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自「第九章結論：沒有結論的辯論」）

……英國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八年一再透過公開聲明，說明它對臺灣的立場。根據曾銳生教授的研究，這些公開聲明界定了英國對臺政策的四大元素。英國的出發點是解開臺灣海峽定時炸彈的導火線。英國偏向不讓臺灣落入共產黨手中，不過他們從未完全排除在某種條件下把臺灣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可能性。猶有甚者，英國認為關於臺灣的任何解決方案都必須能為美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接受。最後，英國也承認臺灣的內部政治情勢需要列入考慮，需要在國民黨流亡政府的意願和既有的本地居民的意願之間，取得平衡。實際上，英國決策圈內對於對臺政策不斷在辯論。官員們一般都認為，臺灣不是遠東最迫切的問題。臺灣問題應該依據區域的整體和平去解決。可是，英國政府內部另一個相反的看法也頗受重視，即是：唯有排除了臺灣問題，遠東才能達成整體的解決。

當時英國歷任首相及外相否定具體解決的迫切性，有一個原因，即是他們明白不會有任何一項方案會在決策菁英圈內得到普遍的支持，當然更不用說，也不會得到相關國家的支持。對臺政策的辯論非常廣泛、非常深入，但是沒有得出結論。不同派別的主張聲勢互有起落，但沒有任何一派長久居於主宰地位、或贏得全面勝利。因此之故，英國官方立場刻意保持模糊，並且盡可能延遲做出決定。

遲無結論還有另一個原因是英國政府的工作模式。英國政府傾向於盡可能在低階層級透過非正式諮商解決歧見，唯有在歧見無法調和時，才提升到部會首長層級處理。可是，威廉．華萊士（William Wallace）對英國外交政策程序有一段評論，他說：「政客和文官都同樣在知性上容忍含含糊糊，同樣偏好妥協、折衷，不愛公開對立，以至於隱蔽了目標、又迴避了抉擇。」一九五○年八月，官員們辯論美國若是為臺灣與中國開戰時，英國可能採取什麼立場，貝文延遲做決定。莫理森一九五一年六月和杜勒斯為對日和約交涉時，也同樣延擱做決定。一九五五年七月，官員們試圖就美、中一旦為外島爆發戰爭擬訂英國立場時，艾登也一樣暫時擱置做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