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環境記者沙龍講堂

序
引言 沒有河流的故鄉
環境總論
全球環境治理
中國經濟發展的生態安全
中國環保NGO與媒體的合作
能源
利用能效電廠加快節電產業發展
中國可再生能源的市場化研究
風能發電
為實現“十一五”的節能目標可以做些什麼
江、河、湖、海
面向生態的水資源思考
江河的生態作用
科學分類江河流域，協調保護與發展
中國某地六十多年來水污染記錄和生物多樣性變化
中國水污染數據庫的開發和利用
世界拆壩現狀及我們的思考
中國近海生態面臨的徑流減少問題
海水進京戰略研究
森林
森林保護與可持續利用
林漿紙一體化問題與出路
保護地
世界遺產及其保護問題
動植物
中國野生植物保護管理情況簡介
禽流感
城市保護
論四合院存廢︰不該失去的認識立場
公眾參與
從國外為流域立法看規劃環評
環境決策中公眾參與的幾個問題
環境保護、發展與公眾參與
生態補償
為什麼要引入生態補償機制
中國生態補償整體框架
中國對下游生態問題及實施生態補償的探索
後記

在為綠色記者沙龍提筆寫這篇序言的時候，竟生出些許回顧歷史的感覺。其實綠色記者沙龍從創辦至今不過8年，在歷史長河中，8年時間只是一瞬。然而，歷史的進程常常不是勻速、平穩的，而是有著起伏跌宕。有時在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社會的發展和演變陷人膠著，如冰下流泉，冷塞難通；有時在一個長時間的積累和沉寂之後，變革卻悄然而至，一發而不可收。

20世紀80年代後中國的改革開放，正是在明朝鎖國500多年來，中華文明持續衰落的背景下展開的。改革開放釋放了久被壓抑的對富足生活的渴望，將中國 巨大的勞動力資源與西方的資金和消費市場接合，使得中國經濟在過去二十余年中獲得了爆發式發展。然而，當工業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在一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匱乏的圖家同步展開的時候，中國 的生態環境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給公共健康帶來危害，給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帶來損害，給社會穩定造成了影響。如果環境問題解決不好，有可能成為木桶�的短板，最終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形成制約。

首先敏銳地捕捉到這一點的，正是中國的媒體人。他們通過實地調查和深入訪談，寫出了大量報道，反映出生態環境面臨的巨大危機。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汪永晨和《中國青年報》記者張可佳也是這群媒體人中的成員，她們以自己獨特的視角和或優美、或尖銳的筆觸，為中國 的環境報道寫下了重要篇章。而對環境問題嚴峻性的認識，讓她們開始探尋問題的解決之道，從而從社會生活的忠實記錄者轉變為環保運動的積極推動者和參與者。

汪永晨在1996年成立了“綠家園環保志願者”，這是中國 民間環保組織之一，而張可佳也依托《中國青年報》成立了“綠島”環保組織。作為媒體人，她們為喚起社會對環境問題的關注起了重要作用；作為環保組織的發起者，她們的組織成為環保運動中重要的力量。然而，我始終認為，在她們的工作中，真正起到了無可替代作用的，是將環保工作的積極參與方和大眾傳媒聯系起來。而起到這個橋梁作用的，正是20 年建立的環境記者沙龍。

綠色記者沙龍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將經濟發展中嚴峻的環境問題，以及關注這些閬題的人們所開展的研究和采取的行動，及時地通報給大眾傳媒，進而展現給社會。從西方國家的經驗看，環境問題的解決，都離不開全社會的廣泛參與；而西方傳媒在提高社會環境意識、滿足公眾知情權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究其原因，是因為環境問題涉及到發展和保護平衡的艱難選擇，沒有公眾對利弊得失的充分了解，沒有各個利益相關方基于平等和信息對稱基礎上的討論和相互要協，就不可能在高速發展中平衡各方利益。

