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性研究的倫理

導言
第1章 倫理學與女性主義研究︰理論與實踐
第2章 意圖的倫理學︰研究作為一個政治工具
第3章 同意什麼？關于接觸、把關和“知情”同意的問題
第4章 相沖突的忠誠，相沖突的期望︰研究倫理學、專業責任和職業責任
第5章 鼓勵參與︰倫理學和責任
第6章 “拉關系”和“假扮友誼”的倫理學
第7章 負責任地認識︰把倫理學、研究實踐和認識論關聯起來
第8章 引出研究報告︰再／造現代主體？

質的研究可以被認為是“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主要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陳向明，2000）。它具有探索社會現象、對意義進行闡釋，以及發掘總體和深層社會文化結構的作用。質的研究是一個跨學科、超學科的領域，被運用到與“精神科學”有關的學科，如人類學、社會學、教育學、歷史學、心理學、護理學、政治學、管理學等。它不是來自一種哲學、一個社會理論或一種研究傳統，受到很多不同的社會思潮、學術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影響。近年來，質的研究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一些重大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和深入的梳理和探討，但迄今為止很多問題仍在探索和爭議之中。

質的研究的歷史發展軌跡

質的研究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人類文明發源地之一的古希臘，“ethnography（民族志）”一詞中的詞根“ethno”就來自希臘文中的“ethnos”，意指“一個民族”、“一群人”，或“一個文化群體”。“ethno”作為前綴與“graphic（畫）”合並組成“ethnography”以後，便成了人類學一個主要的分支，即“描繪人類學”。“民族志”是對人以及人的文化進行詳細地、動態地、情境化描繪的一種方法，探究的是一個文化的整體性生活、態度和行為模式，它要求研究者長期地與當地人生活在一起，通過自己的切身體驗獲得對當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

質的研究在西方

早期民族志研究發源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者對世界上其他地區殘存“原始”文化的興趣，認為“落後的”民族是人類進化鏈中的一個環節，希望通過對異文化的了解反觀自己的文化發展歷程，了解整個世界的“本相”，以此修正西方學界有關人類社會的知識框架。實地調查方法的首創者是德裔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F．Boas），從1886年始他便經常到美國西北海岸的印地安部落去做實地調查，並把自己的學生趕出圖書館，從學者的安樂椅中站起來，走入實地。

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真正開創了長時期實地調查傳統的當推波裔英國人類學家馬林洛夫斯基（B．Malinowski），他于1914—1915和1917—1918年間在新幾內亞和特羅比恩（Trobriand）島上進行了長期艱苦的實地工作。通過親身經歷“在這里”、“到過那里”和“回到這里”的三階段過程，他發現，白人研究者只有離開自己的文化群體，參與到當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才能對他們的制度風俗、行為規範以及思維方式有所了解。

博厄斯和馬林洛夫斯基的實地調查方法極大地影響了後來西方的人類學家，如本尼狄克特（R．Benedict）、M．米德（M．Mead）、萊德可里夫‧布朗（Redcliff—Brown）、貝特森（G．Bateson）、羅威（R．Lowie）、克羅伯（A．Kroeber）、普利查德（Evxns-Pritchard）、弗斯（R．Firth）、保德玫克（H．Powdermaker）、列維‧斯特勞斯（C．kvi-Strauss）等人。他們各自在非洲、太平洋島國、美國本土以及世界其他地區進行了長期的實地研究，為實地調查方法的實施和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質的研究中實地調查的傳統還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西方國家的社會改革運動。如美國的杜‧波依斯（Du Bois）對費城的黑人社區進行研究時，除了進行大規模的統計調查，還組織了5 000例訪談，其著作《費城的黑人》（1899／1967）被認為是早期城市民族志研究的一個典範。德國的恩格斯（F．Engels）長期深入到工廠和工人居住區，其《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1845／1969）被視為實地研究的佳作。布思（C．Booth）的《倫敦人民的生活和勞動》（1927）通過統計數據、訪談和觀察等方法，將倫敦劃分為50個區，按照不同的標準（如貧窮率、出生率、死亡率、早婚率等）將這些區域進行了排序比較。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帕克（R．Park）等人對城市內不同少數民族群體、亞文化群體（特別是貧困人群）進行了研究，在其著名的“城市”（1916）一文中明確地把人類學方法作為研究城市的社會學方法。托馬斯（w．Thomas）和茲南尼斯基（F．Znaniecki）的《歐洲和美國的波蘭農民》（1927）則通過大量個人信件，對當事人的主觀心態進行探究。林德（Lynd）夫婦將美國中部城鎮居民的生活分成六個方面（謀職、成家、生兒育女、閑暇、宗教、社會活動），對居民的道德觀念和精神狀況進行了考察，發表了《中鎮——美國現代文化研究》（1929／1956）和《過渡中的中鎮——文化沖突研究》（1937）。此時的研究者對自己個人的作用尚未給予足夠的重視，重點主要放在如何從資料中挖掘當事人的觀點和態度，認為那里存在著“客觀的現實”。即使研究的內容涉及被研究者的主觀世界，這個主觀世界也被認為是“客觀存在”。

從1930年到1960年之間的30年間，隨著殖民主義的衰落以及非洲和亞洲民族國家的興起，人類學開始受到獨立國家人民的排斥，人類學家也逐漸具有了自我反省的意識，意識到自己所持有的文化進化觀過于偏狹，而且自己要保持“客觀中立”也是不可能的。他們逐漸將注意力放到對歷史文獻、語言學以及自己國家本土文化的研究上面。在這里人類學與社會學開始了學科上的合流，兩者均在民族志方法上找到了共同點，即長期地與被研究的城市居民群體一起生活，了解他們的真切關懷和日常困擾。此時的研究者越來越多地反思和分享自己的主觀性，將自己的“前見”公布于眾，探討自己對研究過程和結果的影響。如美國社會學家懷特（w．Whyte）在其《街角社會》（1943）中便直接與多克等知情人士互動，參與到對方的各種活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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