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1774年秋，山東西南地區數千名男女跟著一個名叫王倫的宗教首領，發動了一場起義。依仗著據說可以護身、躲避槍炮的咒語，這些白蓮教叛亂者殺了三個縣的地方官員，並占領了大運河畔具有戰略意義的城市——臨清，最後，起義者被清政府徹底鎮壓。

本書作者運用了目擊者的敘述、叛亂者的口供及官方奏報來探究王倫組織的背景和叛亂的過程，精辟分析了白蓮教在清代社會中的作用，並說明了其分支教派——清水教是如何為住在各處的信徒提供成就感和群體感的。在研究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經濟、政治和軍事狀況之後，作者提出，起義的原因更多地是源自教派組織和千禧年信仰的動力，而不是社會本身的危機。

這部引人注目的、可讀性很強的著作，對中國歷史研究中的幾個重要領域作了新的闡釋：白蓮教信仰、組織和活動的特性，清代與精英階層相對的民眾社會史以及宗教運動與農民起義之間的關系。因此，它極大地促進了我們對那個復雜的社會和時代的理解。

序

這本書1981年英文版的前言中說，要對這場叛亂背後的結構作出「充旁解釋」，需要「異乎尋常的方法」。那個時候，我已經開始了對數百年來活買在華北的教派首領家族的研究。我的計划是探尋1622年山東徐鴻儒起艾背後的叛亂者與19世紀20年代被捕的石佛口王家成員之間的關系，並通過石佛口王家所在的灤州（北京東面）地方史來做研究。不幸跑是，我在七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台北救宮博物院所藏檔案中都沒能找到足夠支持這項研究的材料。在發表了三篇文章之後，我把這個計划放到一邊，從教派叛亂研究轉向了其他形式的宗教組織和信仰研究。

在過去的二十年里，關子王倫起義研究的著作並不多見，中國大陸只芎1995年出版過一本綜合性資料——《王倫起義史料》，由李印元編成。靨宴讀者早就提醒過我，關於王倫起義的令人難忘的但又充滿了虛構的描芷．是阿爾弗雷德·杜布林（Alfred Doblin）在1915年寫作的《中國傳專一王倫三部曲》（Die drei Sprunge des Wang-lun，Chinesischer Ro-man）。這部小說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已經使得王倫起義聲名遠揚。現在，這部小說的英文版也出版了，名字是The Three Leaps of Wang-Lun，A Chinese Novel（1991）。

1999年5月，我走訪了王倫起義的某些地點。能夠登上臨清衛河河岸九層塔內的階梯，我真的感到很興奮。在那里，我親身體驗了英文版封面插圖中的場景，並重新想象了一番書中描寫的在1774年9月23日（月、日為農歷）發生在叛亂者與清軍之間的戰斗。

1981年以來，學界對於教派組織和信仰的研究逐步深化，車錫倫（1993、1998年）和歐大年（1999年）出版了寶卷方面的重要著作，而且很多珍貴的經卷文獻現在已經再版，以供學者使用。馬西沙和韓秉方於1992年出版了《中國民間宗教史》，他們主要依靠檔案材料和教內文獻對各種主要教派組織進行研究。蘇為德（Hubert Seiwert）在與馬西沙合作的過程中，寫了一本有關民間教派和民眾運動歷史的著作（2003年，劉平按:書名是Popular religious movements and heterodox sects in Chinese history）。高士達（Blaine Gaustad）在1993年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加州大學）分析了乾嘉之交在白蓬教大起義中達到高潮的教派活動的發展線索。路遙在義和團方面的著作之外，又出版了關於山東諸多教派的力作——《山東民間秘密教門》（2000年）。

兩位朋友允許我閱讀了他們正在寫作中的和在重要刊物上發表的論蓍，他們的研究與我這本王倫起義的著作有關。曰海（Barend ter Haar）在1992年出版的大作《中國宗教史土的白蓮教》（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中追溯了白蓬教教義的早期歷史，並爭論說，「白蓬」是由明清教派的敵人用來稱呼它們的名字，是教外者所貼的「標簽」，所以嚴謹的學者應該避免使用這一術語。盡管我同意他的邏輯，但在他對這一熟悉的名稱的懷疑上，我感到很遺憾。這個名詞強調了這一宗教內部的聯系，我相信它擁有足夠的標識性和內聚力，可以成為自已的名字。由於缺乏這樣一個單獨的名稱，我們被限制在各種模糊的眚代名稱上，但它們並不能夠充分強調這種共享的歷史和信仰。這些替代名稱包括：民間京敦運動（popular religious movements）、異端教派（heterodox sects）、異議彖：教派（dissenting sects）、中國教派主義（Chinese sectarianism）、中國教派宗教（Chinese sectarian religion）、民間教派主義（folk sectarianism）、大眾教派主義（popular sectarianism）、秘密宗教、民間宗教、民間秘密教派。所以，稱為「自蓬教」會更簡單一些。

教派之間的聯系知何演變的問題，在周錫瑞的《義和團運動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1987年）中也有提出。與嚴謹的學者田海一樣，周錫端分析了1774年的王倫起義，作為他對義和團起源研究的一部分。其附錄仔細而具體地審視了「清申葉義和團與白蓮教」問題，總結了長期以來有關兩者關系爭訟不休的歷史，並得出結論說，活躍在乾隆和嘉慶時期的義和拳「在儀式上區別於」晚清拳民。對此，我同樣看到了爭論的邏輯，但對其在宗教內容和相互聯系上的去強調化（de-emphasis）感到遺憾。

19、20世紀中白蓬教的教派世界仍然是近乎完全地缺乏研究。晚清時期，當政府專注於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挑戰的時候，不少較小的教派群體開始出現、發展，它們大多采取了和平的形式。在民國時期，新的宗教更為普遍。這方面的檔案材料十分豐富，而關於這一時期的民間教派（會門、道門）的很多有意思的工作仍然沒有人做。然而，構成我的這本書的兩個框架至今依然是主導性的，這似乎是件憾事。我希望，用不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就能走出這樣一種觀念：像王倫這樣的教派叛亂者，要麽被視為勇敢的信仰者，希望通過暴力行動打出一個更好的世界；要們被視為危及社會秩序的危險罪犯，必須由政府加以暴力誅滅。

我很清楚地記得為這本書所做研究的那些美好時光，而且很高興能夠看到它以中文出版。正是路遙先生的著作首次將我帶入山東西部，我非常感謝他這些年來憒慨而堅定的努力。從我們首次見面至今，已經很多年了，現在終於看到這部山東故事得以翻譯出來。我也向劉平（也在山東大學）——積極的譯者——致以特別的感謝。

韓書瑞
2008年5月於新澤西普林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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