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蒙敏生（1919—2007）祖籍廣東，生于上海，青年時赴香港謀生。1950年代，曾在電影廠短暫工作，因此開始了他的攝影。後來，在不同的公司做普通的雇員，開過快餐小店。他是一個業余攝影者，但攝影是他的生活方式，不間斷地記錄香港的市井購物，也在攝影棚里拍攝他理想中的社會。他的紀實攝影構成了連續的、彌足珍貴的香港史證，藝術攝影則閃耀著前衛的、理想主義的光芒。直到2005年年底，蒙敏生平均每周還拍攝三個膠卷。

作為一個勞碌謀生的香港無產者，蒙敏生成為左派，也決定他的攝影具有高度的人民性，五十來年忠誠地“用鏡頭去反映下階層”。和傳媒表達的香港大相徑庭的是，蒙敏生的紀實攝影讓我們看到了香港的另一面，這就是︰概貌之外的細節，成就底下的磨難，浮華背後的苦楚，功利之上的理想。僅就紀實攝影而言，蒙敏生的成果足以傲視1980年代的後來者。然而，他的攝影絕不僅僅局限在記錄。在靜物、風光、人像、紀實等方面，蒙敏生都有相當高的藝術造詣，尤其是他在攝影棚里拍攝的“擬革命”系列，更是稱行的前衛之舉，于後世更有思考和針砭的意義，同時為我們觀察大陸的“文革”和當時的攝影提供了極好的參照。

2007年，在香港的一家醫院里，蒙敏生曾昏迷半年之久，彌留之前完全靠鼻伺維持生命。他記不清他這輩子拍了些什麼，但他的攝影將載入史冊。

序

說實在話，在知道蒙敏生先生之前，香港于我沒有多少吸引力。傳媒表達給我的香港印象就是磨天大樓、燈紅酒綠、跳舞賭馬、消費天堂、金元世界、流行文化、時尚先鋒，等等。我也知道，這只是香港的一面，猶如我身邊的媒體表達我所在的城市——充滿娛樂主義和實用主義趨向並營造出一個社會的主體景象或流行色，這個景象扭曲了大眾的生活情感和生存狀態，幸好我生活在這個城市，可以用自己的眼楮和心靈去體會這個社會。當我觸摸不到香港真實生存情感的時候，這個城市的確對我沒有吸引力。後來，是蒙先生的圖片讓我的工作和香港二字聯系起來。

蒙先生的公子蒙嘉林在廣州做攝影工作。2004年春，嘉林兄說他父親在香港拆除了一輩子照片，有大量底片存在香港，並講了蒙先生的一些故事。這些年我和一些攝影老人交往，總是有尋寶似的快樂，他們的道德文章也有如冬日的和煦陽光溫暖著我，所以一听到就催他“快快拿來”。當嘉林兄費了不少周折將第一批兩萬張底片運到廣州，我立即興沖沖去看，看的時候不斷地拍案稱奇。

這批底片絕大多數是紀實攝影，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記錄香港方方面面的社會生活，尤其是普通勞動人民的生活。香港的農夫、漁民、碼頭工人、作坊、工廠勞工、社會活動、有軌電車、市井茶肆、民眾風情、中產階級、港九工人運動、香港風光、香港城市建設，等等，形成了一部連續的香港圖片史證，僅僅從歷史學、社會學意義而言，這就十分珍貴了；就圖像內容而言，蒙先生記錄的是香港的另一面，這就是︰概貌之外的細節，成就底下的磨難，浮華背後的苦楚，功利之上的理想……同類相恤，他的攝影具有高度的人民性，所以我們完全可以給蒙先生加一頂“香港人民攝影家”之冕。當我第一次看到這些底片時就感嘆，直到1990年代，我們還相當閉塞，不知道大陸之外的攝影師們在為什麼拍？怎麼拍？拍得如何？我們將大陸幾位1980年代開始自覺、平實記錄社會生活的攝影家稱為紀實攝影的先知先覺者，看來是我們在孤陋寡聞下對他們的一種過譽。就攝影而言，香港的蒙敏生等人覺醒更早、實踐更多、功利性更少，中國攝影史將無法忽略這樣的人物。

嘉林兄說香港家居十分逼仄，保存條件不好，不少底片已經粘連廢掉了。即使如此，他估計留存較好的圖片當在十萬底片上下。五十年，十萬底片。也就是說五十年里每周至少要拍攝兩卷膠卷！從他的底片來推測，由于1950年代的圖片量是較少的，留存的底片集中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這三十年他每周則平均使用膠卷在三個以上。他是專業攝影師嗎？他如何生存？他為什麼能連續不間斷地拍攝？他是藝術家嗎？他自認為是藝術家嗎？在見到蒙先生本人之前，我只能听嘉林兄描述他父親和通過瀏覽底片來制訂……

蒙敏生祖籍廣州，于1919年出生于上海，青年時代即移民謀生于香港。1950年，他曾在電影廠短暫工作，從此他開始了他的攝影活動。後來，與人合作經營類似必勝客的飲食店，也曾做普通的公司雇員，絕大部分時間里，他是一個業余攝影者，他是香港的無產者，一個勞碌的謀生者，而經濟地位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的意識形態的趨向。他是香港的左派，粵語稱為“左仔”。什麼是香港的左派？這是很難用幾句話表述準確的。我想香港的左派有這樣幾個特征︰在情感上有強烈的民族自尊，熱愛祖國，親近大陸人民；在意識形態上至少不反感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念，或者說他們感召于一個崇高的理想；在行動上關注、呼應大陸的政治風雲，甚至表現出激進的政治狂熱，等等。以蒙先生為例，1949年中國大陸剛解放，他從香港回大陸省親，在羅湖橋看見飄揚的五星紅旗時就熱淚盈眶，進而失聲痛哭地穿過羅湖橋。這時，他希望香港能夠早日得“解放”，擺脫殖民統治。蒙嘉林自少年時代即在廣東上學讀書、上山下鄉，後一直工作在廣州。讓自己的兒子成長在社會主義的紅旗下，這是身處資本主義香港的父親的一種刻意安排。1997年香港回歸的這一天凌晨，他站在香港新界荃錦公路上，與新界民眾一起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香港。一邊老淚縱橫，一邊用特意裝上的樂凱400度的胖子卷記錄這日夜盼望的景象；從他的底片可以看到，他大量使用的是柯達膠卷，但對國華有特別的情感，凡是使用“公元”、“代代紅”、“長江”、“樂凱”膠卷，底片袋就特別加上標注，使用海歐相機拍攝的膠卷，就注明“海鷗”二字；他是左派，因為業余從事攝影，所以是左派攝影師。1980年代之前，在香港，左派攝影師並非一人，可以稱為一個團體。這個團體拍攝的主要內容就是香港的人民生態，特別是勞工階層、社團生態、藝人生活等在他們的鏡頭里都有充分的反映。當時他們的口號是“愛祖國，用國貨”，用攝影藝術去“反映下階層”，“無情揭露港英政府”，“頂住黃賭毒”等。隨著1960年代中後期香港經濟騰飛，香港社會形態和思潮發生了大的變化，這一左派攝影群體已隨之分化，雖然還有幾位在街頭巷尾捕風捉影，而這時候攝影界是無左派群體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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