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房子

自序
• 素朴為家

意識
• 造園與造人
• 自然形態的敘事與幾何
• 走向虛構之城
• 當「空間」開始出現
• 營造瑣記
• 循環建造的詩意—— 建造一個與自然相似的世界
• 隔岸問山—— 一種聚集豐富差異性的建築類型學
• 剖面的視野—— 滕頭案例館
• 為了一種曾經被貶抑的世界的呈現
• 走入樹石的世界

語言
• 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
• 我們從中認出—— 寧波美術館設計
• 中山路：一條路的復興與一座城的復興

對話
• 叛逆的征途
• 觸碰另一個世界的邊緣
• 精神山水
• 重返自然的道路
• 問答錄：一個人需要多大的房子

尾聲
• 那一天

先從我的憤青時代說起。

那是上世紀80年代末，整個社會都充斥著一股很強的批判味兒。我在東南大學上到大二，已公開向老師們宣布：沒有人可以教我了。

因為我已經把那些老師都看明白了。我開始進入自學狀態。那也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年代。我們那個班被戲稱為「大師班」，連每次作業不及格的學生都認為自己是大師的坯子，都堅信自己做得很好，跟老師辯論「為什麽給我不及格」。當年那種學習狀態是，你到夜里12點還會看到同學捧著一本黑格爾的書坐在樓梯上，一直看到凌晨3點還不回宿舍。大家都進入了自學狀態。這跟高考恢復，大學重新開課不久有關，老師能教給你的東西其實非常有限。適逢新藝術新思潮，每個人都抓住機會用各種方式自學。

1987年我二十四歲，血氣方剛目中無人，寫了一篇很長的論文《當代中國建築學的危機》，批判了整個近代中國建築界的狀態，從各位大師一直批到我的導師為止。大師名單里，當然有梁思成。那篇文章沒有地方給我發表。當年我們那一代人當中，或許我想問題會更深入一些，更具探索性。很多人在批判，我則總在問一個問題：批判完了我們做什麽？是不是經過批判，經過這種所謂的革命就真的能誕生新的價值觀或者新的事物？那時我就並不肯定這件事情一定會發生。這種對於「建設性」的覺醒，源於我在大學一年級時遇到的校長和恩師錢鍾韓。那是一個讓我永生難忘的人。

整個學校有九個系，剛進校時每個系要派一個學生代表去聽校長訓話。我很幸運。其實至今也沒弄清楚為什麽他們選了我作為建築系的學生代表。錢鍾韓校長是錢鍾書先生的堂弟，是那個年代很特殊的人。他在歐美游學七八年之久，但沒有在任何一所學校讀完過，也沒有取得任何一所學校的學位，他的時間主要花在了各個學校的圖書館里。

他回來後搞出了一個「錢氏定理」，用一個定理就變成了一位大家都非常尊重的學者。他那個年代會出這樣的人。他在給我們訓話的時候，主要是在教我們如何向教師挑戰——「你們不要迷信你們的老師；你們的老師可能前一天根本沒有備課，你要認真准備的話，你用三個問題，一定會問到他在台上下不來的」——他認為只有進入這種狀態的學生才是他認為的好的學生，而不是那種聽話的、拿高分的學生。

剛入學就有人來指點你，這是很幸運的事。所以我到後來膽量很大。
記得在大三，我曾向老師提出畫那種彩色的商業效果圖的問題：為什麽每個作業都要以它來結束。在我看來它基本上就是騙人的，是純商業的，是用來博取甲方的喜好。那時商業剛有了點苗頭，還沒發生，但我意識到這個東西已經是這樣一種性質。所以我向老師說我拒絕畫這個圖。老師當然很憤怒。

後來事情鬧大，老師們說：「你們派幾個學生代表到教研室來談判。」我帶了四個學生去談判。結果就是，教師們開放了，同意學生可以用任何形式來表達，不再限制學生必須要畫這樣的圖。對學生做這樣的開放，那可是這個系歷史上第一宗案例！這是我們通過斗爭獲得的。還發生過很多類似的事兒，以至於凡有此類事發生，系里一定會將源頭歸結為我。

碩士畢業時，我的論文答辯全票通過，學位委員會最後卻沒有給我學位。「這個學生太狂了！」之前已經有人給我傳話，告訴我若不改論文就沒有可能獲得學位。我的論文題目是「死屋手記」，明顯是在影射我們學校建築系和整個中國的建築學的狀況，有人對我說中國建築學其後二十年發生的事都已提前在我那篇論文里討論了。我一個字也沒改，離開學校前影印了五本放在學校閱覽室。後來的很多學生都翻過，但當時我們的老師基本看不懂。

