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17世紀貴族沙龍文化盛行，是男性交際應酬發表意見的場所；女性則扮演招待、傾聽、附和的配角，但這並不表示女性沒有想法，而書信便成了她們抒發己見的極佳工具，如賽維涅夫人（Madame de Sevigne）便藉由書信教導女兒宮廷中的爾虞我詐及做人處事的道理。浪漫主義者也好書信體，因為它具私密性，僅止於寄件者與收件人之間，可在字裡行間盡情地以第一人稱表達看法，又可以第二人稱向對方示意，且能用第三人稱評判他人的是非，卻只限於你知我知，真符合浪漫主義派重情感輕理性的精神。著名的書信體小說，也包括了吉勒哈格（Guilleragues）的《葡萄牙信簡》（Lettres portugaises, 1669）、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波斯信簡》（Lettres persannes, 1721）、李察森（Richardson）的《克萊麗絲．哈洛維》（Clarisse Harlove, 1748），還有盧梭（Rousseau）的《新哀綠綺思》（La Nouvelle Heloise, 1761）及歌德（Goethe）的《少年維特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1774）。

18世紀啟蒙時代（Siecle des Lumieres）介於17世紀的古典主義與18世紀的浪漫主義，它的書信體文學，則屬「眾聲喧嘩」（polyphonique）型：其小說架構複雜，人物對話交疊。對頭腦清晰的人而言，是極佳的腦力練習，會覺得興致盎然，又可滿足偷窺的欲望，如同在一旁看好戲的觀眾，時而讚嘆作品內人物巧妙的言詞，時而情緒亦隨著其中角色起伏，彷彿自身化為信中主人翁。它結合了哲理的闡述與浪漫的想像，充分地反映了十八世紀兩股力量的拉扯：理性主義的堅持和放蕩主義的反撲。

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的《危險關係》（Les Liaisons Dangereuses）包含道德的勸說，但當中愛情的算計與鬥法才是最精采的部分。此書一問世，警方立刻禁止其陳列販售，認為它淫蕩不倫，警世作用不強。同一時代的沙德（Sade）除了如拉克洛一般，將性與殘酷聯結，他更直指放蕩者如何物化、玩弄或羞辱女性，在他的小說中，有性無愛。然而仰慕拉克洛的斯湯達爾（Stendhal）卻認為應分辨熱情（l’amour-passion）與品愛（l’amour-gout），並發展出一套昇華（la cristallisation）理論，寫成《愛情論》（De l’amour）（1822）。無論讀者以何種角度閱讀或站在什麼立場，一部引起討論爭議的作品，必有其引人矚目之處，正因他充滿理性與感性的崢嶸，才更合乎真正的人性。

小說內容藉著其中人物的魚雁往返，流露了他們的意圖和秘密，也將他們串在一起，呈現了當代上流社會的恩怨情仇。其實，小說裡的主要人物有五人：凡爾蒙子爵（Vicomte de Valmont）、梅黛侯爵夫人（Marquise de Merteuil）、杜薇院長夫人（Presidente de Tourvel），賽西兒‧沃朗熱（Cecile Volanges）以及唐瑟尼騎士（Chevalier Danceny），但真正的主角則是前二者；此外，沃朗熱夫人（Madame de Volanges）與羅斯蒙德夫人（Madame de Rosemonde）只是替作者道德教訓作注腳的配角。其實，整部小說中，真正左右全局的除了上帝，就是梅黛夫人。

讀者在閱讀時確實會被小說主角之間微妙的多角關係所吸引，有如玩魔術方塊般刺激，但那種善於心計、戲弄感情到玩火自焚的地步，造成不同層次人格上的扭曲，則令人始料未及。本書於1782年問世，結果立即引起各方的注意，雖然結局是以道德為訴求，所有主角都「罪有應得」，遭受悲慘的下場，不過當時已有人間接嗅到法國大革命之前社會動盪不安的喧囂氣息，認為貴族階級之間的淫亂關係，也是造成三餐不繼的一般百姓憤恨不平的重大原因之一。若說《危險關係》為導火線，那是言過其實，但如果認為它是革命的風向球，則並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