羅伯特・格雷夫斯的《我，克勞狄烏斯》，以及瑪莉・雷諾特（Mary Renault）描寫西元前五世紀雅典的《最後的美酒》（The Last of the Wine）等，《奧古斯都》想要召喚起過去，並非要貿然地把它重建。

　　因為僅僅要重建過去，便會讓作者失去空間，以表達《奧古斯都》及其他作品核心裡嚴肅的文學關懷。在一九八五年的一次訪問中，威廉斯談及《史托納》和《奧古斯都》的共同主題時說：「我要在兩個故事中處理支配的問題，還有個人責任、仇恨與友誼⋯⋯除了規模不一樣之外，爾虞我詐以鞏固權力這件事，在大學與在羅馬帝國是一樣的⋯⋯。」個人權力的效用（以及權力的爭奪）這個主題，實際上是奧古斯都統治期間的一個插曲，卻激發了威廉斯的想像，並啟動了小說的故事。在《屠夫渡口》完成後不久，作者第一次聽到一個足以撼動皇室以及整個羅馬帝國的驚人醜聞：西元前二年，奧古斯都被逼要把心愛的獨生女兒茱莉亞流放到一個名為潘達特里亞的小島上。其中一項指控是通姦罪——她違反了父親訂定的道德法令，這些相當嚴苛的法令是奧古斯都為他的新國家恢復羅馬的傳統美德而實行的措施之一。（她被判刑是由於與提比略的婚姻令她厭惡，無法脫身而明目張膽的發生婚外情，聲名狼藉。）另一項指控是叛國罪：有明確的證據證明與她發生婚外情的男人同屬一個集團，企圖阻止提比略繼承帝位。

　　作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女人，她的情慾使她與自己的責任產生嚴重的衝突——這樣的故事讓威廉斯看見了動人的主題，他稱之為「公共利益與私人的欲求和需要之間的矛盾」。這個主題由奧古斯都的女兒茱莉亞——聰明、說話充滿機鋒、叛逆、見聞廣博、冷靜豁達，是小說中最難以捉摸、最引人入勝的角色——在威廉斯為她杜撰的日記中口中尖銳地道出：「在一個無力的國度裡，沒有什麼事情是要緊的；在這裡等著，著實有點奇怪。在我原來的世界裡，一切都是權力，任何事都是要緊的。人們甚至為權力而愛；愛情的目的並不在於其帶來的喜悅，而是權力帶來的千百種歡愉。」小說主要分成兩個部分並不讓讀者感到意外：第一部分敘述奧古斯都出人意表攀上權力高峰，第二部分以茱莉亞日記為主軸，描繪出主要是奧古斯都思慮不周地安排皇室婚盟，想要讓權力永續，反而激起了派系鬥爭，以及被暗殺的可能性，帶來個人與家庭幸福的崩壞。換句話說，第一部分是有關奧古斯都在公共的、政治範疇的成就，第二部分是在私人的、情感範疇的失敗——威廉斯暗示後者是前者潛藏的代價。

　　個人與機構（制度）的衝突也是在《史托納》中看得見的主題。值得注意的是，《史托納》是作者知悉茱莉亞的故事後下筆的小說，是以反轉的方式勾勒茱莉亞的故事輪廓：有備受挫折的男主角不斷地、堅忍地把自己的私慾埋藏在他的責任底下，就像我們一般人一樣，讓自己被糾纏其中，最後也構成了他的一生。男主角有一段不愉快的婚姻，只與他彼此惺惺相惜的研究生發生的戀情，才讓他獲得短暫的解脫；他也身為人父，（威廉斯特別擅於處理父女關係中的柔情，這也出現在《奧古斯都》中）；主角普普通通的職業生涯，只有幾位小心翼翼的盟友有限度的支持，卻曝露在一兩個在處理系務無時無可避免地交惡的敵人面前。小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賣點是發生在一場博士論文口試中，史托納企圖阻擋他死對頭的學生通過口試，該學生毫無準備而且作弊，卻獲得指導教授的庇護：他剛開始獲得勝利，但是他的死對頭不久便成為系主任，此後便開始阻撓他的學術生涯，使他的人生變調，持續多年，（在《奧古斯都》中，撒維第也努斯・魯佛斯——奧古斯都年輕時的好友，最後卻出賣了他——觀察到「每一次的成功揭示無法預期的困難，每次的勝仗讓我們可能失敗的範圍變得更大。」）

