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新文化運動中最熱鬧的是小說革命。 1902年,梁啟超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公開亮出小說能“改造國民”“改造社會”的觀點。吳趼人更是“發大誓願,編撰歷史小說”。而完成這一“誓願”的卻是一位蝸居在小鎮上的平民知識分子,他就是蔡東藩。
他把歷史當作了一面鏡子,以便透過它來觀照當下的生活。所以,堅守著“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逸聞為緯,不尚虛誣”的求實原則,經十年的含辛茹苦,先後出版了十一部歷史演義,總其名曰《歷朝通俗演義》,為我們提供了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華通史。百年時間裡,這部通俗演義一版再版,銷量遠超千萬冊,可謂是前不見古人,後未見來者了。或許,他沒有盛大的“立德”、“立功”之舉,即便是這部“立言”之作,雖以史實為骨架,卻是以“淺近之詞”來演述故乘;雖借“說部體裁”演說故事,卻沒有以虛構來豐滿血肉,因此史學史、文學史鮮見其踪跡,《辭海》也查不到其為何許人。他位卑而名不顯,最終沉寂在民間,終老於鄉野。但我們無法忘卻在那動蕩的年月裡,他一介柔弱的書生,一介貧困的書生,以一支禿筆踐履著“即古證今,懲惡勸善”以助通俗教育、國家思想的拳拳赤子之心。
他寫盡了中國歷史,自己的歷史卻成了謎。因其“普通”,因其“民間”,儘管他的歷朝通俗演義遍布大大小小的圖書館,他的生平事蹟卻還是那麼模糊,他自己的“史料”還是難以搜尋,哪怕是一張照片,一份簡歷,更談不上系統的有深度有廣度的研究了。
歷史常會湮沒一些本不該湮沒的人物,蔡東藩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幸甚的是,在走過歷史的風風雨雨之後,如今的家鄉人並沒有忘記他,東藩亭,東藩路,東藩小區,東藩小學……“他”戴著一副眼鏡,端坐在文化廣場上,默默地註視著一個小鎮的美麗蝶變。 “他”拿著一卷書,站立在校園裡,沐浴在琅琅的讀書聲中。學術研討會舉辦了,臨江書舍修繕了,東藩文學獎設立了,他已經融入家鄉人的文化生活之中。我想,歷史總是公允的。
同鄉後輩,孤陋寡聞,初知蔡東藩已逾而立。慚愧而起,徜徉於逼仄的弄堂,瞻仰著臨江書舍;走訪於前輩鄉賢,聆聽蔡東藩的故事;搜求於書店、檔案館,查尋著蔡東藩的史料。近三年的時間,編成拙作,不揣譾陋,不及深究,希翼能彌補沒有一部關於蔡東藩生平事蹟傳記的這一缺憾。文後所附大事年表,本諸考證,摒棄逸聞,求實存疑,與前文不能一一相勘,請讀者諒之。
邵燕祥先生說,自古以文章鳴世的人,可以分為文以人傳與人以文傳兩種。前者最終難免雲煙過眼的命運,後者雖時空遠隔,仍有如晤對。蔡東藩是屬於人以文傳的。
二月河先生說,判斷任何一部書的社會價值只有兩個量化的標準,一是它擁有不擁有讀者,二是它擁有不擁有時間。蔡東藩的通俗演義做到了“兩個擁有”,它還將“擁有”下去。
小說可以“益世道人心,為治化之助”,小說更應表達對人生的解釋。希翼明天,能更廣、更準地追溯到屬於蔡東藩自己的歷史,“豐滿”他的人生,讓後人陶熔其中,獲取更多的人生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