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現代闡釋︰以“事體情理”觀為核心

前言
緒論:《紅樓夢》現代闡釋的比較詩學研究意義
一“令世人換新眼目”:《紅樓夢》現代闡釋語境的重新審視
二“取其事體情理而已”:核心命題的確立與展開
三“朝向事情本身”:入思方式與問題意識
上編 “實錄”‧“傳奇”的融通與提升:《紅樓夢》對中國小說傳統觀念的推陳出新
第一章 “史傳”傳統與《紅樓夢》之“實錄”說
第一節 “尚史”觀念與索隱、考證派紅學之發生
第二節 從“史蘊詩心”說到“事體情理”說
第三節 《紅樓夢》對史傳“實錄”藝術的繼承和發揚
第二章 “傳奇”精神與《紅樓夢》之“談情”說
第一節 “傳奇”之歷史源流與精神內涵
第二節 《紅樓夢》對傳奇精神的繼承和拓展
第三節 明清人情小說之“陳套”與《紅樓夢》的創新意識
第三章 《紅樓夢》融通“虛/實”的“事體情理”說
第一節 以“實錄”刷新“傳奇”
第二節 以“傳奇”刷新“實錄”
第三節 “實錄”、“傳奇”的融通與提升:“取其事體情理”
下編 “事體”‧“情理”的復調與渾融:《紅樓夢》與西方現代小說理論的和而不同
第四章 《紅樓夢》敘述藝術的現代理論闡釋問題
第一節 對《紅樓夢》敘述藝術進行現代理論闡釋的困難與可能
第二節 從時空維度看《紅樓夢》“事體”觀與西方敘述學的相應與相異
第三節 《紅樓夢》敘述時間的“空間化”特征
第五章 《紅樓夢》敘述“事體”的“生態空間”特征
第一節 《紅樓夢》敘述層面的“多重復合性”
第二節 《紅樓夢》敘述視角的“散點透視性”
第三節 《紅樓夢》敘述距離的“反諷張力性”
第六章 《紅樓夢》“事體情理”的“復調感應”特征
第一節 “復調對話”理論與“天人感應”理論的整合
第二節 《紅樓夢》的“復調結構”與“渾成事體”
第三節 《紅樓夢》的“復調人物”與“悖謬人情”
結語 《紅樓夢》“事體情理”觀的中國風格與現代意義
附錄一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現代方法論意義
附錄二 胡適倡導“新紅學”的學術動因辨析
附錄三 對索隱紅學與考證紅學闡釋思路的分析
附錄四 主要參考書目
後記 問題即道路

文學研究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與文化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而由于異質于西方文化的東方各國的介人，比較文學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與比較文化緊密聯系在一起。本來，中國在文學與文化上的對話與比較意識是在與西方文化接觸後被逼出來的；而今，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姿態，中國主動認同文化的多元化，並且以多元之中的一元尋求與世界各國文化的對話。中西比較文學作為跨文化的文學對話，首先應該尋找二者之間的共同話語，否則，對話就沒有契合點，就會各說各的。錢鍾書、葉維廉、劉若愚等學者在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績。不過，隨著對話的深入，跨文化的中西文學展現出來的更多的將是差異性，甚至一些基本概念也具有不可翻譯性。因此，如何站在當代學術的前沿，對中西文學進行整合，並從中概括出真正意義上的“總體文學”，將是跨文化的中西比較文學的主旋律，也是我們這套叢書的宗旨。

我們這套叢書也有撥亂反正的意圖。一般來講，文明之間的踫撞、沖突與交融，有一個規律性的過程，就是從一廂情願的生搬硬套到較為客觀的對話與比較。譬如，佛教初入中國，一般人就以道家的語匯去生搬硬套，後來才發現佛學與道家的差異。遺憾的是，中西文化的踫撞與交融已有幾個世紀了，我們仿佛還沒有走出文化認同的生搬硬套的“初級階段”。在歷史學與社會學領域．西方社會從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發展而來的社會演進模式．被原封不動地照搬過來。在哲學上，西方的唯物論與唯心論之爭，也成了剪貼中國哲學一套現成的方法。而文學上的生搬硬套更是無孔不入︰屈原、李白被說成浪漫主義者，《詩經》與杜詩則被說成是現實主義的，在對中國敘事文學的闡釋中，西方的典型、類型、悲劇、喜劇等概念簡直是鋪天蓋地，結成一張生搬硬套的大網，使我們的受教育者無法從這張謬誤之網中逃遁。問題的嚴重性在于，盡管在20世紀80年代，一些先覺的學者開始批判反省這種生搬硬套的學術模式，但時至今日，這張謬誤之網仍在遮蔽著中國古典文學的真面目，使之難以恬然澄明，將特點呈現于受教育者之前。試想，《詩經》是中國抒情詩傳統的正宗，是使中國文學在源頭上就與西方形成的史詩傳統不同的開山之作，而將之說成是現實主義作品，豈非有意遮蔽中國古典文學的特點?因此，以跨文化的文學對話來取代這種生搬硬套模式，已是刻不容緩的事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生搬硬套模式的生成與文化選擇的取向並無必然的聯系。胡適是“全盤西化”論的倡導者，但他卻在戴震那里發現了“實驗主義”，在王莽那里發現了“社會主義”。郭沫若既尊孔又推崇莊子，但他與胡適一樣，在孔子那里發現了康德與歌德之人格，在莊子那里發現了“泛神論”，並以西方社會的歷史演進模式來套中國古代社會。而魯迅與梁漱溟，雖然一個具有濃重的西化傾向，一個以為世界最近之將來必是中國文化之復興，但是二者的共同之處，則在于對中西文化和文學的差異有清醒的認識。魯迅西化的文化選擇取向並沒有使他把西方的話語生搬硬套到中國的文化與文學中來。他從來沒有用“封建主義”等西方詞匯來解釋中國古代社會，也沒有用浪漫主義、現實主義來解釋中國古代文學。他指出中國沒有“悲劇”觀念，對于林語堂得意洋洋地將humor譯成“幽默”並在中國文學中尋找“同黨”也不以為然。1932年，針對日本人要編《世界幽默全集》，他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說:“所謂中國的‘幽默’是個難題。因‘幽默’本非中國的東西。也許是書店迷信西洋話能夠包羅世界一切．才想出版這種書。”“中國究竟有無‘幽默’作品?似乎沒有。”就此而言，魯迅較之生搬硬套的同代人，顯然要清醒得多。可以說，生搬硬套體現了文化踫撞之初對異質文化的認同性變異。因為人們對于陌生的對象，往往喜歡從自己已有的經驗去想象它；而另一方面，則是媒介者考慮到本土的便于接受而故意“誤讀”，就像近代那些“豪杰譯”，將西方小說翻譯成中國式的章回小說一樣。而我們的這套從書，就是想在糾正這種生搬硬套的學術研究模式上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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