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悖謬論

探索「反動」這個詞彙的語意，會直指「反動」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徵。由於現代世界存在著頑強的進步心態，使得「反動派」活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他們無時不在對抗這種知識氛圍：凡是被自稱「進步派」的人士放入社會議程的崇高目標，就被賦與正面的價值。反動派處於這種輿論狀況，就不太可能對那種崇高目標展開全面的攻擊。相反的，不管是真情或假意，他們會在口頭上表示贊同；然後再試圖證明，這種倡議或已付諸實踐的行動，在思慮上有欠周延。質言之，他們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勸戒人們說：這種行動經由一連串非意圖的結果，會產生與其所宣稱追尋的目標恰恰相反的後果。

乍看之下，這是很大膽的知識操作。雖然它的論證結構非常簡單，但所作的宣稱卻相當極端。它不祇是斷言某個運動或某個政策的目標難以達成，或者會帶來意料之外的代價、或副作用，而是進一步論稱：試圖把社會推往某個方向，的確可以推得動，但卻是把它推往相反的方向。這種簡潔、引人入勝、並且極具破壞力的論證（假如命題為真），業經證實在幾個世代的「反動派」之間頗為流行，而且也很吸引一般大眾。在當前的辯論中，這種作用常被稱為「反直觀」、「反效果」，或者更切題地說，就是某種「進步」或「立意良善」的社會政策所具有的悖謬作用。追尋自由的努力，會使社會陷入奴役的境地；追尋民主，會產生寡頭統治和暴政；而社會福利計劃，則會製造更多、而非減少貧窮。每件事情都會反噬自身。

法國大革命，以及悖謬論的誕生

悖謬論就像其他許多反動修辭的要素，緊接著法國大革命之後，被宣揚為一個至高無上的原理；這已見諸柏克的《法國大革命反思》一書。做這個論證其實並不需要什麼發明的天份：假如自由、平等、與博愛的口號，竟然可以變成公安委員會的專政，之後又變成拿破崙的獨裁，那麼，某些追尋自由的努力必然導致暴政的想法，勢必深烙人心。除此之外，民主易於退化成暴政的觀察和論點，古已有之。但是，柏克的著作值得注意之處，第一是他早在一七九〇年就做此預測；第二是，他那些關於大革命的零散評論，很快就被轉述為對於社會動力的所謂真知灼見。柏克預見到一種鄙俗的寡頭統治，建立於王權、教會、貴族和人民的毀滅之上，將會終結所有關於平等與人權的幻夢。他甚至還預感社會動亂時軍人干政的景象，而驚呼「屠殺、凌虐、吊死！這些就是你們的人權！」

英國歷史學家卡奔評論說：柏克對「法國大革命歷程的精確預測……佐證了恰當理論的優點。」不管柏克的分析背後，是否存在「恰當」還是正確的理論，讓他同時代的許多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他口若懸河的雄辯，而且是他言之鑿鑿的預感。他的論證從此破土生根，之後又被反覆申述和通則化，尤其是各國觀察家以之為例，用來記取已經在法國發生、或正在發生的「教訓」。因此，席勒於一七九三年寫道：

法國人民建構神聖人權以及征服政治自由的努力，祇顯露其無能為力與不值一試；它的結局，不僅僅使這個不幸的民族，回復到野蠻和奴役，甚至一整個世紀和一大片歐洲都賠了進去。

德國浪漫派政治經濟學家慕勒提出一個或許笨拙、但很概括的說法。慕勒是耿茲的密友並受其提攜；而耿茲又是梅特涅的助手，梅特涅年輕時就把柏克的《法國大革命反思》譯成德文。當大革命及隨後的拿破崙時代情勢明朗後，慕勒宣告：

經過連續三十年的事態發展，法國大革命證明一件事：人想要自主行動而鄙棄宗教，除非在過程中淪入更深的奴役，否則無法解開壓迫他的鐐銬。

在這裡，柏克的揣測已經轉為一條嚴格的歷史定律，而得以作為歐洲神聖同盟的意識形態支柱。

柏克預測法國大革命進展的詭黠能力，有人認為是源於他熱烈介入了大革命。但是，我們或可提醒讀者，他對悖謬作用的鋪陳方式，其實有一個知識上的源頭。柏克浸淫於蘇格蘭啟蒙學派的思潮之中，而蘇格蘭學派很強調人類行動的「非意圖結果」。運用這個概念最有名的，就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柏克曾經表示他完全贊同斯密的經濟評論。

如同之前的曼德維爾、巴斯卡、以及維科等人，斯密早已說過：受到貪婪和奢華之欲（曼德維爾所說的「私人惡行」）驅策的個人行動，是如何可能產生某種正面的社會效果，而形塑一個更繁榮的共同體。貪婪和奢華之欲，講得好聽一點，就是「自利」的概念。歌德在十八世紀末，曾以詩歌來表達同樣的理念，他把魔鬼梅菲斯特（Mephisto）的本質，界定為「一種永遠求惡得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