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從名詞上追索「客家」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流傳過程，他首先將眼光轉向了中國，指出這一詞彙主要是在連接兩地的東江流域地區衍生和流傳。他也從國家制度、西方人書寫和民間口語等面向，勾勒了臺灣不同時代人群指稱的變化，以及「客家」一詞傳入和取代傳統詞彙的過程。林正慧的專著，則從歷史學的角度，對於清初至戰後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做了最為豐富和完整的文本追溯。她同樣首先追溯中國華南客家形塑的歷程，並細緻考察不同地域與方言人群移民臺灣後的情況，指出清代以來，方言一直是臺灣漢人分類的界線，然而清代其與省籍分類交錯，日治時期則透過國家的力量，以一省對應一種方言的認知方式，排除了清代省籍問題的干擾；戰後，客家方言群體則與華南經驗銜接，將自己重新定義為客家。

從這幾種回答方式上，可以看出學者們對於客家人的理解方式有很大的差異，它反映了在族群研究上學術範式的轉移。不過，這一轉移與其說反映了歷史解釋力的強弱，毋寧說是學者關注面向的變化：歷史學者在強調客家人共同來源時，並未否定他們在臺灣的共同經驗對認同有影響；人類學者在研究客家人在臺灣的共同經驗時，也沒有否認他們在來臺之前，在語言與生活上已經有互通的想法。而近年來的最新研究，在強調族群建構性的同時，也已經日益關注到國家（尤其是清帝國之下）行政制度和人群分類方式，對於地方人士認同的影響，因此，土地制度、租佃關係、學額問題及人口調查等，紛紛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國家、他者及我群觀念的差異，亦日漸受到關注。

以上研究無疑深具啟發性。然而在我看來，更為重要的，是臺灣歷史上具體地域社會的客語群體，如何在將地域認同和不同國家意識結合的過程中，逐漸接受和表達其客家族群自覺意識。事實上從清初客家人大量來臺以降，臺灣社會經歷了幾個國家轉變的特殊歷史經驗：清帝國曾經治理臺灣兩百餘年，近代以來崛起的日本，則曾經治理此地半個世紀，中華民國迄今亦治理達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