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所談論的可謂人類歷史最重大之事。無論你是否相信（我知道大部分人不相信），縱觀歷史長河，暴力呈現下降趨勢；而今天，我們也許正處於人類有史以來最和平的時代。暴力下降的過程肯定不是平滑的，暴力並未全然消失，這一趨勢也不能確保會持續下去。但無論我們觀察的是人類數千年的歷史，還是短期事態，大至發動戰爭，小到體罰兒童，暴力的下降趨勢有目共睹，無可置疑。
暴力的退卻對人類生活的影響無所不在。一個人如果時刻憂慮自己會被劫持、強暴或殺害，如果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設施可能在落成之際即被洗劫和焚毀，他就很難在生活中發展精美的藝術，很難學習和經營自己的事業。
暴力的歷史軌跡不僅影響人們如何生活，也影響人們對生命本身的認識。人類久經廝殺，處境到底是改善了，還是惡化了？還有什麽比解答這個問題，更能讓我們認識生命的意義和目的呢？家庭、部族、傳統和宗教，飽受個人主義、世界主義、理性和科學種種力量的侵蝕，對於這種現代性，我們又該做何理解？我們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一場充斥著犯罪、恐怖主義、屠殺和戰爭的噩夢，還是以歷史標准衡量，正在享受一個前所未有的和平共處時期，答案取決於我們如何理解歷史的變遷。
對暴力變化趨向是在減弱還是在增強的判斷也離不開我們對人性的理解。雖然人們通常認為以基於生物學的人性理論，將暴力視為宿命，而心智白板論則認為暴力是後天生成的。我的觀點恰恰與此相反。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人類之初的自然狀態和人類歷史進程的開端？相信暴力一直在增強的人認為，我們創造的世界已經毒化了人類自身，而且很可能已經無法逆轉；而認為暴力在減弱的觀點認為，我們的起點確實很低，但文明將我們引向崇高，我們可以期望這一向上的進程將會持續下去。
本書篇幅巨大，但我別無選擇。首先，我必須要說服你，暴力在人類歷史上是下降的。我知道，此論必定遭到質疑、責備，甚至激起憤怒。我們的認知將我們預設為相信自己生活在暴力時代，特別是在這個時代，有媒體推波助瀾，其信條是「見血的消息上頭版」。人類的頭腦在估算事件概率時，總是避難就易地從回想案例和圖像開始。與老人安然辭世的畫面相比，殘暴殺戮的場景更易令人產生如臨其境的感覺而刻骨銘心。不論暴力死亡的比重有多小，它的絕對數都足以填滿媒體的晚間新聞，讓人們對暴力的印象與其實際分量完全脫節。
放大危險感也符合道德心理學。從來沒有人會為了宣揚世界已經變得更美好了去招募志願者，傳播好消息的人總是被告誡閉上嘴巴，以免誘發人民的自滿情緒。而知識界的大部分人都極不願意承認，在文明、現代性和西方社會里還有些積極的好東西。也許，正是某種最初推動暴力下降的力量，制造了暴力永存的幻象。暴力行為的下降，與對暴力的容忍和頌揚的減少並行一致，人們態度的變化通常起著先導作用。按照人類歷史上大規模暴行的標准，得克薩斯州的注射死刑，偶發的流氓挑釁少數族裔的種族仇恨罪，都只能算是些小打小鬧。但是，站在當代的道德制高點上俯視，看到的是人類可以如此沉淪，而不是我們的標准已經提高了。
面對這些先入為主的觀念，我只能用數字，用收集的數據資料並制成圖表來說服你們。我會解釋數據的來源，盡力說明數據是如何采集的。我提出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在家庭內、在鄰里中、在部族之間和其他武裝割據之間，以及在主要民族和國家之間各個層面上都發生了暴力的消減。如果每一個層面上暴力歷史的軌跡各有其特質，那麽它們就應該各有專著論述。但讓我一再驚訝的是，回顧過去，世界上各個層面的暴力幾乎呈現一致的下降趨勢。這就有必要在一本書中結集文獻，尋找這些發展在何時、如何並為何出現了這些共性。
我希望能讓讀者相信，當很多不同形式的暴力都在向減弱的方向移動，很難說這是一種偶然，因此需要我們給出解釋。暴力的歷史很自然地可以演繹成一個道德的傳奇——一場正義反抗邪惡的英勇奮戰，但這不是我的出發點。我的方法是對歷史的因緣進行廣義的科學解釋。我們可能會發現，道德領袖們（moral entrepreneurs）——主流道德的制定者和捍衛者以及他們的活動對和平有著特殊的貢獻。我們也可能發現一些更直白的原因，比如技術、政府、商業或知識等方面的變化對和平的作用。暴力下降不能被看作一個不可阻擋的、能將人類帶往完美和平這一最終目標的進步力量，它只是基於不同歷史階段、不同人類群體行為的一組統計趨勢。對此，它需要我們給出心理學和歷史學的解釋：人類心智是如何應對情勢之變的。
