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八○年代後期,台灣曾有一段時間,書市中出現不少連城三紀彥的小說,在那些作品裡,主題都與男女情愛有關,所以在台灣許多讀者的印象裡,連城三紀彥與愛情小說,常常是畫上等號的。即便在他的許多作品裡,安排了殺人或死亡的情節,但由於這些犯罪往往與情愛糾葛有關,連城一直以來都有著強烈的愛情小說家面貌。
  然而,連城三紀彥其實是作為一個推理小說家出道的,他在一九七八年以短篇〈變調二人羽織〉入圍第三屆《幻影城》推理小說獎的新人獎,並在《幻影城》雜誌總編輯島崎博(傅博)的建議下,以連城三紀彥為筆名開始他的作家生涯,持續在《幻影城》雜誌上發表〈藤之香〉、〈菊塵〉、〈桔梗之宿〉、〈返回川殉情〉等多篇「花葬」系列作品,獲得推理文壇的矚目。此後,他更在一九八○到一九八三的短短幾年間,憑藉〈返回川殉情〉、〈白花〉、〈在Bay City死去〉、〈黑髮〉與《宵待草夜情》等推理小說,多次入圍日本大眾文學的最高榮譽直木獎,作為一個新人,可見他作品是如何地獲得文學界的青睞與肯定。
  這時候的日本推理文壇,剛經歷一九六○到一九七○年代,經濟高度成長而國力逐漸復甦的階段,但社會中出現許多新興犯罪問題,甚至上升到國家與國際政治的層次,於是,以松本清張為核心的寫實主義路線興起,也就是所謂的「社會派」。小說講求對社會與現實的反省、批判,主張犯罪動機應與人性有著密切的關係,並且具有社會性,因此小說可直接對社會提出問題。
  只是,這種對於現實與人性的關懷,若稍有不慎,就會讓故事流於純粹反映人性慾望的醜陋,犯罪動機侷限在浮世男女的小情小愛,導致小說庸俗化。所以,出現「清張之前無社會,清張之後無社會」的文學史評價,正是因為只有少數社會派作家,能夠把小說的問題性提升到一定高度。在這種情況下,寫實主義路線的社會派推理小說,發展隨之停滯。
  於是,一九七五年創刊的《幻影城》雜誌,主張在兼顧現實性的同時,回歸本格解謎小說道路的「浪漫的復活」。相應這樣的變化,從《幻影城》出道的連城三紀彥,堪稱是體現這種「現實性的浪漫」最佳代表之一。
  在他的推理小說中,事件的發生主要來自人與人的交會。不論是美好的邂逅或厄運的錯身,人的起心動念形成的複雜心理動機,是推動事件的主要力量。其中,男女之間感情的幽微跌宕,潛藏的執著、嗔癡、嫉妒、愛憎衍生情愫的百轉千回,往往扮演最關鍵的動能。這種動機的設定,可說是承襲社會派後期的風格,然而,他逆轉這種遭詬病的定式,透過具有高度文學性的「新感覺派」筆觸,把男女之間的感情,甚至是人與人相遇折射出的情分,透過日本「物哀」美學的轉化,昇華為藝術性的表現,也讓他筆下「有情的風景」,成為獨樹一幟的美學標誌。其中《花葬》裡,各篇以花為隱喻的系列故事,正是最好的代表,亦是他回應推理小說應具有的現實性的重要成就。
  另一方面,在連城三紀彥的小說世界中,雖然不見得會出現偵探,卻一定會有一個關照著整起事件發展的敘事者或主角,扮演最後見證真相揭露的角色。詹宏志先生曾經為推理小說的情節公式,作出以下的整理「案件發生→偵探登場→探查案情→真相大白」。若小說主角是偵探,那麼他在故事中登場的位置,是相當明確的。但是,如果見證事件(謎團)發生到真相大白(解謎)過程的觀看者,是主角或敘述者時,這個人物登場的時間與位置,對於小說的敘事秩序,就會造成關鍵性的影響。許多情節轉折營造的意外性與驚喜,往往來自敘事者的視角被遮蔽,或介入的時間差,引導出抽離現實的陌生體驗。而這種改寫真實的想像性,即所謂「浪漫的復活」。因而在小說的敘事上,連城三紀彥能透過曖昧的現實感與世界觀,創造出全新的故事形式,並在解謎時提供前所未有的獨特閱讀體驗。
