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與日本國命：裕仁天皇引領的日本軍國之路（上下冊）

（上冊）
引言
致讀者

第一部 戰爭的報復
第一章 南京暴行 // 003
第二章 原子彈 // 042
第三章 戰敗 // 098

第二部 天照大神的國度
第四章 天皇世系（公元50—1642） // 159
第五章 佩里的到來（1642—1900） // 185

第三部 青年凱撒
第六章 裕仁的童年（1900—1912） // 229
第七章 皇太子裕仁（1912—1921） // 243
第八章 攝政王裕仁（1921—1926） // 277
第九章 天皇裕仁（1926—1929） // 293

第四部 破釜沉舟的滿洲
第十章 海上強國（1929—1930） // 319
第十一章 1931年3月 // 337
第十二章 占領奉天（1931） // 347
第十三章 美元騙局（1931—1932） // 364
第十四章 虛假戰爭（1932） // 385
第十五章 暗殺統治（1932） // 396
第十六章 被棄之國（1932—1933） // 434

（下冊）

第五部 整飭軍紀
第十七章 北進還是南進？（1933—1934） // 003
第十八章 機關乎？神乎？（1934—1935） // 031
第十九章 1935年的清洗 // 054
第二十章 二月兵變（1936） // 070
第二十一章 鎮壓（1936） // 084

第六部 亞洲三雄
第二十二章 讓蘇聯中立（1936—1939） // 105
第二十三章 加入軸心國（1940） // 146
第二十四章 消極抵制（1940—1941） // 168
第二十五章 近衛的最后機會（1941） // 202
第二十六章 珍珠港（1941） // 221

第七部 大決戰
第二十七章 南 進（1941—1942）// 271
第二十八章 衰落的帝國（1942—1944）// 344
第二十九章 本土的陷落（1944—1945） // 403

尾聲 新 衣 // 445
參考書目 // 479

引言

手頭這部著作重新考察了我在司法職位上探討過的一個歷史領域。我曾先后擔任澳大利亞昆士蘭州首席法官和澳大利亞高等法院的法官，那時由來自十一個國家的十一名法官組成了遠東國際軍事特別法庭，自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開設於東京，而我是首席法官。對那兩年半的審訊工作，連日本本土媒體都因其公正而加以贊揚；審訊之后，特別法庭將二十五名日本戰犯判處死刑或監禁，其罪名是陰謀發動侵略戰爭，並要對通常的戰爭罪行，即其部屬犯下的暴行承擔責任。

當大衛·貝爾加米尼的手稿《日本天皇的陰謀》送到我的郵箱時，我欣然將它拿到手里。該稿作者兼有記者和學者的資質，對原始文獻進行過多年研究，因此，我對他抱着很大的期望。現在讀了他的勞動成果，我發現自己的期望被超越了。

《日本天皇的陰謀》是一個巨大的成果。我很少讀到這樣的歷史著作，能把那麼多錯綜復雜的史實編撰成一部引人入勝的史話，同時邏輯井然，明了易懂，對歷史過程的性質提出具有挑戰性的論點。作者堅持將歷史視為男男女女的行為，而非處於復雜的社會壓力與經濟壓力下的暗箱操作，這是很新鮮的觀點。也許這部著作需要經過若干歲月才能在學者的評價中得到其恰當的地位。對講英語的公眾而言，其中的多半信息都是新鮮的，而某些解釋肯定會引起爭議。然而，我斷定本書具有最高的意義，會使西方人對東方歷史的看法發生重大的變化。

在很大程度上，《日本天皇的陰謀》一書補充並完成了我曾擔任庭長的那個特別法庭所作的裁決。確實，本書證明，法庭的各項判決確實是根據罪證作出的，而且本書提出的罪證比控方提出的罪證更令人信服。這毫不足怪，因為審訊開始於1946年5月3日，距日本投降才八個月而已，而作者所使用的大部分原始材料於1960年以前在日本還是無法加以使用的能獲得利用。特別法庭的法官曾斷定，還有大量的證據來被控方或辯方提出，而檢控方或辯護方又未能很快獲得這些證據；而且，特別法庭本身也無權按自己的意願下令調查。