這本書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探討暴力和非暴力心理學。我大量援引的心智理論（the theory of mind ）是對認知科學、情感和認知神經科學、社會和進化心理學，以及其他有關人性的科學研究的綜合。在我的著作《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白板》（The Blank Slate）、《思維探秘》（The Stuff of Thought）中，我探討過這些理論。我從中認識到，心智是一個具有認知和情感功能的復雜系統，這些功能由大腦實現，而大腦的基本構造又源自進化過程。這些功能的某些部分讓我們產生各種暴力傾向，而另一些功能——比如林肯所說的「我們本性中善良的天使」，則把我們引向合作與和平。解釋暴力減少，也就是辨識文化和物質環境中有哪些變化，讓我們天性中愛好和平的動機占了上風。
最後，我要證明，人類的歷史已經融入人類的心理層面。人類的一切事務都彼此關聯，暴力事件更是如此。無論在歷史上的何時何地，和平的社會總是更富裕，教育水平更高，管治得更好，更尊重婦女，有更多的機會從事貿易。在這些幸福的特性中，哪些開啟了良性循環，哪些只是伴生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所以人們會給出一些自己也不滿意的循環解釋，比如，暴力減少是因為文化中的暴力因素減弱了。
社會科學家將社會變量分為「內生」和「外生」兩種，前者處於系統內部，可能受到它們所試圖說明的現象的影響，而後者則受外力的驅動。外生力量可以來源於技術、人口、商業和管治機制的變化，也可以來自知識領域，比如新思想的孕育和傳播以及其自有的生命力。對歷史變遷最令人滿足的解答就是找到一個外生的觸發力。我會在數據允許的限度內，試圖識別在不同時間以不同方式曾經作用於我們心智的外生力量，而這些力量就是導致暴力下降的原因。
對這些問題的檢討，匯聚成此部長篇巨著——這本書分量太重，我不妨將主要結論在此做一個預覽。《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是一個關於六大趨勢、五個心魔、四位善良天使、五種歷史力量的故事。
六大趨勢（第2章至第7章）。人類這個物種從暴力中後撤經歷了種種發展，條分縷析，我將其分別歸入六大趨勢。
第一個趨勢是以千年為尺度的過程：我們這個物種的大部分進化史是在狩獵、采集和栽種社會（園藝社會）中完成的。大約5000年前，人類從這種無政府狀態開始向第一個具有城市和政府的農耕文明過渡。伴隨這一轉變，人類在無政府自然狀態下的常規劫掠和打殺減少了，暴力死亡下降到原來的1/5。我將這個和平階段稱作「平靖進程」。
第二個過渡期歷時500多年，歐洲史對這一階段有詳盡的記載。從中世紀晚期到20世紀這段時間內，歐洲國家的凶殺率下降了10—50倍。在社會學家諾伯特•埃利亞斯的經典大作《文明的進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一書中，他將這一令人訝異的暴力下降歸因為分散割據的封建小邦整合為中央集權的大國，並形成一個支持商貿發展的架構（infrastructure）。與埃利亞斯所見一致，我將這一趨勢稱為「文明進程」。
第三個變遷跨越幾個世紀，起始點大致是17和18世紀的「理性時代」和「歐洲啟蒙運動」（盡管這一變遷是對古希臘文明和文藝復興的傳承，在世界其他地區也同時存在平行的古代文明）。在這一階段，第一次出現了有組織的社會運動，推動廢除那些已被社會接受的暴力形式，比如專制、奴隸制，決斗、嚴刑逼供、迷信殺戮、殘酷處罰和虐待動物，系統地形成了和平主義的第一個高潮。歷史學家也將這一時期稱為「人道主義革命」（Humanitarian Revolution）。
第四個變遷始於「二戰」結束。戰後的幾十年間，人類見證了史無前例的發展：一般而言，超級大國和發達國家之間停止了彼此之間的戰爭。歷史學家將這一天賜佳景稱為「長期和平」。
第五個趨勢是武裝沖突越來越有節制。雖然從新聞報道中，人們還很難相信這一結論，但自1989年冷戰結束，各種武力沖突——包括內戰、種族清洗、專制政府的對內鎮壓，以及恐怖襲擊，在世界范圍內一直在下降。認識到這一令人歡欣的發展並不穩定，我將之稱為「新和平」。
最後，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標志著戰後時代的到來，人們對較小規模的侵犯行為也越來越反感，這些行為包括對少數族裔、婦女、兒童、同性戀的暴力侵犯和虐待動物。從50年代後期至今，隨著接連不斷的社會運動，民權、女權、兒童權利、同性戀者權利和動物權利，這些人權概念的延伸逐一登場，我將此階段稱為「權利革命」。