  其實,這種由於敘述視角的差異,形成新的解謎美學,在一九八七年後崛起的新本格作家,尤其是以敘述性詭計見長的綾行人、折原一作品中可看到重要的影響。甚至近年因影視化聲名大噪的湊佳苗,小說裡常見的透過第一人稱敘述的交替,那些過度曝光的自白造成的真相闇影與曲角,營造出的見或不見的謎團敘述效果,也如出一轍。這在連城三紀彥一九八○年代早期的作品中屢見不鮮,可見連城的前衛性。
  連城三紀彥曾在一九八四年以愛情小說《情書》(戀文)獲得第九十一屆直木獎,而這本收錄連城二○○○年到二○○九年發表的八篇作品的最後短篇集《小異邦人》,可說是他留給自己一生努力創造的推理文學世界,一封最後的「戀文」。這些作品幾乎概括他推理創作的主要特色,將「現實性的浪漫」發揮到淋漓盡致。
  像在〈戒指〉中,普通上班族在街角看到疑似前妻的身影,召喚出難以言喻的情感記憶,卻在女同事不經意介入後,重置為真實與虛構難辨的情感缺口。〈風的失算〉裡,水島課長飽受公司內的無形霸凌,層出不窮的傳言構築出他全部的身世,甚至將其鍍上犯罪者的肖像,無法追究真偽。同樣地,〈冬玫瑰〉的女主角,徘徊在死亡預知夢與扭曲的現實結界,重複醒來仍釐不清自己的認知,連殺與被殺都難以分辨。抑或是〈蘭花枯萎之前〉裡與舊識重逢的主婦,在日積月累的訴苦日常中,澆灌出殺夫的惡意,原以為是相互扶持的交換殺人,最終連真實世界都完全顛覆。
  其實,這種高超的敘事「變奏」,在連城三紀彥的筆下已臻化境。同樣處理不倫的題材,〈直到天涯海角〉以鐵道路線為隱喻,中年的日本國鐵售票員,沿著愛情賜予的生命新軌道拓荒,去到不曾履踐的國境,卻在領略美好風景的同時,發現另一雙監視的目光同行,亦步亦趨。延續〈風的失算〉中日本當代社會最重要的「霸凌」問題,〈白雨〉竟透過女兒在學校被排擠的祕密,與母親童年受壓抑的旁觀他人死亡之記憶對位,映射出被刀傷銘刻在和服上,於上一代三角關係中遭排擠的局外人悲歌。以追凶為主題的〈無人車站〉,當與重大懸案嫌犯有密切關係的神祕女子,在法律追溯時效截止之夜,形跡可疑地出現在小鎮,尾隨的刑警居然在她似曾相識的面容倒影中,引爆自身無法面對的沉淪記憶,最終同步點燃真相與毀滅的慾望之火。甚至是以綁架為題材的〈小異邦人〉,連城為我們展示八個孩子都安全待在家中時,嫌犯如何能有效地實施綁架。
  的確,在連城三紀彥最後人生階段,交出的這樣一本短篇集,既是他回歸推理的初心之作,也是他一生推理創作高超技藝的總結。他爐火純青地遊走於真實與幻境、推理與愛情的不同象限,透過充滿藝術性的文字,幻化出一幕幕人情風景,變奏為不同的小說世界景觀,在在讓人驚奇而沉醉不已。他的文學是獨一無二的存在,無法被複製,更難以被取代。我們何其有幸,曾經與他共存於同樣的世界。因為這世界上出現過一次連城三紀彥,從今以後,再不會有第二次了。

陳國偉,筆名遊唱,新世代小說家、推理評論家,現為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暨「亞洲大眾文化與新興媒介研究室」主持人,著有推理小說及大眾文學的研究專書《越境與譯徑:當代台灣推理小說的身體翻譯與跨國生成》(聯合文學,二○一三)、《類型風景:戰後台灣大眾文學》(國立台灣文學館,二○一三),並執行多個有關台灣與亞洲推理小說發展的學術研究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