　　然而威廉斯的作品無法被簡化為一系列有關個人與體制抗爭，或個人在體制內掙扎的寓言。其中一個原因是，像大部分人把《史托納》視為學院小說——正如愛爾蘭小說家約翰‧麥格翰（John McGahern）所指出的，那是一部有關「大學生活」的小說——格局便變得太小了，無法讓人思考此作品中微妙的心理層面，以及複雜的倫理議題。（作品最重要的敗筆是史托納的太太被塑造成冷酷無情：為了要讓史托納受盡痛苦折磨，她的惡劣行為安排得有點超過。）另一個原因是這種簡化無法說明《屠夫渡口》中對社會和制度束縛幾乎沒有著墨，反而是其不存在而造成小說中某些可怕的現象：角色在獵牛行動中以及其後，倒退到文明前，或自我中心的麻木狀態（「只有食物和睡眠才是他們心中最有意義的事」）。

　　事實上，約翰・威廉斯三部成熟作品中的核心主題是頗為廣闊的：那是當史托納為了家庭和工作而必須拋棄情人時說說的，「我們畢竟是屬於這個世界」。威廉斯的作品所關心的是，不管是哪個角色，其一生往往是他與外在世界的摩擦下所產生的無法預期的產物。那個外在世界可以是大自然，可以是文明社會，是科羅拉多州內伊甸園般廣闊的荒野，是州立大學裡狹窄的教學大樓，是捕獵水牛的血腥屠殺，是羅馬元老院頒布的放逐令，是密蘇里州的小農場，是安提俄克或亞力山卓金碧輝煌的宮廷。在《奧古斯都》的一個情節中，正於羅馬逗留期間的斯特拉波・阿馬西亞向屋大維年輕時的導師問及這位領袖年輕時的模樣，那位年邁的希臘智者回應，「他跟任何人都一樣⋯⋯他會成為他將要成為的人，憑他個人力量，與命運的偶然。」

　　三部小說皆達致一個不可避免卻又頗有見地的結論，那是「個人的力量」和「命運的偶然」的摩擦，往往是一種侵蝕：其過程可以令我們自覺的形象變得模糊，成為一個陌生人。在安德魯剛要出發捕獵水牛之前，他對一個心地善良的妓女為之傾慕卻不能與她發生關係——他是以另一種方式失去純真，在捕獵水牛過程及其後。善良的妓女提醒這位細皮嫩肉而且英俊瀟灑的年輕人這趟行程會讓他的臉變硬，他的手也不再溫柔。這個預言名符其實發生在他獵牛之旅的高潮：「在黑暗中安德魯用手拂拭臉部，他覺得觸感粗糙而奇怪⋯⋯他很好奇他現在的長相如何，也好奇如果法蘭辛現在看到他，會不會認得他。」同樣的，史托納在他人生走到終點時，了解到無論他曾經擁有的理想為何，都屈服於機緣與不可抗逆的現實，讓他成為一個有別於他理想中的人：「他夢想過某種正直，某種無瑕的純潔；但是他遇上的是妥協，是淪陷在瑣事的樂趣中。他曾經相信智慧，但多年下來，他找到無知。還有呢？他想。還有呢？」

　　同樣的，威廉斯的奧古斯都擁有很多名字，最後一個與他出生時的名字沒有任何相同的地方，這生動地反映出強烈吸引著作者的，是一連串無法預期的發展，以及無法逆轉的「侵蝕」。在瀕臨死亡的奧古斯都最後寫給尼科拉烏斯的信中，當他沮喪地感到「生命最後淪落到只注意這種雞毛蒜皮的事了，」史托納用過的「雞毛蒜皮」（triviality）一字又引人注目地出現。引起他這番思緒的是奧古斯都在心力交瘁中了解到他奮鬥了一生而獲得的和平和穩定，其實不是羅馬人，或者是任何國家民族的人希望得到的：「我覺得人最合適的生活條件，也即是說他們最喜歡的生活條件，或許不是我努力為羅馬帶來的繁榮、和平，和融洽。」換句話說，他在誤會中建立了他的帝國。

