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

中譯本序
中譯本序二
中譯本序言
前言
序章 中國古代帝國的統治體制和家族主義
　第一節 序論——所謂「家族國家觀
　第二節 傳統的中國論中的「家」和國家
　　一 西歐中國國家觀的展開(其一)
　　二 西歐中國國家觀的展開(其二)
　　三 中國近代的國家觀
　　四 日本的中國國家觀的展開(其一)
　　五 日本的中國國家觀的展開(其二)　　
　　六 正統「家族國家觀」問題所在
　第三節 戰后古代帝國論中的「家」和國家
　　一 公權和「父家長制
　　二 「家」和「共同體
　　三 「家人」和君臣關系
　第四節 問題所在和考察方法
第一章 古代姓氏制的展開和「家」的建立
　第一節 有關「家」建立的問題
　第二節 漢代的「姓」和「家
　　一 漢代「姓」的特征及其種類
　　二 漢代的有姓者和無姓者
　第三節 周代姓氏制和漢代的「姓
　　一 周代的「姓氏
　　二 漢代「姓」的形成
　　三 「姓」和「家」——一小結
第二章 從自稱形式看君臣關系
　第一節 「臣某」形式和君臣秩序
　　一 「臣某」形式的各種表現
　　二 皇帝本身的「臣某」形式
　第二節 「臣某」形式在制度上的位置
　　一 「不臣之禮」和「賓客之禮
　　二 「殊禮」的「不名」形式
　　三 「外臣」的「不名」形式
　　四 「臣某」形式的周邊——小結
第三章 「臣某」的意義和君臣關系
　第一節 「臣」和「稱臣」的意義
　　一 「稱臣」構造的建立過程
　　二 「臣」和「臣妾
　　三 「臣」和「民
　第二節 「稱名」以及「某」形式的意義
　　一 所謂「父前子名」和「某」的形式
　　二 先秦時代的「某」和「臣某」形式
　　三 「稱名」的意義和「臣某」形式——小結
第四章 「家」和君臣關系
　第一節 「君臣」的世界和「父子」的世界
　　一 「忠」「孝」的「並立
　　二 「君臣」、「父子」之別和「家
　　三 「公」「私」的區別和「家
　第二節 「君臣之禮」和「家人之禮
　　一 關於「家人」一詞
　　二 「家人之禮」和君臣秩序
　　三 皇帝的「家人之禮
　第三節 在君臣關系構築過程中「家」的位置
　　一 官吏和「家
　　二 民庶和「公事
　　三 君臣關系與身份制——小結
第五章 國家秩序和家族制秩序
　第一節 「天下一家」的意義及構造
　　一 「天下一家」的各種表現
　　二 「天下一家」的構造
　第二節 「國家」「公家」等語義及其位置
　　一 「公室」和「帝室
　　二 「公家」和「官家
　　三 帝室和「國家
　第三節 「漢家」的意義和構造
　　一 「漢家」的用例及其語義
　　二 「漢家」和「漢氏」——小結
第六章 古代帝國的秩序構造和皇帝統治
　第一節 「天子」「皇帝」的區分和國家秩序
　　一 皇帝的自稱形式和即位禮儀
　　二 「天子」和「漢家」的新構造
　第二節 帝位繼承中「家」的問題
　　一 異姓間的繼承和「天子」位
　　二 同姓內繼承和「皇帝」位——小結
終章 中國古代帝國的秩序構造
　第一節 身份制的秩序和國家秩序
　　一 「良賤制」和國家秩序
　　二 唐法上「賤民」的地位
　　三 國家秩序中身份制的作用——小結
　第二節 家族、君臣、身份、國家——結論
　　構成本書基礎的已發表論文一覽
譯后記
附記

日本著名的東洋史家、日本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東京大學教授尾形勇博士的名作《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已由中國學者張鶴泉先生譯成中文，即將同中國讀者見面。這無疑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又由於作者和譯者都是我的朋友，所以當張鶴泉先生囑筆者為此書中文版作序的時候，我就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作為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的會長和尾形勇教授的老朋友，我認為這是義不容辭的事。

不過，當提起筆來開始完成這一任務的時候，才覺得這篇序並非想象的那麼容易寫。因為《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是尾形先生的一部力作。這部著作不僅在日本國內有巨大影響，對中國學者來說也並不陌生。我見到的不少中國古代史專家的書架上都有這部書的日文本，幾年前的《中國史研究動態》上還專門對此書加以評介。該書的立論嚴謹、資料翔實、觀點新穎，皆為中國史學家所欽佩。 其中許多內容也被我國古代史研究者所吸取，例如筆者個人在《秦漢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和《法與中國社會》（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就曾不客氣地將尾形先生的不少研究成果接受過來。而張鶴泉先生以其深厚的中國古代史研究之功力和精通的日語水平，將這部名作譯成中文出版，不僅對於更多的中國學者了解該書提供了方便，而且將會對促進中國學者吸取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從而發展中國古代史的學術交流起很大的作用，這都是毫無疑義的。正因如此，為此書作序，更難以找到恰當的角度。躊躇的結果，最后決定還是從作者和譯者同我的交往寫起，這多少也可以反映出中日史學界文化交流的一個側面。至於本書的內容，則留待讀者自己去看。

尾形勇教授和我初次見面，是在1985年春末夏初的東京。記得那是一個小雨的日子，日本關西大學著名教授大庭惰博士陪同我，專門從大阪乘新干線火車到東京拜訪東京大學和早稻田大學的一些朋友。在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室里，和這位心儀已久的朋友見面。當時的激動心情，至今仍能回憶得起來，之所以如此激動，不僅是因為久仰尾形先生的大名，更重要的是早在此次會面之前，我們就已有過超過文字之交的友誼：那是在中國的「四人幫」統治垮台之前，當時我的老師陳直先生尚處於被專政的地位，處境十分困難。不僅學術研究無法進行，生活都相當窘迫，以為數不多的工資，來維持盲兒、跛媳、稚孫的四口之家，使得年邁古稀的陳先生不得不親自操持家務，負起買煤、買糧之類早已力不勝任的瑣務。最令人寒心的則是，這一代大師數十年研究成果——近三百萬字手稿，競被誣為「毒品」、「垃圾」，幾次都差一點被付之一炬，幸賴陳先生自己精心保護，東藏西塞，才得以保存下來。這里，尾形勇先生在支持陳直先生保存手稿一事上起過連他本人都未曾想到過的作用。事情是這樣：當陳直處境最困難之時，國內學術界幾乎和他斷絕了一切往來，但遠在東瀛的日本，卻有兩位學者常常給陳直寫信，這兩位就是關西大學的大庭惰教授和東京大學的西蠍定生教授。而尾形勇先生是西峙先生的得意門生，當時任山梨大學教授，也因西蠍先生的關系常給陳直先生來信。那時中、日往來信件雖異常困難，但因其內容均為研究古代史方面的學術問題，所以幾經周折也都能使對方收到。就是這些信在凄風苦雨中給備受艱辛的陳直帶來勇氣，使得他自己認識到自身及其研究成果的價值，才在瀕於絕望之際堅持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