五個心魔（第8章）。許多人堅信「暴力壓力釋放理論」：人類具有一種內在的侵犯性——死亡本能或嗜血的沖動，這種聚積在我們內心的壓力必須階段性地得到釋放。這種理論完全背離現代科學對暴力心理的理解。侵犯性不是單一的動機，更不是一種日漸迫切的沖動。它是幾種受環境觸變、內在邏輯、神經生物基礎，以及社會分布形態影響的心理系統的共同產物。第8章對五種心理系統進行了闡釋。捕食或工具性暴力僅僅是作為實現某種目的實用手段。支配欲則表現為對權威、聲望、榮譽和權力的追求，它的表現形式可以是個人之間的叫陣，也可以是種族、部落、宗教和民族集團之間的權力之爭。復仇心激起人類的道德沖動，施行報復、懲罰和伸張正義。虐待狂以他人的痛苦為快樂。意識形態則是一個共享的信仰體系，通常具有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而為了追求無限的善可以不擇手段地使用暴力。
四位善良天使（第9章）。人之初並非性本善，亦非性本惡，但是他們生來就具備某些動機，引導他們離棄暴力，趨向合作和利他。移情，特別是同情意義上的移情，讓我們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並與他人的利益產生認同。自制，讓我們能夠預測沖動行事的後果，並相應地加以抑制。道德感將一套規則和戒律神聖化，用以約束和管治認同同一文化的群內相互關系。有些時候，這些規則和戒律使暴力減少，但部落的、威權的和道學的規則卻經常會增加暴力。理性讓我們得以超脫有限的視角，思索我們的生活方式，追尋改善的途徑，並引導我們天性中的其他幾種美德。我將在本書的一小節中，從生物學家的技術角度，探討是否有可能從基因變化上看出最晚近的人類進化史也確實是趨向暴力下降的。不過，本書的著眼點是變遷的環境條件：不變的人性在不同歷史環境變化中的不同表現。
五種歷史力量（第10章）。在最後一章中，我要同時引入心理學和歷史學，辨識那些有利於人類的和平動機和驅使暴力成倍下降的外生力量。利維坦，即國家和司法壟斷了武力的使用，可以化解掠奪性的攻擊，抑制復仇的沖動，避免各方自以為是的自利式偏見。商業是一個各方都可以是贏家的正和游戲，技術進步使產品交換和思想交流可以跨越的距離越來越遠，參與的人群越來越大，他人的生命也因此更有價值。他們也就更不會成為被妖魔化和非人化的目標。在女性化這樣一個過程中，文化對女性的利益和價值越來越予以尊重。既然暴力主要是男性的消遣，提高婦女賦權的文化總是更少鼓吹暴力，也更不會在無所寄托的年輕男性中滋生危險的亞文化。世界主義的力量，包含識字率、流動性和大眾媒體，都有助於人們換位到與自己不同的人的角度思考，擴大同情的范圍，善待他人。最後，知識和理性在處理人類事務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理性的滾梯使得人們認識到暴力循環的有害無益，克制將一己之私置於他人利益之上的特權，並且重新審視暴力，將其看作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一場爭奪勝負的競賽。
一旦人們意識到暴力在下降，他們眼中的世界將與以前有所不同。往昔不再純潔無瑕，今天亦未必理崩樂壞。人們開始意識到，公園里嬉戲的異族通婚的家庭，拿元首當笑料盡情調侃的喜劇演員，還有那些在危機時悄悄地偃旗息鼓，而不是戰爭升級的國家，我們身邊這些習以為常的細節，對於我們的祖先而言都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我們對此無須自鳴得意，今天我們得以享有和平，是因為過去幾代人痛感暴力的蹂躪，為減少暴力而付出了他們的努力，我們今天也應該為減少尚存的暴力而進行努力。確實，對暴力在減少這一事實的認識，最有效地證明了人類的努力是值得的。人性中的殘暴，長久以來就是道德教化的對象。認識到某種力量能減弱人的殘暴性，我們就能找出其中的因果關系。與其追問「為什麽會有戰爭？」，也可以多問問「為什麽會有和平？」。我們不僅可以窮究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麽，也可以探討我們還做對了什麽。因為有些事情我們確實做對了，那麽最好能搞清楚這些做對的事情究竟是什麽。
很多人問我是怎樣開始進行暴力分析的。這不是一個謎：研究人性必然要關注暴力。我是從馬丁•戴利和馬戈•威爾遜有關進化心理學的經典之作《殺人》（Homicide）中第一次了解到暴力是在減少的。他們在這部書中檢討了非國家社會中的高暴力死亡率，以及從中世紀開始至今，暴力死亡人數的減少。在以前的幾部著作中，我均提到過這些暴力下行的趨勢，結合西方歷史上的廢奴、結束專制、停止酷刑處罰等人道主義的發展，以此支持一個觀點，即道德進步與人類心智的生物學解釋和對人性中陰暗面的認知是一致的。在回答網絡論壇2007年的年度問題「你為何樂觀」時，我重申了這些觀點。我的信口開河招致學者紛紛來函，研究歷史犯罪學和研究國際關系的學者告訴我，暴力減少的歷史證據，要比我知道的更為豐富。他們的數據讓我相信，這是一個被低估的有待講述的故事。
