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幸存者：集中營里三位年輕母親與命運的抗爭

前 言／1

一 佩莉斯嘉／1
二 拉海爾／37
三 安嘉／76
四 奧斯維辛二號營-比克瑙／131
五 弗賴貝格／179
六 死亡列車／230
七 毛特豪森／269
八 解放／304
九 回家／334
十 團圓／389

人 物／404
參考文獻及來源／407
致 謝／414
圖片來源／423
譯后記／425

序言
此書所講述的幸存者的故事，是小心翼翼地拼接而成的，拼接的材料包括她們在書信與筆記中與家人私下分享的點滴回憶，以及她們多年以來對研究者和史學家所做的陳述。上述回憶與陳述，都得到艱苦調查與證人證言的印證，有些證人還在世，也有些證人已去世。
上述回憶已盡可能得到獨立證人、檔案材料以及歷史記錄的證實。至於那些無法直接獲知的准確細節或對話，或者多年來已被反復訴說而且相差無幾的陳述，則會在現有信息的基礎上予以概括，不過或許未必如別人的回憶那般精確。


前 言

我們感激溫迪·霍爾登，感激她對我們各自的母親完全感同身受，感激她不知疲倦地步步追溯母親在戰爭時期的痛苦經歷。在此期間，她不僅告訴我們最近方為人知的信息，而且讓我們這三個「嬰兒」親密得就像「骨肉同胞」，我們永遠感謝她。
通過溫迪的研究與確認，我們同樣感謝霍爾尼-布日扎當地捷克公民的無私行為，他們竭盡所能地為我們的母親提供食物和衣物，同時得到幫助的還有其他被「死亡列車」從另外兩處營地送往毛特豪森集中營的囚犯。我們同樣欽佩溫迪的堅韌、勤奮與能力，她以此追蹤和描述美國陸軍第3集團軍第11裝甲師的戰士們付出的堅忍努力，他們為解放毛特豪森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給了我們的母親——以及我們——第二次生命。
我們的三位母親實屬榮幸，這麼多年過去了，她們的故事終於得到了完整的講述，分別構成了這部奇書的三分之一，這部奇書也生逢其時地成為xiv我們70歲生日以及戰爭結束70周年的紀念。
溫迪，我們感謝您，我們有幸得到您這位姐妹，我們代表那些在納粹統治下出生的人感謝您，那個政權原本打算將我們置於死地，但我們注定成為大屠殺的最終幸存者。