十年後的1997年，我參加東南大學八十周年校慶，當年系里的一位青年老師見到我，說：「你這個人變化很大。你一點兒也不酷啦！」我問：「我原來怎樣？」

「原來啊，你在東南的時候，每次當你從走廊走過來，我們都感覺不是一個人走過來，而是一把刀走過來，那把刀是帶著寒風的，大家會不自覺地避開。」

十年，正是妻子對我的改變，讓我變得溫潤平和了。我寫碩士論文時已經與我妻子認識。她對我的影響深遠而又無形，其實到今天為止，我當年的那種勁兒還埋藏在很深的地方，但是你能感受到它的外面已經很親和和圓潤，不那麽危險、不那麽生硬了。但它真正的那種力量並沒有喪失，反倒多了很濕潤、溫暖的東西。

這種蛻變你很難自己知道。有一天（2007年），妻子站在我新完成的建築（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1）面前，對我說：「別人不喜歡很難的，因為它有很溫暖的東西讓你感覺到你會愛上它。」我就知道，發生在我身上的這個變化真的很大。那已是又一個十年過去。

實際上，這種感覺對我來說，我覺得像是甦醒。可能在我童年，再小一點兒的時候就已經有了。接下來你經歷社會的巨大的變動，和青年的憤怒階段，很多新的思想接進來，融合完了你會發生一次蛻變，蛻變之後你還能回到你一開始的那個原點。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這個原點，它是一種普通的生活，但又不是平庸的生活。

做象山校區項目，讓我有了一種全新的角度來看我以前所經歷過的。比如，我覺得象山校園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我童年的回憶。

我的童年正好是上世紀70年代初。時有武斗發生，只好停課鬧革命。我隨母親在新疆，母親工作的那所學校，因為停課，整個校園被開墾成了農田。我和那些老師一起變成了農民。白天勞動，晚上農民們會聚一起喝著雲南來的上好普洱茶和咖啡。我們談普希金，談魯迅，談很多中國的外國的事情。現在很多人回憶那個年代就很憤怒很傷感不是嗎？因為那是很可怕的年代。但當時間過去，有一些其他東西會被你看到，我當年不過是一個小孩，在一個小孩眼里，我看到了我該看到的東西。
我喜歡那種跟土地的關系。遼闊的土地，土地的氣味，庄稼的種植過程，種植與收獲，我都有極大的興趣參與。我在七歲時已經為家里挑水。新疆的水桶是很大號的，洋鐵皮的，從我們家到水井有400米路程，第一次挑我只能挑半桶，因為容易灑出來。慢慢地越來越有技巧。夜里去挑的時候，也一個人在水井上搖轆轤。

冬天搖轆轤，脫掉手套，一貼上去那個鐵轆轤會把手上的皮粘到手柄上，皮掉下來就會劇痛。但我仍然每天在做這件事。想想我是一個蠻奇怪的小孩，挑水挑到會覺得這是一種自我磨煉。重復，重復，重復。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是很累的活兒，不想干」之類的話。我喜歡挑水，而且我能體會到挑水過程中的那種快樂。

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大概是由於我看書很早，挑水的路上我就會想書上的內容。當時大家都看不到書，而我太幸運了，母親被臨時調到自治州做圖書館管理員，我可以進入書庫看所有被查封的書。七歲到十歲的年月里，我就是這麽亂看書度過的，包括大部分外國文學的翻譯本和中國的古書（繁體版）。

我愛干活兒，估計還有一部分是源於天性。七歲以前，我跟姥爺在北京生活。他癱瘓在床上，身上會起皮疹，每天我都要做我姥姥的幫手，用很粗的鹽，蘸點唾沫，用手給他全身抹鹽。家里的一些親戚偶爾說起過去的事，告訴我這個躺在床上的姥爺原來是干什麽的。新中國成立後他就被定級為八級木匠，那是工人的高級別。後來公私合營後失業，不得不靠給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做布景，賺倆小錢。

1960年的某天，姥爺干活兒時出了大汗，中午他躺在四合院的中堂里睡了一覺，給風吹了，就全身癱瘓。癱瘓後全家人把他照顧得特別好，他在床上躺了十六年後去世。我也算是曾經看護過他。如果講支持的力量的話，這件事像種子一樣，會埋藏在小孩兒的心里，待到合適的某一天它會發芽。就像我現在為什麽要求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必須全部學木工，它已經在我主持的學院里發芽了。