所以，我首先要向這些學者致以最深切的感謝：Azar Gat，Joshua Goldstein，Manuel Eisner，Andrew Mack，John Mueller和John Carter Wood。我在寫作本書時，也受益於Peter Brecke，Tara Cooper，Jack Levy，James Payne和Randolph Roth的通信。他們慷慨地與我分享他們的思想、文章和數據，真誠地指引我走過遠非我專長的研究領域。
David Buss, Martin Daly, Rebecca Newberger Goldstein, David Haig, James Payne, Roslyn Pinker, Jennifer Sheehy Skeffington和 Polly Wiessner閱讀了本書的初稿，並提出了極為有益的建議和批評。Peter Brecke, Daniel Chirot, Alan Fiske, Jonathan Gottschall, A. C. Grayling, Niall Ferguson, Graeme Garrard, Joshua Goldstein, Capt. Jack Hoban, Stephen Leblanc, Jack Levy, Andrew Mack, John Mueller, Charles Seife, Jim Sidanius, Michael Spagat, Richard Wrangham和John Carter Wood 對部分章節所做的評論，讓我獲益匪淺。
許多人及時地回復了我就本書提出的詢問，甚至提出了建議: John Archer, Scott Atran, Daniel Batson, Donald Brown, LarsErik Cederman, Christopher Chabris, Gregory Cochran, Leda Cosmides, Tove Dahl, Lloyd deMause, Jane Esberg, AlanFiske, Dan Gardner, Pinchas Goldschmidt, Cmdr. Keith Gordon, Reid Hastie, Brian Hayes, Judith Rich Harris, Harold Herzog, Fabio Idrobo, Tom Jones, Maria Konnikova, Robert Kurzban, Gary Lafree, Tom Lehrer, Michael Macy, Steven Malby, Megan Marshall, Michael McCullough, Nathan Myhrvold, Mark Newman, Barbara Oakley, Robert Pinker, Susan Pinker, ZiadObermeyer, David Pizarro, TageRai, David Ropeik, Bruce Russett, Scott Sagan, Ned Sahin, Aubrey Sheiham, Francis X. Shen, Lt. Col. Joseph Shusko, Richard Shweder, Thomas Sowell, Hvard Strand, IlavenilSubbiah, Rebecca Sutherland, Philip Tetlock, Andreas ForTollefsen, James Tucker, StaffanUlfstrand, Jeffrey Watumull, Robert Whiston, Matthew White, Maj. Michael Wiesenfeld和David Wolpe。
我在哈佛的同事和學生慷慨地向我提供了他們的專業知識，他們是：MahzarinBanaji, Robert Darnton, Alan Dershowitz, James Engell, Nancy Etcoff, Drew Faust, Benjamin Friedman, Daniel Gilbert, Edward Glaeser, Omar Sultan Haque, Marc Hauser, James Lee, Bay McCulloch, Richard McNally, Michael Mitzenmacher, Orlando Patterson, Leah Price, David Rand, Robert Sampson, Steve Shavell, Lawrence Summers, Kyle Thomas, Justin Vincent, Felix Warneken和Daniel Wegner。
