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地圖的旅行

前言
導讀
第二版序
第一部
第一章 通往非洲的道路
第二章 貨輪
第三章 來自故鄉的故鄉
第二部
第四章 利比里亞西部
第五章 總統閣下
第六章 進入巴斯地區
第七章 黑色的蒙巴納斯
第三部
第八章 傳教所
第九章 「文明人」
第十章 大巴薩的獨裁者
第十一章 最后一圈
第十二章 蒙羅維亞后記

我第一次讀《沒有地圖的旅行》，是在利比里亞首都蒙羅維亞，當時正值宵禁，被鎖在陰冷的旅館房間里，想必格雷厄姆•；格林一定認同，在這樣的環境中看這本書應該再合適不過了。外面一片吵鬧，不知是因為暴雨雷鳴還是因為從天而降的迫擊炮，垂死的利比里亞獨裁軍閥查爾斯•泰勒已經深陷叛軍的重重包圍之中。二00三年六月，我飛往利比里亞，報道這個瀕臨瓦解垂死掙扎的國家。一九八0年以來，利比里亞政府一直深陷腐敗的深淵。在踏上飛機之前，我能找到有關利比里亞的書便是格雷厄姆•格林的這部游記，書中描述他一九三五年搭乘火車和卡車穿越塞拉利昂，然后徒步三百五十英里跨越利比里亞和日內瓦的旅行。

格林在他后半段職業生涯中，向媒體報道了大量勢力沖突和國家危機的新聞。一九六七年，在以色列贏得「六天戰爭」幾個月后，格林受《星期日電訊報》所托前往這塊聖地，戰爭給這個國家帶來新的開始，或許和平也會隨之而來。但隨着埃及的炮火直逼蘇伊士運河，格林冷嘲地寫道這場戰爭的名字可能搞錯了，這哪是「六天戰爭」。一九六七年底，格林又受《觀察者》委派前往非洲塞拉利昂，由於之前在外交部工作時已駐守過塞拉利昂，《觀察者》想讓格林撰文報道這個對他來說熟悉的地方，當時塞拉利昂剛剛發生獨立后的首次政變。在置身事外的后人眼中，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在格林的筆下被完美地勾勒成為「湯甜之地」。這個詞並不是格林的發明，而是他在一名年輕婦女穿的棉衣上看到的詞語，當時他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做午夜彌撒，就坐在她身后。他借用這個術語，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因為「沒有哪個詞語能更好地形容這個貧窮、懶散而又美麗的多民族國家了」。一九三五年，格林三十而立，被《泰晤士報》派往非洲進行報道，在此之前他從未離開過歐洲。

我至今還保留着一本平裝的《沒有地圖的旅行》，它曾陪我歷經非洲戰爭。封面還殘留着驅蟲劑的痕跡，書頁里零星地寫着幾行旁注，翻了好幾遍之后書脊有些脫落，但是對我來說這本書依然珍貴，因為它不只是簡單的報告文學。不過細心閱讀幾遍后也的確能發現不少錯誤，想必這位副主編自己也沒想到吧。格林在書中對利比里亞國歌的描述有些偏差，此外旅行開始和結束的日期也記錄錯誤。他在利比里亞曾遇見一位名叫喬治•哈利的美國傳教士，書中對哈利待在利比里亞的年份也記錄不准確。

雖然格林的書中有許多不准確之處，我反而感到欣然。在我眼中，這意味着他也只是一介凡人，也會被塵封在后人的記憶之中，重點是這些偶然的錯誤絲毫不影響《沒有地圖的旅行》這本書的內在力量。透過這本書，我可以窺視到更多格林的世界，也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世界。