手頭這部著作不符合特別法庭在鑒別天皇這一角色時所掌握的事實。貝爾加米尼先生從裕仁廷臣的日記中摘取了大量令人感興趣的細節，認為天皇要對兩件事情負責，其一是批准日本在1941年對西方的攻擊，其二是慫恿軍方發動這一攻擊。我可以對這個觀點予以置評而無采取庭外行為之嫌，因為天皇並沒有出席特別法庭受審。

特別法庭采用的是英美審判法。12個世紀以來，這種方式在講英語的國家中十分奏效，似乎能夠保證獲得公正的結果。不過，在英美法學中，提起控訴的權利僅僅屬於檢控一方。特別法庭的控方起訴了次要的日本領導人，但特意將天皇置於特別法庭的司法權之外。

在庭審開始前，我認為天皇作為一個絕對君主，明顯應為批准開戰負責，我應本國政府的要求，提出了相應的建議。我補充說，如果天皇受到控告，我將會取消自己的法官資格，因為這個建議是我提出的。庭審中提出的證據證實了我先驗的判斷，表明天皇確實批准了戰爭，因而應對它負責。

到了給被告判刑的時候，天皇角色的問題就成為一件大事了。鑒於被告不過是奉命行事的臣屬，鑒於他們的首領逃過了審判，在判刑時就不得不考慮大可減刑的因素。檢控方的證據留下了余地，令人相信天皇是不情願地批准了戰爭。我並不完全相信這個證據，但它在從事鑒定時具有若干價值。

在天皇內大臣木戶侯爵的日記中，1941年1月30日的那一篇表明，天皇有些猶豫地批准了戰爭。這篇日記還表明，天皇之所以猶豫，並非因為熱愛和平，而是擔心失敗，不過這種擔憂被海軍大臣和海軍軍令部部長驅散了，他們做出了天皇所說的「完全令人滿意的保證」。

1941年的日本首相東條將軍，是這次審判中的被告之一。他首先作證，聲稱他從未違反天皇的意願行事，后來又回到被告席上，聲稱他曾竭力奏請天皇批准開戰。他這兩次的證供恰好印證了木戶侯爵的那篇日記。

海軍大將岡田，1936年在首相任上險遭軍人極端分子暗殺，他提供的證詞，大意是說天皇是個愛好和平的人。倘若天皇置身於被告席上，那麼岡田的證詞定然會被接受為開脫之詞，因為它可說明天皇的一般人品。

由於特別法庭無權決定天皇在何種程度上有罪或無罪，這些微小的證據是無足輕重的。不過，檢方卻打開了一扇懷疑的大門，使人們不相信被告有權犯下其受到指控的罪行。為了避免不公平的判決，我建議對所有被告都不處以極刑，而是將他們監禁在某個艱難的環境里，或監禁於日本以外的若干地方。盡管如此，被告中仍有七名被判處了絞刑。

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在復審上訴判決時采用的尺度，我不能說這些死刑判決是明顯過重了，所以我沒有堅持自己的異議，於是既對一些人宣判了死刑，也對另一些人宣判了徒刑。

本書再次使我相信，除了絞死松井石根有可能量刑過重以外，對其他人的判決都未有失於公正，而那些被處以絞刑的人，盡管他們可能曾強烈反對一些殺戮和暴行，但是他們的確應該為很少或根本未曾加以制止的肆意殺戮和野蠻暴行負責。關於天皇本人，在美國和其他盟國的政府中，在政治的高層，已經做出了對他不予審判的決定。我應本國政府的要求就天皇問題提供意見，我建議此事應在政治或外交層面進行處理。

若干民主政府結成同盟，付出生命和物資的巨大代價，向一個專制政府開戰，然后卻讓這個政府的最大獨裁者留在領袖的位置上，是未免令人感到奇怪的。但裕仁不僅是一個個體，他是一個象征。不論他作為個體是多麼罪有應得，但他仍是其整個國家的精神化身。在1945年，多數日本人相信，在他們的宗教信仰里，日本與天皇是不可分割的，必須生死與共。