特別感謝那些和我一起為本書制作數據報告的研究者們。Brian Atwood承擔了無數精確的統計分析和數據庫的搜尋，他的工作不僅完整，而且富有洞察力。William Kowalsky從民意調查領域發現了很多相關的研究成果。JeanBaptiste Michel幫助開發了書蟲項目、谷歌全球書籍詞頻統計器和谷歌書籍語料庫，並構建了一個具有獨創性的戰爭規模分布模型。Bennett Haselton所做的一項有關人對暴力歷史的觀感的研究信息十分豐富。Esther Snyder協助完成了制圖和目錄搜尋的工作。IlavenilSubbiah為本書設計了精美的插圖和地圖，並多年來一直向我提供關於亞洲文化和歷史的寶貴見解。
我的經紀人John Brockman提出的問題，促使我寫作了此書，他對初稿提出了很多非常有益的意見。Wendy Wolf是我在企鵝出版社的編輯，本書最後的定稿很大程度上是在她對初稿所做的詳細分析上成型的。對於John和Wendy，還有企鵝出版社的Will Goodlad對本書寫作的每一個階段所給予的支持，我深懷感激。
我由衷地感謝我的家人給予我的愛和鼓勵：Harry，Roslyn，Susan，Martin，Robert和Kris。我必須向Rebecca Newberger Goldstein表達我最深切的感激，她不僅豐富了本書內容和風格，她對本書價值所抱有的信念給了我極大的激勵，她對我的世界觀的形成有著其他人無法比擬的影響。本書題獻給我的外甥女、外甥和我的繼女們：希望他們享有一個暴力繼續減少的世界。
導讀重看歷史，重建道德
錢永祥
近年來，我比較關注的政治哲學課題是：一個健全的社會，它的公共文化需要包含什麽樣的道德意識？在閱讀相關文獻的過程中，斯蒂芬•平克這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為什麽暴力在下降》帶給我直接又深遠的沖擊與啟發，回響所及，對我在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領域中的思路調整很有助益。這本書為什麽引發我如此大的共鳴與重視？是因為它提出了一種新的歷史觀與道德觀，全面挑戰現代人對「歷史」與「道德」的理解及想象方式，從而使人類的道德感性與社會實踐都有了新的含義、新的方向。我認為，它值得所有關切歷史與道德之現世意義的思想者重視。有見於今天的中國正面對獨特的道德危機，以及重建道德的沉重挑戰，這本書特別值得譯成中文，供中文讀者參考。
本書開題的第一句話就大膽宣稱，它「所談論的可謂人類歷史最重大之事」，這件事就是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暴力呈現下降趨勢」。作者進一步質問心存懷疑的人：「如果這不叫進步，我不知道還有什麽能算是進步？」的確，《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之所以引人矚目，出版之後引起廣泛爭議，正是因為作者敢於直言人類的歷史的確有進步可言，進而又提出了暴力下降作為度量這種「歷史進步」的尺度。這兩項主張都具有高度的挑釁性。承認人類在進步，就意味著正面挑戰了近百年來主流思潮不願也不敢再談「進步」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傾向，並強調人類不僅在「改善」之中，而且這種改善從過去到現在乃至未來，足以構成一部相連貫的人類進步史；如果接受以「暴力下降」作為進步的量尺，就等於是在挑戰習見的高調道德觀，把道德關注的核心議題從「追求德性」下移到了「減少苦痛」，所謂「改善」並非指人類已進入某種崇高的道德境界，而只是減少使用暴力，減少個人所承受的苦難而已。從這兩方面出發，本書以浩瀚數十萬言提供了豐富的論據與材料作為佐證，讀來目不暇接（115張圖表，近2000個引注、上千項參考材料），堪稱一場知識盛宴。而讀完之後，讀者或許不會完全接受書中所表述的這兩項主張，不過，經此論辯的洗禮，你的歷史觀與道德觀都會與此前大為不同。
面對這樣一本篇幅巨大的著作，讀者在開始閱讀之前會需要一幅簡明的地圖。在「前言」里，作者對全書的主要結論提供了一個「預覽」，讀者可以參考。在此，我想簡要地綜述全書的論證架構，對閱讀或許也有一些幫助。
本書的主旨在於證明，人類歷史可以看成「暴力在降低」的歷史。這個主旨涵蓋了兩件工作：一是設法顯示歷史上暴力的確在降低，二是設法說明這種「降低」現象的原因是什麽。
針對第一件工作，作者舉出了五千年來人類歷史的六大「趨勢」，每個趨勢都顯示了暴力在降低。這六項趨勢我們稍做簡化，大致如下：
