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線千里：抗戰時期金融機構大遷移

本書借助對史料的實證研究，致力於第一次分不同階段系統地勾勒金融機構的遷移布局及其后續影響。金融機構不同於其他機構之處在於，金融行業本身的運作方式即具有流動性和遠程性，所以其遷移的過程，除了「有形」的人員、設備、設施等的遷移之外，更內在的是「業務重心」的轉移，也即金融機構不同於文化機構和工礦企業，有龐大的遷移與「運輸」過程，更多的是自上而下對金融布局的重新調整。

抗戰爆發前，主要金融機構，即國家銀行和商業銀行集中於以北京和上海等東部地區。抗戰爆發后，各類性質與規模不同的金融機構轉移的路線、方向、經過、目標也各不相同。

國家銀行和商業銀行最初主要是向租界內轉移，淞滬會戰后，國家銀行一部分經過國民政府的布局，總體隨政府向南京、武漢、重慶方向內遷，另一部分則向香港轉移，還有一部分則遷往上海市租界內繼續營業；商業銀行則大部分留在上海，小部分遷往重慶和香港；原省內的各地方銀行大部分則隨省政府輾轉於省內。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家銀行和商業銀行才集中遷往重慶，大部分商業銀行也開始往大后方轉移，並大力發展在大后方的金融業務。

抗戰時期，中國的金融中心最終遷移到重慶，整個的金融空間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以「四行二局」為核心的國家壟斷金融體系迅速在西南、西北地區敷設和構建金融網絡，並大力投資工業、農業等各業，促使大后方社會經濟發生巨大變遷，對支持抗戰直至取得最后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相應的，這些金融政策的負面效果，諸如對戰后通脹的隱患等，也對西部地區影響最重。

王紅曼 ，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主要從事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先后在《抗日戰爭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安徽史學》、《歷 史教學》、《福建論壇》、《歷史教學問題》等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20余篇；出版專著：《國民政府戰時金融法律制度研究（1937—1945年）》、《中國 近代貨幣金融史論》、《四聯總處與戰時西南地區經濟》、《中國近代銀行業與銀行家（一）》、《中國近代金融法制史研究》；主持及參加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 年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4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