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37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

譯者的話
中文版序
序言
第一章 問題
第二章 背景
五四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20世紀20年代中斯大林社會政治、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理論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與社會史論戰的起源
第三章 革命和社會分析
1927年以前的革命分析
共產國際的領導和中國革命
關於中國鞭珠論戰
論戰及其意義
第四章 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社會
陶希聖、朱佩我和中國的封建社會
封建制度、商業和社會變革
第五章 郭沫若與中國歷史上的奴隸社會
郭沫若的中國歷史分期
奴隸性問題
對於郭沫若的批評及郭對其早期中國歷史觀的修正
摩爾根、恩格斯和郭沫若
第六章 中國歷史分期
中國社會和亞細亞生產方式
社會史論戰
論戰的消退
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院化
第七章 革命、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歷史
第八章 結論:歷史和社會變革
參考書目
譯後記

對於一位作者而言，自己的著作被譯為另一種語言，得以與另一群讀者謀面，總是一件樂事。而這一次，快樂是雙倍的：《革命與歷史》一書初版於1978年，近30年後，此書仍有其學術價值，能再次出版，作為作者，我無疑感到非常振奮。

再版本來也提供了一次修訂的機會，但這次我們並沒有對這個中譯本做任何修訂。在這篇小序中，我想略述其緣由。

過去的20年間，中國史學發生了很多變化。在我寫作《革命與歷史》一書時，中國的歷史學仍然處於革命史學所提出的問題框架之內；而在美國，盡管不少學者對於革命興趣盎然，但馬克思主義史學和政治，在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近20年的鄙棄之後，也不過剛剛開始復蘇。當時，美國、中國大陸以及中國台灣的學者，基本上還是在一種相互隔絕的狀態下工作。最為重要的是，海外的學者們根本無法接觸和使用那些藏在中國大陸圖書館中的豐富的史料文獻。

今天這一切都改變了——除了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和史學的冷落——特別在後革命的氣氛實際上令學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興趣減弱的時候，這種冷落更甚於前了。不過反過來，這也使得《革命與歷史》中譯本在中國大陸的出版，別有一番意義。

當翁賀凱先生決定翻譯此書的時候，我確曾考慮過對它略作調整和修訂。我倒並不認為有任何的理由去改變此書所提出的解釋，因為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這一課題，在英語學界和漢語學界，都沒有出現太多新的值得我去修訂的東西。盡管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無論馬克思主義還是歷史學，都經受了後現代主義的再解釋，但我認為，後現代主義的挑戰，令保持革命與史學寫作之間的緊密聯系更加具有必要性——這種聯系也為本研究提供了解釋性的根基。當然，如果今天來寫這本書的話，我也許不會那麽自信地指出「中國農民們在他們賴以為生的土地上閱讀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普及讀物」——盡管我現在對此也還不是非常確定，不過無論如何不一定是農民。

關於修訂，也確曾有過以下一些考慮。首先，關於本書所討論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的一些人物，近年來有一些新材料出現，不過並不是很多。中國大陸的讀者無疑很容易看出:對於一些（但肯定不是全部）論戰的參與者，例如嚴靈峰，我在20世紀70年代寫作此書時所能找到的資料是很有限的。一個更為重要的考慮，是此書所涵蓋的范圍。最初寫作本書時，我總是遺憾我未能更多涉及戰時（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中國史學——它可以將20世紀30年代和1949年之後的中國史學發展連接起來。現在，隨著越來越多新材料的出現，有關戰時中國史學的研究更具可能性了。不過我同時也意識到，這將是一項獨立的研究，它需要將那些非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史學家納入考量的視野，同時也要注意那些有關馬克思主義史學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問題。

還有一個修訂的方案，是將我在《革命與歷史》發表之後所寫的有關1949年之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關於封建主義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以及歷史解釋中的階級問題的討論等幾篇相關的論文納入本書。不過，缺少了關於戰時中國史學的討論，這幾篇文章的加入，很可能會破壞原著敘事（narrative）的連貫性，它們看起來會更像附錄，而不是全書整體的一部分。同時，翁賀凱作為譯者也認為，這幾篇文章的加入，會令全書的篇幅偏長，並影響原著的一致性。最後，我們決定放棄。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版本，完全是1978年初版的中譯本。誠然，一些細節還有商榷的余地。但是作為作者，我覺得本書的基本論點時至今日仍然是有效的。我當時的一個重要論斷是拒斥目的論——無論是革命的目的論，還是歷史的目的論。歷史學在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嬗變和發展，已然證實了我在全書最後所作的預言：「只要革命的問題繼續，歷史的問題也仍將繼續下去。」1978年之後中罔政治情勢的改變，導致了史學的重寫——不僅是中國革命史的重寫，而且是中國過往歷史的重寫——隨著「中國性」（Chineseness）本身都成為聚訟紛紜的問題，後者更顯得越發復雜難解了。盡管今日，革命已成遙遠的往事，也確實存在著一種貶低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趨向，但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的發現，已然成為當代史學主流（無論是自由的還是保守的）的一部分。而馬克思主義史學本身，在凸顯政治和歷史之間無可消解（irrevocable）的關系上，仍然保有其批判的力量。

最後，感謝翁賀凱承擔了這項艱辛的翻譯工作，感謝我的朋友劉東將本書納入其主編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

阿里夫·德里克
2004年2月於俄勒岡大學
（翁賀凱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