首先他指出，考古學家檢視遠古掩埋場挖掘出來的遺骸殘骨，發現在國家組織尚未出現的漫長時代里，因暴力沖突而導致死亡的比例約為15%，可是到了烽火連天的20世紀，戰爭造成的死亡只達全世界人口的3%；在尚未形成國家的原始部落社會中，每10萬人有500多人死於暴力沖突，但即使在20世紀遭戰火嚴重蹂躪過的德國、俄國，這個數字也只有130人。平克稱這個演變為「平靖進程」，他將其歸功於中央政治權威，也就是某種「國家」的建立。
第二個趨勢是個人之間暴力相向的情況在降低。從歐洲的中世紀到今天的西歐社會，凶殺案的比例從每10萬人每年超過100件（這是14世紀的英國牛津，也是美國西部在開發時期的情況），降到了20世紀50年代的每10萬人0.8件。這種轉變，平克借用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的術語，稱之為「文明進程」，其原因包括了政府的治安、司法力量的提升，以及經濟的基礎從農業（土地）轉向貿易。
第三方面的趨勢，平克稱之為「人道主義革命」，主要涉及各種殘暴酷刑，特別是法定的酷刑與死刑，都有顯著的減少。人類殫精竭慮設計的各種刑求方法與刑具（書中有驚悚的附圖）、各種以人獻祭的習俗、獵殺女巫、殘殺宗教異端、宗教戰爭等等，它們曾經盛行長達幾個世紀，如今都已不復存在。此外，在早先，酷刑與死刑不僅頻繁，而且往往公開舉行，人們扶老攜幼以看熱鬧的心情圍觀評論，並不以為不諱不忍。18世紀以後，這種情況大體上不再見到。
人道主義革命的主要動力，平克歸功於印刷技術發達、書籍報刊的普及流通以及書報讀者的大幅度增加。閱讀幫助人們設想他人的經驗與感受，也理解到「他者」不一定是邪惡的威脅，從而減少了殘酷虐殺的意願。
接下來，平克整理人類歷史上戰爭、內戰以及種族屠殺的演變。從他所舉出的數字來看，一個大致穩定的趨勢是：戰爭的數目在減少，戰爭直接、間接致死的人數相對於世界人口的比例在減少，種族屠殺的發生次數也急遽減少。平克認為，這些趨勢的外因正是康德在《論永久和平》一文中所言及者：民主制度、貿易以及國際組織。
平克特別在意一般視20世紀為「歷史上最黑暗的世紀」的成見。他強調，20世紀死於戰火的絕對人數的確是歷史上最高，可是考慮到世界人口的總數，它是最暴力血腥的世紀嗎？19世紀初的拿破侖戰爭造成400萬人死亡，中葉的太平天國運動造成2000萬人死亡，稍後的美國內戰造成65萬人死亡，早先南非祖魯王國的沙卡王之治造成200萬人死亡，南美洲的三國聯盟之戰，消滅了巴拉圭六成以上的人口。在非洲獵捕奴隸並販售到美洲的過程，所造成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納粹大屠殺。至於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發動的殖民戰爭就不用提了。平克無意美化20世紀，但是他強調，20世紀後半葉的長期和平，也是20世紀歷史的一個部分，不應忽視。（平克沒有忽視50、60年代的中國，60、70年代的中南半島，但並沒有討論其含意。）
說到種族屠殺，20世紀的記錄歷歷在目，包括晚近的波斯尼亞、盧旺達、達爾富爾。可是打開《舊約•聖經》，幾乎每一頁都在鼓吹或者記錄某個種族的滅絕。雅典人消滅掉美洛斯，羅馬人消滅迦太基，蒙古人西征，十字軍東征，歐洲宗教戰爭，歐洲人在美洲、非洲與大洋洲都造成了大規模的種族滅絕。（平克也提到了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分割，以及60年代的印尼。）
最後，平克關注到「權利革命」的整個趨勢。在這個范疇里，平克舉出民權（少數種族權利）、女權、兒童權利、同性戀權利、動物權利等方面的重大改進。他用具體數字顯示，各類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法律與言行在20世紀大幅度改善；強暴、家庭暴力都顯著減少；對兒童的體罰、虐待、校園的霸凌、打架逐漸遭禁止；同性戀獲得除罪化，受到的敵視與攻擊也大為減少；即使在動物保護這個領域，狩獵活動不再流行，素食人口快速增加，保護動物的立法也越來越普遍。今天的人，對這些領域格外關注，固然是因為這些議題特別切身，在生活中天天遇到；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戰爭、凶殺、各種集體迫害、酷刑等形式的暴力，已經不再是鋪天蓋地的眼前威脅，讓人類稍有余裕去關注並非直接生死之事的權利議題。
