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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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經由會計而產生的公開財務報表,旨在保證公司的透明度,從而檢驗公司的行為,並確保市場有效運作。這些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和保留盈餘表。但結果證明,我們根本不能信任這些工具會傳達一家企業的真實狀況。但糟糕的是,當政府、管理者、決策者和股東要做出會影響每個人生活的決定時,都依賴著這類資訊。

我們怎麼會犯下如此嚴重的錯誤?我們的世界受到國家和公司帳目所顯示的數字掌控,但這些數字卻是武斷而虛假的,而我們怎麼會依賴這些不可靠的燈塔來指引我們的政策、機構、經濟和社會呢?這些虛妄的預言,這些數字和帳目,又是從哪裡來的?這本書是我試圖回答上述及更多問題所做的努力。然而,當我著手撰寫時,首先問自己的並不是這些問題。這本書歷經三個不同階段的演化。最初的念頭誕生於一個夏天,當時我正在威尼斯的古根漢博物館(Peggy Guggenheim Museum)實習,學習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繪畫的象徵語言,並於次年開始修習經濟學學位。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與經濟在我腦中交會,於是我開始好奇它們之間的關係,想瞭解讓藝術成為可能的財富是怎麼回事。我還保留著那張記錄了我撰寫這本書的初衷的黃色便利貼,上面寫著,「我想要在頌揚文藝復興的豐碩成果時,也頌揚它的經濟起源。」因此,我的第一個想法是檢視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的物質基礎—偉大的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備受尊崇,但其物質基礎卻一直被忽略──而這個想法引領我走進黑暗時代。

結果發現,黑暗時代其實並沒有那麼黑暗,至少在義大利北部的新興城邦並非如此。十一世紀末的商業爆炸席捲比薩、熱那亞、佛羅倫斯與威尼斯這些城市;而點燃這場爆炸的,是教宗烏爾班二世(Pope Urban II)在一○九五年的呼籲,他號召歐洲的基督教國家將耶路撒冷從伊斯蘭統治中解放出來,促使前所未見的大隊人馬跨越歐洲行軍到聖地再返回。義大利北部成為這些基督教戰士的主要幹道,商業於是蓬勃興旺。隨著貿易發展的規模日益擴大,北義大利人研發出一種新的記帳方式,以便應付愈來愈複雜的商業交易。這種記帳法在威尼斯商人的手中臻至完善,被稱為威尼斯簿記法(bookkeeping alla viniziana),如今則叫做複式簿記。

複式簿記之父是盧卡•帕喬利(Luca Pacioli),一四四○年代出生於佛羅倫斯附近,是一位方濟會修士。一四九四年,他出版了首次探討威尼斯簿記的專論。關於帕喬利的記載非常少,但在研究其生平時,我卻愈來愈為之著迷。這位修士同時也是數學家,是文藝復興時期最偉大的數學百科全書編纂者。我得知他與我最喜愛的文藝復興畫家、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出生在同一城鎮、同一世紀,後者可能教過盧卡•帕喬利數學。接著我又發現帕喬利曾經教過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數學,而達文西是我童年心目中的英雄。然後我開始瞭解,帕喬利的巨著、那部包含了二十七頁簿記專論的數學百科全書,出版於西方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那一刻,數學褪去中世紀的傳統概念,轉化為科學與現代世界的通用媒介。於是,我決定了這本書的內容:一個關於複式簿記、盧卡•帕喬利及一場科學聯合藝術革命的故事。

後來我發現,正如義大利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財富是靠著新簿記法來支撐,當時一些頂尖畫家的藝術也是以數學來鞏固其基礎,而帕喬利同時涉入了這兩種革命性的發展。

當我開始探究國民經濟會計系統與帕喬利的威尼斯簿記有何種關連時,這本書歷經了第三次轉型。我發現,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與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和英國用以建構國民經濟帳目(national accounts)的原理,與威尼斯簿記的原理如出一轍。

這本書於是變成了複式簿記本身的故事,從十三世紀末的義大利,一直延伸到二十一世紀的全球經濟。複式簿記的興起與演變,是歷史上最嚴格保守的祕密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未披露故事之一。何以見得?首先,文藝復興的具體內涵—也就是財富與文化,可說是拜複式簿記才成為可能。其次,因為它使資本主義得以蓬勃發展,從而永久改變了世界經濟狀況。第三,歷經好幾世紀之後,複式簿記發展成一個複雜的數字體系,而在二十一世紀掌控了全球經濟。這個中世紀的人工產物,依然在世界各地被使用於日常生活中。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簿記如今具有成就或毀滅這個星球的潛能。由於會計將一切事物簡化為貨幣價值,因而容許我們完全不重視那看似免費的、醞釀生命起源的地球。透過會計的邏輯,我們讓地球步向崩毀。但相對的,透過它的邏輯,我們也有機會避免這樣的崩毀。誠如《衛報》(the Guardian)記者華衷(Jonathan Watts)在二○一○年十月所寫,「情況已發展至此。全球生物多樣性危機如此嚴重,連傑出的科學家、政治領袖、環保人士與宗教導師,都無法再拯救自己免於戕害,而軍隊也無能為力,但這世上也許還存留著最後一線生存希望: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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