我在東京擔任法官的三十個月中，我常常被證人們對日本天皇的關心與敬畏，為他們在答辯案件時的認真態度和正直感所打動。有時我會自問：我們有什麼權利譴責日本在1941年訴諸戰爭？我在辯護人有力的辯論中聽出了許多合理性和減罪的理由，他指出日本是一個九千萬人的彈丸小國，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可耕土地，而又受到外界嚴厲的貿易約束與限制。我思索着如果美國和英國身臨其境會作何反應，而兩國的人民實際上又會要求政府作何反應。

美英若處在日本1941年的處境下，很可能會訴諸戰爭。我回想起丹尼爾·韋伯斯特在一個世紀前向倫敦律師協會發表的一篇演說，這位著名的美國法學家在此次演說中稱贊彈丸之地的英格蘭擴張成了一個大帝國，其原話如下：

其晨鼓伴隨旭日響起，與時俱進，以英格蘭連串而不間斷的尚武旋律環繞地球。

擴張並不完全是和平談判的結果。

直到20世紀為止，發動戰爭的權利一直是各國行使的主權，除了擔心失敗以外，沒有任何障礙。失敗者割地賠款，騎士制度的粗暴法則用於判斷國際是非。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列強致力於協商戰爭行為的准則，協商國際法的原則，以用於審判發動戰爭的國家。終於在1928年，六十三個國家簽署了《巴黎非戰公約》，譴責在非自衛情況下以訴諸戰爭作為推行國策的工具。日本是簽字國之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日本政府特別通知簽約各國：日本是以天皇陛下的名義簽約的，而非像其他國家那樣以本國人民的名義簽署。

《巴黎非戰公約》中並未明確規定，若有簽約國破壞條約，該簽約國的戰爭領袖應該承擔個人責任。一些有名望的國際法學家認為，該公約並未強制規定個人責任。然而我不能說，批准這樣一份即便在遭到違反時也不會有個人受到懲罰的國家法，是這六十三個國家的徒勞無益之舉，其中一些國家是在為其國家利益做了多年的深思熟慮之后才簽署這份公約的。無論如何，日本在1945年9月2日以裕仁天皇名義簽署的投降書中明確承認，同盟國有權以破壞國際法的罪名審訊單個的日本戰爭領導人。天皇內大臣木戶侯爵1945年8月的幾篇日記表明，裕仁明白「戰爭罪犯」包括所有對戰爭負責的人，甚至可能包括他自己。

簡而言之，特別法庭在開庭時的法律立場是：如果說依照《巴黎非戰公約》和日本的降書，日本犯有侵略戰爭罪，那麼，其軍政和其他方面的戰爭領導人應負個人的責任。日本所能提出的唯獨辯護是「自衛」。特別法庭考慮了這一辯詞，然后加以駁回；這個辯詞無法成立。日本攻擊了泰國、菲律賓自治邦這樣的國家，而這些國家未對日本構成任何威脅。總之，日本發動的戰爭不僅僅是一種國家行為，對國家行為而言，慣常的懲罰是賠款或割地；這是一種國家犯罪，對於這種行為，我們可以認定日本戰爭領導人和罪犯一樣犯有罪行。

在聆訊、辯論兩年半后，特別法庭有了這樣的認定。我們寬嚴並舉，在面對的二十五個罪案中，發現十八個罪案有充足的減罪理由，於是對被告僅處以徒刑。對另外七個罪案，特別法庭判處了極刑，因為證據表明，被告不僅對侵略戰爭負有責任，而且應對其領導行為負責，這種領導行為縱容了在其他情況下能夠做到紀律森嚴的日本軍隊在戰斗前線之外的區域犯下搶掠、奸淫和屠殺的罪行。

