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五社聯合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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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與華人關係:一種矛盾的關係

使「他者」與「自我」分離開來的「想像的界線」並非固定的。它總是在移動—確保儘管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下,「我們」與「他們」的再現仍得以維持。套用吉爾曼的說法,「這可見於對立刻板印象的變動關係中,對立的刻板印象使得自我與他者的『善』與『惡』的再現平行存在」(Gilman 1985: 18)。本節將呈現原住民從華人身上所體驗到的愛恨關係。對於華人的刻板印象,透露出我的原住民報導人對華人所抱持的矛盾心態。

我的報導人對華人所抱持的正面刻板印象,最常見的是關於職業道德與工作價值觀:華人有著高度的工作幹勁(semangat)、長遠的眼光、堅定的決心(tekad)、廣闊的人際網絡,以及他們很節儉(irit)、勤奮、努力工作(rajin/kerja keras)、賣力做事(tekun)、有紀律(disciplin)、有效率(cepat)、很細心(teliti)、很理性、有組織(teratur)、有技巧(gesit)且很果斷(ulet)。

訪談呈現出對於這些「華人」特性的兩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華人「天生」就具備那些在商業上獲得成就的必要特性。第二種觀點則認為典型的華人家庭環境與嚴格的教養創造出適合私人企業的特質。可參考對一位女性大學生的訪談摘錄:

我就讀的大學裡有一位〔華人〕同學。他很明顯地具有商業上的才能。例如,在我們〔系上主辦〕的「英語市集」裡,他站在最前線高喊,「來啦來啦!買啦買啦!」透過這樣的表現,他展現了商業天賦,他的華人性展露無疑。或許這就是「華人」特質,亦即典型的華人性。(Linda,2004年10月20日)

其他的訪談則顯示,華人透過他們在童年時期所接受的嚴格教養,來獲得這些價值觀:

華人既勤奮又有毅力。我時常觀察到這點,因為他們很早就被教導要處事嚴格。我的鄰居就律己甚嚴(keras)。他的父親教導他時非常嚴厲⋯⋯。但另一方面,非華人的父母卻總是寵溺子女。華人從不溺愛子女。相反地,他們非常嚴厲地使用「狗」、「豬」等字眼責罵孩子。這類教養行為讓他們的孩子更堅強,並且對環境有更強的適應力。我時常目睹並聽到我的〔華人〕朋友受責打時的叫喊聲。我從沒看到這種情況發生在原住民或非華人身上3(Ita,大學講師,2004年10月15日)。

這些屬性不但被用來解釋華人在商場上的成功以及在印尼的致富,也在種族絕對論的基礎使得本質化的差異得以存續。波涅特(Alastair Bonnett)認為「種族與種族主義可以是認同形成的過程」(2000: 120)。這也可見於施加刻板印象。由於刻板印象助長「自我」與「他者」差異的感受,若要對華族「他者」抱持好的刻板印象,原住民必須以相反的(雖然未必是負面的)特徵來界定「自我」。這種差異界線的維繫,可見於以下的訪談節錄內容:

讓華人與眾不同的(一項我喜歡的特質),是他們都是勤奮工作的人。他們最引人注目的特徵,是他們工作很勤奮、從不鬆懈,也從不輕易感到滿足。這與原住民的特徵不同,原住民比較放鬆,想要享受生活等。(Andi,大學生,2004年11月1日)

在原住民眼中,華人對他們的刻板印象,也有助於維持這種「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界線。這可見於以下的訪談內容:

華人認為我們原住民很懶惰⋯⋯而且沒有強烈的職業道德。他們認為我們有時只是在浪費自己的生命。或許在他們的文化裡,他們只為了工作而活著。換句話說,他們必須隨時隨地在做事情。他們認為我們應該用我們的閒暇時間來工作。但是他們有時候工作過量。或許他們認為因為我們懶,所以我們笨。他們認為他們高人一等,所以不應該跟我們交際,因為若是他們跟我們打交道,他們也會變得懶惰,進而變得像我們一樣笨。 (Faizal,大學剛畢業,200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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