我一向認為我首先是個文人，碰巧會做建築，學了做建築這一行，從這樣的一個角度出發，我看問題的視野就不太一樣。

十歲後我遷到西安上學。開始沒有校舍，全在帳篷里上課。後來一邊用著臨時借的校舍，一邊建新校舍。新校舍是用工地的那種竹篷的方式搭的。我後來在這種竹篷學校上了兩年學。帳篷學校和竹篷學校的經歷，讓我知道學校原來還可以這樣。

從小學高年級到高中畢業我都是班長。我從來不打架，但是誰也不敢打我。老師對我的基本評語是特別內向。這個班長也不管事兒，只是讓大家看著他是每天最早到學校打掃衛生、冬天會早上6點半到教室燒火點煤爐的那個人。全班的黑板報我一個人出，每一期我都會辦得讓全校震驚，因為每一期都很不一樣。這可能緣於我在新疆的生活環境。我的父親和他朋友們在一個很棒的劇團里，都是演員。他們談的是藝術和文學。我從那時就意識到什麽叫創作——這就是，除了學習之外你知道什麽叫文采飛揚，什麽是文氣。我那種文人的孤傲是早年就養成的。

認識妻子以後，抹平了大半。事實上她對我很大的影響，更是關乎心性的修養——比如一整天不干什麽，人的心靈還很充滿。

我曬太陽，看遠山，好像想點什麽，好像沒想什麽。我能這樣度過整整一天。你能看到，春天，草變成很嫩的綠色，心里一癢。當我用一種緩慢的、松弛的、無所事事的狀態來看它的時候，就不一樣了。無所事事是很難學的一門學問。但我逐漸學會了。無所事事時，突然間腦子里有東西閃過，站起來，一提手，把該畫的東西畫出來，再不需要像以前那樣憋著想，這樣還是那樣。

我們結婚後的第一個七年，我都是這樣度過。說起來，這七年主要靠她的工資在養我，我打零工，偶爾掙一筆。她屬於天然而然的人，工作對她來說意義不大，掙個工資嘛，她只是對她感興趣的小事情感興趣，比如去西湖邊閑盪，去哪個地方喝杯茶，逛逛菜場或者百貨商場，又或者去哪里看個朋友。問題是，我逐漸地能適應這樣一個狀態。

這種感受是來自心性的。關鍵是這個心性自然了，滋養了，你就蒙蒙發現，你想做的建築，要傳達那種文化里很好的狀態和精神，想用一種很急的心態是做不出來的，用簡單的模仿也沒有意義。一個人的心性首先變化，看待人、自然，你真正的眼光發生了很敏感和很細膩的變化。你看進去了，又看出來了。你看下雨，看很長時間，雨怎麽下，從屋脊順著哪條線流下來，滴到哪里去，它最後向哪個方向走。你會對這種事情感興趣。你就會想，有沒有可能做一個這樣的建築，讓大家清楚看到，雨是從哪兒下來的，落到那兒之後流到了哪兒，從那兒又流到了什麽地方，每個轉折、變化都會讓人心動。

這不是靠看書的。在這個階段，我看中國的書越來越多，但基本上我沒有看過任何和建築有關的書。這個階段我稱之為忘卻。經過這七年，我發現了內心里最適合自己的東西是哪一種。我想討論一個和生活最有關系的建築：中國園林。白居易有三間平房，前面一小畦菜地，再用竹籬簡單圍一下，這中間就發生了變化。它一定是有什麽在里面。所以可能從那兒開始，我任何一個建築都是園林。不管表面上像園林的還是外表八竿子打不著的，都是。它已經用各種形態進入到我的建築了。

這個七年結束之前，我用了半年時間在我們五十平方米的房子里造了一個園林。我做了一個亭子，一張巨大的桌子，一個炕，還做了八個小的建築，作為我送給妻子的禮物。那是八盞燈，我親手設計的，每一盞燈都掛在牆上。這個房子，如果說小的話，小到可以塞下八個建築，它有多小呢？

在這些年里，我跟很多工匠建立了很好的友誼。我開始對材料、施工、做法變得非常熟悉。我親眼看到每一顆釘子是怎麽敲進去的，每一塊木頭是怎麽制作成型的┅┅徹底搞清楚這件事的全過程。我做後面的每一個建築，可以說都是在對這件事極為了解和熟悉的基礎上施行的。

基本上，我在追求一種朴素的、簡單的、純真的、不斷在追問自己來源和根源的生活和藝術，我常自省——到現在我們都這麽認為，還有些東西沒有達到，還有些狀態沒有實現，都和自己的修養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