　　這深具反諷的痛苦結局是威廉斯的一貫作風，非常酷似《屠夫渡口》的糟糕結局裡，那些獵牛者從獵殺之旅最後回到文明世界時，水牛皮早已跌破底價，意味著他們的辛勤、他們對水牛的虐殺，以及他們所犧牲或是被剝奪的都是枉然。在《奧古斯都》，相同的反諷在小說結尾被痛苦地揭露。那是作者所深具創意虛構的種種文件的最後一份，是一封奧古斯都去世四十年死後，曾經在他死前的日子悉心照顧卻現已年邁的希臘籍醫師所寫的一封信，收信人是同時服務於朝中和身為哲學家的塞內卡（Lucius Annaeus Seneca, 西元前4年-65年）。信中的醫師熬過了殘暴的提比略和瘋狂的卡里古拉二皇朝的統治，正要慶賀新的君主即將登位，「最終能實現屋大維・凱撒的夢想」。那個皇帝便是尼祿！

　　不過，威廉斯不認為他的主角是失敗者，我們也不應該這樣認為。在威廉斯去世前幾年接受的一篇頗具篇幅的訪談中，他表示他認為史托納是一個「真英雄」：

　　很多人讀了小說後認為史托納竟有如此悲哀與糟糕的一生。我認為他一生極為美好。他的一生比別人都好，這是毫無疑問的。他做他想要做的事，而且對所做的事有感情，他對所做的事認為有其重要性。他是重要價值的見證人⋯⋯你必須要保有信仰。

　　「保有信仰」：這些角色或許與自己期許的自我漸行漸遠，但是他們慢慢地認知到他們所創造的生命是他們「自己」——那是他們必須「棲身」的所在，而他們必須要有勇氣獨自棲身其中。這種認知是悲劇的，但不必要令人感到悲傷。威廉・史托納要結束一段會讓他努力地、糊裡糊塗地建立的平凡生活毀於一旦的婚外情時，溫柔地告訴他的情人凱撒琳他們至少沒有違背自己：「而我們走了出來，至少還保有自己。我們還知道我們存在⋯⋯還知道我們是誰。」威廉・安德魯從獵牛之旅回來後，隱約地體會到天人合一的理想是一個胡說八道的怪念頭，而他與大自然接觸所得的經驗與他所想像的大相逕庭。而麥唐納這位世故的牛皮中盤商輕蔑地點出他所想像的只不過是「天花亂墜的謊言」，他說：「其實什麼都沒有⋯⋯你一生下來，就哺育在謊言中，斷奶後，就在學校裡學習更天花亂墜的謊言。你一生活在謊言裡，然後或許到你臨終前，你才會發現一無所有，而只有你自己，和你可能做過的一切。」就像希臘悲劇一樣，兩部小說呈現的，是「你可能做過的一切」從角色身上剝離，只剩下他「曾做過的一切」，也即是他所剩下的「自己」。我們不會感到驚訝威廉斯曾經考慮使用西班牙哲學家奧特嘉・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的一句話「英雄是一位想要做自己的人」作為《史托納》的題詞。

　　威廉斯在他最後一部小說《奧古斯都》的最後，凱撒・狄威・菲力烏斯・奧古斯都統帥成為這一類更深沉的英雄。到最後，他堅忍地接受威廉・安德魯的夥伴們尖酸刻薄的怨懟所揭櫫的真理：每一個生命，不管是偉大或者是卑微，都不可避免地會通向一個極致，那就是去除虛偽與錯覺，面對自我。「我已終於相信，人的一生中，或早或晚，總有一刻，不論他能否用言語清楚表達，在他所了解的一切之外，他更會了解到他是寂寞的、孤獨的，了解到他只能當他可憐的自己而不是別人這個恐怖事實。」這是很多優秀的傳記或某些最傑出的小說會下的結論。「可憐的自己」幾乎不會是我們之中大部分人看待羅馬第一個皇帝的方式。透過小說的結尾我們能夠這樣認為，並認為這是一個滿意的結尾，這就是威廉斯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