細加分析，在共性之外，大眾傳媒對中圉環境保護，相比其在西方的意義更為關鍵，因為中國的國情，決定了環保組織可以采用的社會動員手段非常有限；而大眾傳媒對環境問題的報道，恰恰是通過社會可以接受的形式，實現了將環境議題放大到社會層面，進而透過社會關注尋求解決之道。

回想起來，初創時期的記者沙龍，條件非常艱苦。沒有經費，沒有固定的會議室，還只是物質上的難處；更難的是當時包括媒體在內，全社會對環境問題的關注，遠遠沒有今天這樣多；而沙龍初創，記者們更沒有形成每月關注沙龍議題的習慣。但江永晨以其堅韌的性格和扎實的工作，持續地組織了一場場的沙龍，而這份堅持最終讓大家養成了習慣。

當然，僅有堅持還是不夠的；大眾傳媒和環保工作者相互溝通的需求，確實是沙龐成功的必要因素，但僅有這一點也還是不夠，我們不能忽略其他重要因素。首先，作為媒體人，汪永晨和張可佳熟悉新聞規律，對新聞熱點問題有著敏銳的把握，了解如何找到和開掘新聞點。其次，她們又很深地介入到了環境保護的實踐中，了解正在發生的環境事件，常常是在直接引領環境實踐的展開。

以備受關注的都江堰水壩工程為例，在都江堰于2000年11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僅僅兩年多之後，水電部門就計劃在都江堰上游1310米處修建楊柳湖水庫。此時共同主持綠色記者沙龍的汪永晨和張可佳應邀到楊柳湖開始進行實地調查采訪。之後，張可佳采寫的報道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汪永晨的稿子也通過記者沙龍傳遞給了許多記者朋友。之後圉內外一百八十多家媒體先後報道了這個事情，楊柳湖工程已經在公眾間引發了熱烈的討論。最終，由多個部委組成的調查組肯定了媒體反映的問題，楊柳湖工程被四川省否定。

回顧楊柳湖大壩問題得到解決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媒體調查性報道滿足了公眾的知情權，使得公眾能夠參與到環境決策過程中，發揮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自下而上的影響力，反過來對環境決策的結果產生了決定性影響。汪永晨認為︰“公眾力量直接影響一個大工程的決策，這是中圉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張可佳也對《南方都市報》談道︰“以前，《中國青年報》也冒險發出了很多東西，但是起不到這次這樣大的效果。”而沒有記者沙龍對這一問題及時有效的傳播，很難想象會在短時間內凝聚起如此大範圍的社會關注。正如張可佳所言︰“這不光靠我們，如果沒有民眾基礎的話，你說了以後沒人理睬。”

時至今日，每當踏入中國青年報會議室濟濟一堂的沙龍會場時，就感到這個每月一次的環境記者聚會，已經讓很多人欲罷不能了。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從2 3年在綠家園辦公室一張條案旁和幾位記者探討中國 水資源面臨的挑戰，到20阻年7月在《中國青年報》的綠色記者沙龍和來自金沙江的蕭亮中報告虎跳峽建壩問題調研的情況；從2006年9月在記者沙龍發布我們的中國水污染地圖數據庫，到2007年3月21家環保組織共同發起綠色選擇倡議，直到2007年12月在新的記者沙龍會議廳發布中國空氣污染地圖數據庫——記者沙龍一次次為我提供了學習的機會，更提供了難得的交流和探討的平台。

寫下這篇序言的時候，記者沙龍的每一次聚會自然地閃回在腦海，豐富的議題仿佛已是濃縮的歷史，但一個個熱烈而親切的場景又似乎就在昨日。中國的環境狀況依然嚴峻，科學發展的實現和生態文明的猙節，有賴于調動社會各界的力量廣泛參與。未來幻年大發展中，我們必須維持一個起碼的健康環境，必須保存下最為珍貴的自然和文化遺產。而綠色記者沙龍，正是環保工作者為此不懈探求的一個微小但卻極為重要的平台。

馬軍
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