在展示暴力的降低趨勢之後，平克的第二項工作就是設法說明這些趨勢的原因。在這方面，他特別強調，他並不假定人性本善還是本惡，也不假定人性在歷史上有過明顯的變化、改善。他認為，人性中間有一些動機會促使人向惡（他稱之為「心魔」），但也有幾種動力會促使人為善（他借用林肯的字眼，稱之為「善良的天使」）。至於實際上哪些動機會發揮作用，使人傾向於暴力還是傾向於利他與合作，則往往取決於環境因素的觸發。所以平克在解釋幾千年來暴力減少的原因時，完全不訴諸人心的向善、人性的改良、「道德感」等內在因素，而是尋找外在於人心、人性的幾種社會、經濟、制度性的外在推力。（他舉出五項外在於人性之善惡的因素：利維坦國家、貿易、女性化、都市化以及運用理性。）這個基本的方法論取向，可能更接近今天「著重制度，少談心性」的現代想法。
如今本書的中譯本問世，對於中文讀者來說，正好提供了一種宏觀的歷史觀，來對照檢視中國的歷史、文化對於暴力與苦痛的態度，檢討社會、人心中或隱或顯的價值觀。中國的歷史不見得比別人血腥，中國文化也並不特別崇尚武力與殘暴，更鮮見宗教迫害與殖民侵略。不過，傳統中國絕對不是傳說中的「禮義之邦」。面對四鄰異族，面對爭奪權位的對手，面對社會上屬於「卑」的等級，面對異端邪說、違法亂紀之徒，華夏體制不見得心慈手軟。而每當體制崩潰，草民反抗，「萬家墨面沒蒿萊」，則往往帶來血流成河的報復與鎮壓之循環。中國歷史應該也有它的進步故事，只是這一頁還有待史家的抽絲剝繭（而且里頭總有一只被煮死的蠶蛹）。
平克在書中指出，從古代到近代初期，某種「國家」形式的政治掌權者坐鎮大局，加上一般生活方式的「文明化」，這是促成暴力降低的兩項主要歷史動力。他沒有特別注意中國的歷史，不過中國在這兩個方面可能遠比世界其他地區都更為先進與發達，故此應該也有相應的降低暴力的效應。但到了近代與現代的歐洲，18世紀的啟蒙運動觸發了一場「人道主義革命」，把人道、人權以及對於他者的包容，對於弱者的同情關注，逐漸擺放到人們道德意識的核心位置，由此開啟了至今仍然以各種「權利」為名進行的思想革命與社會改革。但是在中國，「啟蒙」的訴求雖不斷有人提出，卻好像並不容易看到類似的道德意識大變動。近代中國人飽受暴力欺凌、家國苦難、社會政治制度的迫害，以及現實生活的種種折磨，卻始終不曾有意識地把暴力的降低、苦痛的減少當作獨立而自成一格的道德價值看待。中國的文化與人心也強調惻隱與憐憫，不過在我們的道德觀中，它們基本上屬於個人修養的一部分，並沒有被視為道德思考的根本原則，更不曾成為社會倫理與公共規范的基礎性價值。
眾所周知，今天的中國人普遍憂慮於侵蝕整個社會的「道德危機」。在日常生活中，為己的私利與對人的權力似乎變成了驅動整個社會運作的關鍵性力量，淡漠與冷酷則構成了個人自我保護的第一道防線。在政府與民間舉辦的不少「道德狀況調查」中，頻繁見到「道德素質下降」「道德規范崩潰」之類的字眼。不過，一些學者已經指出，中國近代的「道德危機」由來已久，從19世紀末葉開始即接連不斷，至少包括了清季民初的儒家道德秩序崩潰，「文革」帶來的共產主義道德崩潰，以及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發展熱潮，將此前甫告萌芽的人文主義道德秧苗沖刷殆盡。百余年來一次又一次的摧殘與失望，難免滋生犬儒心態和虛無主義。面對這樣殘破貧瘠的歷史遺產，加上生活經驗早已教導我們不能信任制度，更不可以信任他人，道德規范與道德價值在中國人的意識中，必然只會徒具形式，不太可能取得真實的生命。這種情況之下，大家所熟悉的各種「道德重建」的努力，通常只能停留在口號的層次，不容易產生具體的結果。
那麽，在今天的中國，還有沒有機會重新培育出一種比較豐富的道德意識，一方面為大家日常慣用且常用的道德概念、道德評價字眼填充具體的內容，另一方面又為社會生活與個人言行提供可信、有效的道德准則，為人際關系與社會制度增加一些道德面向？
這類問題幾乎不可能有現成的具體答案。不過平克在這本書里所發展的觀點，多少提供了思考這些問題的方向。一方面，對於「道德」這一概念的理解，我們應該務求踏實，不必陳義過高，設想道德乃是某種需要人們提升心性與修養方克成就的境界；並且最好從日常生活中人們的需求與遭遇著眼，把各種苦痛與剝奪視作道德所關注的人間大惡，讓排斥暴力、減少這類苦難成為道德感性與道德關懷的注意焦點。換言之，我們需要經營、發展一種道德意識，強調「排斥暴力」與「減少痛苦」這兩項核心原則。道德意識的這種改變，主要是文化、思想層面的工作：文學、哲學、歷史敘事與生命史的敘述、媒體與大眾傳播、知識分子的思考與評論，都有助於發展一套新的道德敘事方式，從點滴開始，改變整個社會的道德意識。平克書中關於西方當年人道主義革命的分析（第4章），很值得我們參考。
另一方面，各種社會運動對於整個社會的道德性格，會帶來可觀的正面影響，這一點也需要我們正視。社會運動之所以產生，原本便是某些弱勢者的處境與遭遇造成了苦痛，需要道德關注，但現有的社會制度卻壓抑了他們的聲音，於是需要由當事人或關心者自行集結，形成社會力量，才能改善他們的處境與命運。因此，社會運動發自弱勢者日常切身的利害，所依據的正當性完全寄身於道德訴求，所追求的則是消除不公正的壓迫。與利益團體不一樣，社會運動的特質正好就是以道德為理由要求「減少苦痛」，消除社會中的隱性暴力，從而也就直接間接地改善了整個社會的道德質量。如果這種實踐層面上的運動，能與上述思想文化層面上的意識改革相互學習、相互配合，大家所盼望的道德重建，或許便能逐漸積累成形。平克書里所講述的權利革命故事（第7章），不僅激勵人心，也足以為我們的道德重建工作所借鑒。