這本書包括兩段旅行。第一段旅途真可謂是長途跋涉，格林隨同他的表妹芭芭拉•格林、四名仆人和二十六名腳夫穿越遙遠的非洲大陸。二00九年，戰爭在利比里亞早已成為歷史，我循着格林走過的每一寸炙熱的土地前行，看着一個別樣的非洲，一個與格林筆下的文學世界中截然不同的非洲。在苦苦跋涉的這幾周，我切身體驗了非洲灼熱的氣候和令人窒息的叢林地貌，看來格林不僅擁有強壯堅韌的身體，還擁有異常強大的精神力量。格林一九三五年的非洲之旅可以說是一次意義非凡的旅途，沒有身體力行的勇氣和義無反顧的決心是絕對不行的。

嚴格地說，格林的第一段旅行並不是「沒有地圖的旅行」，而更多地可以稱為「沒有好地圖的旅行」。格林在非洲之行中帶了兩張地圖，分別是英國和美國的軍事規划圖，非常破舊，只標出了塞拉利昂、利比里亞和幾內亞的輪廓，而中間地區幾乎空白。

格林書中的第二段旅行算得上是真正的「沒有地圖」，也是格林在內心深處找尋自我和人生真諦的旅程。書中有好幾處他都借用了精神分析的術語，根據自身的切身體驗描述他年輕時接受精神治療的感受。他在書中寫道，自己回到「壓抑的思想」和「原始的回憶」之中，在這場內心深處的旅途中，利比里亞這個目的地已經顯得沒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通過到達利比里亞釋放自己的思想。格林並不是要身體力行讓肉體回到非洲，而是通過非洲之行在精神上回歸原始的純真。

這也是這本書給我的最大啟發。二〇〇三年，我一直深感困惑利比里亞為何總是充滿混亂和殘酷的戰爭，讀完格林在利比里亞內陸遭遇的種種困難，我感到一絲欣慰。最近我又重拾這本書，它讓我思考作為白種局外人，自己有時想要投射的種種偏見，不單單指向利比里亞，還指向更加廣闊的非洲大陸。格林書中的照片盡是破敗不堪的場景，看起來遭遇困境，有些甚至已經無法辨清，但是卻愈發吸引我回到書中的世界。每次讀完《沒有地圖的旅行》，都能從中尋回一些新鮮的感覺，這本書絕對是佳作的典范。
提姆•布徹，二〇一〇年

第二版序
寫完這本書后時隔六年，我又來到塞拉利昂——在沒有戰亂的和平年代去哪兒尋歡作樂，這是作家應該仔細想想的問題，因為一到戰時就可能不會再有機會重返舊地。我從拉各斯機場起飛，在空中循着利比里亞海岸的浪花線，望着一簇簇狹小的棚屋，而這就是大巴薩，這種感覺非常奇妙。我曾經在這里遣散我的腳夫。我曾穿過狹小孤立的白色建築物——蒙羅維亞英國大使館。更奇妙的是，我重新尋覓從弗里敦到凱拉洪的蹤跡，搭乘同一趟狹小的燈箱火車，住在同一家旅館。

現在回首往事，我后悔自己曾對弗里敦寫下苛刻言辭，因為現在的弗里敦已經成為我常年生活和工作的家園。作為一名游客，我曾經嚴厲地批評別人墨守成規的秉性。而在弗里敦停留一年之后，我卻在自己身上也發現了這種秉性。或許過往的游客曾對弗里敦產生種種誤會，其實就連像我這樣與弗里敦關系密切的人也時常會產生誤會。在這兒待了一段時間之后，我發現弗里敦被忽視的東西實在太多，如果我現在寫弗里敦，我筆下的畫面一定會無比安逸，安逸得有些超乎尋常，因為我已逐漸回想起夕陽西下的時刻，所有紅土小道幾分鍾后被化成玫瑰色的情景，還有那古老的奴隸城堡，那草地上擺放的加農炮，在遺棄的鐵軌上啄食的幾只雞，偶爾出沒在狹小空盪而又腐爛的車站，我依然想起六點鍾喝的第一杯杜松子酒的味道。我已開始忘記作為游客腦海中最清晰的那部分記憶——那些骯臟邋遢、不幸、遭遇不公、筋疲力盡的人們。但是只要畫面真實，我就會讓它一直駐留在腦海中。

倫敦，一九四六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