哈娜·貝格爾·莫蘭 馬克·奧爾斯基 愛娃·克拉克
於2015年

后記
一年半以前，我的孩子還不足兩歲，當我翻開《天生幸存者》英文原版的時候，初為人父的我被書中的故事吸引住了。這是三個東歐家庭、三對猶太夫婦的故事。三個家庭分別來自斯洛伐克、波蘭和捷克，三位主婦的名字是佩莉斯嘉、拉海爾和安嘉，她們的丈夫都未能在種族大屠殺中幸存。在納粹勢力橫行歐洲、反猶聲浪甚囂塵上的年代，身為猶太人意味着時刻面臨生命危險。與許多猶太人一樣，這三對夫婦起初對納粹缺乏警惕，錯過了逃離歐洲大陸的最后機會，他們要麼滯留在布拉迪斯拉發，要麼往返於華沙和羅茲，要麼輾轉於布拉格和泰雷津，他們在隔離區和拘留營里掙扎求存，最終都被納粹黨衛隊強制遣送到奧斯維辛。
我曾經想把《天生幸存者》中譯本作為孩子成長的贈禮和紀念，但當我和妻子譯完全書的時候，我才意識到，起碼在十年之內，他都不宜觸碰此書。不妨細心體會書中關於「死亡列車」的描述：「只要每次運送超過400人，德國鐵路部門就只向黨衛隊收取三等車廂的運費……運費有時候是直接向囚犯收取的，囚犯被迫支付現金或實物，或者在自己從事苦役所得的『工資』中扣除。把小於4歲的孩子送去處決是免費的，4～10歲的孩子就要收半價了。反正每件『貨物』都只能領到一張有去無回的單程票。」我在翻譯上述段落時，心底在滴血，眼里在流淚。那幾行輕描淡寫的文字，沒有提及毒氣室，沒有提及焚屍爐，只有那張前往奧斯維辛的單程票，還有無數被當成「貨物」處理掉的無辜生命，這已讓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對於尚且年幼的孩子來說，奧斯維辛的歷史太過殘酷，在他具備足夠的理解力和承受力之前，我寧願他對那段歷史茫然無知。
在翻譯《天生幸存者》期間，我曾經問妻子，假如我們不幸生於那個時代、那片大陸，假如我們不幸身為注定要被滅絕的邊緣族裔，我們應該怎麼辦？妻子沉吟片刻回答道：「我難以想象。」的確如此，面對紛亂的時局、不堪的世道，不幸被時代所裹挾的個人與家庭，經常會陷入猝不及防、慌不擇路的兩難境地。我們不能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和后見之明，對茫然無助的受害者求全責備，問出「你們為何不逃命」之類的愚蠢問題。對於他們來說，需要考慮的是「我們如何活下去」。
「只去想美好的事情！」是蒂博爾對佩莉斯嘉說過的話，也是夫妻離別前丈夫對妻子的勸勉。對於佩莉斯嘉來說，美好的事物包括蒂博爾的煙斗和襯衫、郵票冊和記事本，包括蒂博爾那舉止誇張、引人發笑的見面禮和道別禮，包括與蒂博爾在多瑙河畔的藍色月光下溫柔漫步。憑借對美好事物的回憶，佩莉斯嘉闖過奧斯維辛、弗賴貝格、毛特豪森等幾道鬼門關；憑借對離世丈夫的懷念，佩莉斯嘉勇敢而孤獨地走完了余生。
「明天再想吧！」是安嘉對自己所說的話，也是夫妻離別后妻子對自己的鼓勵。不同於佩莉斯嘉的美麗聰穎、多愁善感，不同於拉海爾的自信倔強、勇敢堅強，安嘉總是那麼漫不經心、滿不在乎。她可以在蓋世太保搜捕猶太人期間去電影院，她可以在納粹當局拘押猶太人期間去父母家，她可以把象征猶太人恥辱標記的黃色六角星當成胸針，鑲嵌在最時髦的衣服上，她可以歷盡千辛萬苦到泰雷津集中營與丈夫團聚，只是為了讓丈夫吃上抹了糖霜的甜甜圈。安嘉的人生就像一場冒險，她最喜愛的電影是《亂世佳人》，而她就是「布拉格的郝思嘉」。
「只去想美好的事情！」與「明天再想吧！」在和平年代，是兩種生活態度；在戰爭年代，它們則是兩種生存方式。我無意於對二者進行比較與評價。畢竟，並非所有人都像拉海爾那般幸運，在顛沛流離中始終未與妹妹們失散；並非所有人都像拉海爾那般堅強，寧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也要接濟更加困苦的同胞。佩莉斯嘉以美好的過去對抗殘酷的現實，安嘉以苟活的現實迎接可能的明天。幸好，佩莉斯嘉、拉海爾、安嘉，以及她們先后在奴隸工廠、死亡列車、滅絕營地誕下的孩子，總算迎來了劫后重生的明天。
當我寫完這篇譯后記的時候，孩子正在安睡，睡得那樣香甜，睡得那樣寧靜，仿佛時間也停止流動，或許這就是歲月靜好。有時我也暗自慶幸，我比蒂博爾、莫尼克、貝恩德幸運太多，他們的生命在戰爭結束前那個冬季戛然而止，他們離世前甚至沒有見過、抱過、吻過自己的兒女。在翻譯了三部講述世界大戰與種族仇殺的英文著作之后，我對孩子的期許也變得簡單而明晰：我只衷心祈願，願他此生此世，不必涉足血色大地，不曾踏入野蠻大陸，假如他身陷修羅場，但願他成為幸存者。
黎英亮
二〇一七年初夏子夜
於幼兒園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