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

第一章 導言
第二章 軍閥派系的出現
歷史背景
1911—1917年軍隊的作用
1917—1920年軍人派系的產生
結論
第三章 軍閥派系的構成
個人關系的結合
自身利益的考慮
意識形態上的聯系
這些因素在派系結合中的作用
第四章 軍事能力︰招募新兵
第五章 軍事能力︰訓練
紀律性方面的訓練
技術訓練
結論
第六章 軍事能力︰武器和戰術
武器
戰術和戰略
結論
關于地理的重要性
第七章 經濟能力
固定的收入來源
特殊的收入來源
軍閥財經政策的評價
第八章 軍閥政治的行為準則
個人行為準則的特點
對待其他軍閥的行為準則
基于政治合法性價值的行為考量
第九章 中國的政治系統
靜態分析的局限性
軍閥政治的系統分析
中國軍閥政治的發展階段
結論
附錄一 1916—1928年間政治軍事領導人年表
附錄二 1916—1927年間各省最高軍事長官年表
附錄三 1916—1928年大事年表
附錄四 參考書目
索引
譯後

作為《中國的軍閥政治》一書的作者，得知該書能夠以中文出版，當然感到特別欣慰。這還要感謝中國人民大學的幾位老師的厚愛，他們仔細求實的翻譯工作，以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編輯們在編排校對等工作上的幫助，才使本書得以問世。謹此要向他們再三致謝。

撰寫本書的初意，是個人在學生時代對中國近代史的愛好的延伸。最早的構思和初步成品，萌芽于做研究生的時期。成書則是在學校教書的時期。但是對我個人而言，雖然時隔多年，最值得懷念的，還是自己在做學生的時代，因為攻讀這個課題而得到的一些啟發。

在學生時代，最初找題目當然也經過了一些思考，主要的考慮有兩方面︰一是可以找到足夠的材料去進行研讀，二是在當時學術界的成果中還留有空間，允許後學者去做一個有原創性的嘗試。剩下來的就是靠自己的努力了。

對于本書所探討的問題的本質，該說的都已經在書中說了。因此不擬在這個篇幅中繼續發揮。倒是當年寫此書的過程中，有兩三件小事，或誶值得向讀者們略為報告。

一是師生的關系。看過本書的讀者們，一定會熟悉卡普蘭（Morton A．Kaplan）教授的名字。他是我做研究生時芝加哥大學的國際關系教授。他在當時剛剛提出了一套新的國際關系理論，和傳統學派非常不一樣，甚受學術界重視。我作為一個初進研究院的學生，當然也不例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精通岳際關系，歐美外交史，博弈論，心理學，音樂和文學，等等，但是偏偏並不十分了解中國。然而經過了凡番討論之後，他表示願意做我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而我也認為可以在他的指導下，學到許多課內和課外的知識。因此，雙方就把關系定下來了。

這種情形或許和今日中國國內高教界的情形頗不相同。國內的博導，需要在課題範圍內學有專精，才有資格指導學生。而在國外（特別是美國）的一般情形下，博導和學生的關系，更接近于互相切磋。導師的所謂指導，通常不是就課題的實質內容展開的，更不是由導師牽著學生的手去走路。從選題、找材料，到證明這個課題值得做，以及做出有原創性的成品，這一切基本上都是學生自己的責任，不應該儂賴老師。導師的功用可能是更宏觀的︰就理論架構、研究方法、證據的精準和推理的嚴謹等方面，提出他的建議和批判。因此，一般的假設是，當博士論文完成後，學生應該是這方面的專家，而他的導師，則未必是。

在當時芝加哥大學的這個學術體制下，卡普蘭教授給了我最大的關心和眾多的建議與提示，但是從來沒有規定我應該如何去寫。還有一點讓我感激不已的是，當時鄒讜教授也是本系的年輕教授，他對中國事務菲常熟悉。困此我也不時向他請教，而他也對我盡心地指點。對于我和鄒教授的這份親切的關系，卡普蘭教授不但沒有任何不快，反而再三鼓勵我應該多向鄒教授請益。而鄒教授也對我這位並不是他指導的學生，盡心盡意地指導。他們兩位這麼做，唯一的出發點，就是為了幫助學生，彼此之間沒有任何門戶之見，讓我享受了有兩位博導的幸運。

二是理論的架構。理論之為物，有時可以是一張詳細的地圖，或是一本操作的手冊。但是對當蚶的我而言，更恰當的形容應該是有如霧中的燈塔。它並沒有向我提供如何從甲點走到乙點的軌跡，但是給我一個大致的方向感，不致走太多的彎路。這在當時對我菲常有啟發性。

因為凡是涉獵過有關軍閥時代書籍的讀者都熟知，坊間許多作品的性質，都是掌故談的形式。我個人也不例外。在看了若干書之賡，覺得自己對大大小小的奇聞趣事也能如數家珍，人雲亦雲，可以增加茶余飯後不少的情趣。但是到頭來，一個逃不掉的問題是︰知道了這麼多的掌故又能怎樣？它們只不過能夠讓我重新堆砌前人的成果而己。

就在這種情況下，理論架構指點了另外的一種研究方式，讓我能夠摸索出一個新的方向，重新認識自己已經看過的素材的重要性，更迫使我去看許多新的材料，從而借此希望能夠提出些微新的觀點和分析。

三是卡普蘭教授對學問的大度。以一般常理而言，人總是對自己學說既有信心又有偏愛，正常的心情大概會是希望自己的學說被發揚光大，特別是自己的學生更應如此。更有甚者，或許還想成立一個學派，以學生來光大門戶。

但是在我們交往的過程中，我多次向他提出，他的學說不能完全套用到中國的實際情況上，尤其是我所嘗試的，是用國際關系理論來解釋國內政治。因此我能得益最多的是他在理論上給我的靈感，而對于理論的具體細節，恐怕必須加以修正或是補充。他不但沒有任何被忤逆的不快之感，反而非常鼓勵我按照自己的思路往前走。他讓我很年輕時就受到一個啟示，郊就是學術作品一旦發表之後，就變成一個公器。無論他人的推崇、問難、質疑、批評或是反對，都是為了把這一門學科向前推展。他的這種雅量既屬難得，也是一位好學者應有的風範。他的這份胸懷也影響了我自己的學術態度。

以上這土些事情，雖然都發生在我白己年輕的時候，但是回想起來依然感到幸運和感激。雖然個人的研究興趣以後又進入到其他的領域，但是卡普蘭教授和鄒讜教授對我的“身教”或許比他們對我的“言教”，要來得更重要，其影響也更長遠。

本書出版在即，作者的唯一期望是，它能夠向喜歡歷史的讀者們提供一點借鏡的作用。尤其是對當前對研究有興趣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們而言，在他們身邊，既有趣，又有價值，並且又能發揮創意的科研題目，可說是俯拾皆是。因此願意趁本書和讀者們見面的機會，略述自已的經驗，謹供參考。

齊錫生
2009年8月11日于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