不言而喻，貝爾加米尼先生的觀點是，如果不連天皇一起審判，就不該將任何日本領導人處死。盡管我不同意這個觀點，但我仍然能夠對它產生同情。根據貝爾加米尼先生的說法，天皇對於現實有一定程度理論性的、科學性的、與世隔絕的理解。這位作者說，天皇可能並非傀儡，而是其聰明能干的人民的強健而睿智的領袖。不過，他所在的層面高於他的一些大臣。他似乎是個愛國者，以自我犧牲的精神為人民的福祉行事。在1941年以前的幾十年內，他可能就扮演了鷹的角色，並策划了對西方的戰爭。但我懷疑，假如裕仁在1946年至1948年間坐在被告席上，我對他品格的重視，會超過對日本其他大多數戰爭領導人的重視。的確，裕仁作為政治家的價值，從他國家今天的地位中顯露出來，這個國家在他的統治下，通過使自己成為地球上的第三工業強國，對戰爭做出反應，並遭到了戰敗。

一個罪犯，只要提供對同犯不利的證據，或以另外的方式協助法治，總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寬大處理。裕仁的情況也是如此。他逃脫了起訴的威脅，擺脫了戰敗的屈辱，使日本成為亞洲的穩定力量。他作為絕對的君主，維護其最高權威，結束了升級為核戰爭的敵對狀態。不錯，他之所以這樣做，只是因為日本被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震得搖搖晃晃；但他這麼做是冒着某種個人風險的，正如貝爾加米尼先生的敘述表明的那樣，看一下他講述的1945年8月14日至15日夜間在皇宮之內及其附近發生的那些怪事就會知道了。

貝爾加米尼先生舉出了一個有力的事例，使人們相信裕仁曾陰謀策划要引導日本去征服亞洲。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天皇值得拯救的那種感覺，就有見利忘義和玩弄陰謀之嫌了。但作者對裕仁的明顯欽佩也有這種嫌疑。而經杜魯門、丘吉爾、艾德禮和斯大林這些觀點完全不同的政治家一致同意豁免天皇的決定，或許也不例外。

裕仁是日本人，他生長在一個特殊的海島世界。幾個世紀以來，這個國家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中發展。人類學家、詩人、牧師和外交家，在他們各自的領域里經過研究，發現日本人的世界具有獨特的邏輯和獨特的美。如今，貝爾加米尼先生在長期研究第一手文獻之后，展示了那個世界的政治層面。他以簡明易懂的西方語言來闡述，但他成功地反映了日本人的觀點。在掩卷之時，我深信，任何一個在日本皇宮中長大的日本人，都會試圖去干裕仁干過的事情，而只有少數人才會干得如此出色。總之，裕仁嘗試了戰爭，差一點兒取得成功，他比任何日本人都更有資格受益於戰敗的教訓，領導他的人民向新的方向前進。

為了引導讀者認識這一點，貝爾加米尼先生對日本采取了現實主義的態度。據我的經驗，這是一件新鮮事。一方面，他如同冷靜而精明的謀士，拋棄了戰時對日本人的痛恨；另一方面，他如同狂熱而情緒化的粗心人，堅決反對戰后為日本人辯解。在貝爾加米尼先生看來，日本人總是有理性的，並且成功地充分利用他們所擁有的少得可憐的物質資源，讓世界刮目相看。與此同時，他們又是可愛的父母和孩子，為一種對他們而言充滿了溫暖和慰藉的生活方式而奮斗。它包括鋪着草席的地板、熱氣騰騰的浴桶、背光的紙糊門窗、小蘿卜泡菜和蒸米飯。我在東京的那些歲月里從未嘗試過這些日本風味，但貝爾加米尼先生幾乎使我為此而后悔。在閱讀他的書稿時，我感到自己竟然完全代入了他故事中的那些角色，以至於期待他們的事業獲得成功。

貝爾加米尼先生肯定日本的價值和日本的成就，而毫不勉強，所以他必須重新解讀日本的歷史。他的著作不僅對1945年前后的事件提出了全新的見解，而且對公元50年以來的發生的很多事件提出了新的看法。我發現他的見識有着非凡的一貫性和說服力，而我則只能說：「看官，請讀下去。」

威廉·弗勒德·韋伯勛爵
於澳大利亞布里斯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