平克這部大著的英文版2011年10月出版之後，在西方國家引起了大量的討論，也受到不少批評。一種常見的批評涉及方法論，包括他對各項統計數字的使用與解釋方式不能服人，由此認為他所導出的結論有誤導之嫌。另一類批評認為他的歷史敘事有許多疏漏與不妥之處，並不足以構築他的歷史觀。還有一種批評則著眼於幾個概念問題，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挑戰平克對於「暴力」的理解：他所謂的暴力似乎局限在以物理力量（槍炮刀斧、各種刑具或者拳腳、言詞）施加於人身，從而他所論的痛苦也集中在個人身體與生命所承受的生理傷害上。但有左派學者指出，資本主義體制並不使用明顯具體的物理性暴力，卻仍然可以迫使工人工作，剝奪工人勞動的剩余價值；女性主義者也認為，父權體制並不需要施展家暴，便可以輕松維持男性的優勢支配地位。換言之，平克的宏觀歷史，所忽略的正好是真正宏觀的制度性暴力，使得他眼中的歷史趨勢與道德進步，其實只觸及了歷史的表層現象，並沒有掌握到歷史的真實。最後也是最激烈的批評，則指責平克全書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偏見，所見與所不見經常反映著他個人的意識形態傾向；有批評者甚至說，這本書之所以獲得各方好評，其實也反映了該書所傳達的訊息正好符合美國當前的主流輿論。
這些批評，在我們評估平克書中論證的妥當程度時，都可以列為參考。我相信，中譯本出版之後，也會出現一些高度批判性的書評文章。但在筆者看來，無論這些批評是否成立，都屬於實質的層次。該書有一個基本的局限，同時又有一個基本的貢獻，互為表里，恰似一個銅板的兩面，構成了給這本書恰當定位的前提，值得讀者在閱讀時放在心里。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從一種宏觀的問題意識出發，對人類歷史進行宏觀的重建，但不經意之間，「宏觀」卻容易被作者以及讀者誤解成了「全貌」。平克證明了歷史有進步可言，這進步在於暴力在降低。但是暴力在降低，以至於暴力所導致的苦難在減少，並不意味著人類的生活已擺脫了所有的苦難。事實上，飢餓、貧窮、疾病與營養不良、缺乏教育、天災疫病，依然在「南方」國家折磨著數以億計的人們；失業、貧困、老病，在發達國家也是嚴重的問題；何況上面提到的制度性暴力，包括族群沖突、性別歧視、宗教斗爭以及資本主義全球流動之後的勞動剝削與環境破壞，並沒有被人道主義革命與權利革命所消除，反而繼續以直接間接的方式，在許多社會之間以及許多社會內部造成苦難。我不認為平克企圖否認、掩蓋這些涵蓋極廣的苦痛來源。但是他談暴力造成的苦難在降低時，這種有限的樂觀，無意之間卻擴散為全面的樂觀，好像他所描述的歷史趨勢，已經能夠涵蓋人類所面對的所有苦難。但是這分明是嚴重的誤會：《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所述說的進步故事，局限在某些形式的暴力以及這類暴力所制造的苦痛上；它其實並沒有對人類的全部命運提出任何論斷或者預言。讀者閱讀本書時，對這一點要有所警覺。
但話說回來，這個受到高度局限的領域，難道不值得我們重視嗎？即便局限，這個領域中的變化，不是有其高度的啟發性嗎？平克的基本問題意識，觸及了人類進步的可能與苦痛的道德深意這兩大議題；我認為，能提出這兩個問題，本身便深具意義。針對這種問題意識，平克把人類歷史中各種減少苦痛、要求人道、追求解放的歷程連貫成一個完整的進步敘事，不啻為道德意識建立了一套演進史，把今天人類仍在努力的道德事業，聯系到了人類歷史從古到今的殘暴、受苦、抗議、反省、學習、改善的整個過程，讓我們儆悟現在的多數制度、行為仍攜帶著昔日的暴力因子，因此永遠需要我們警惕、反思、抗議，進而得到改善、進步。這本書的意義其實不應該在於謳歌頌贊人類已經獲得的有限的改善與成就，而在於指出現有的趨勢與成就，適足以顯示方向，督促我們把眼光放得長遠，對「暴力」的含義不斷追索，對人間「苦痛」的所指逐漸擴大范圍，從而把更廣義的暴力降低、更廣義地減少苦痛，當成繼續努力的目標。借這樣的閱讀心得調整我們的歷史觀與道德觀，才是本書的真正價值所在。
2014年5月於南港／汐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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