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絮其外，敗絮其中
作者看似想要跳脫原本的解釋，卻往往透過曲解史料跟別人的意思，縱使出發點是好的，但讀來反而危險跟易誤解。
回頭查了一下作者非歷史科系／社會科學背景出身，也難怪有些說法看起來像是在寫小說，建議先投幾篇學術期刊，再來跟現有研究對話吧。
簡單回應一下：作者挑戰的都是近30年前的著作，尤其利用史料徵集的時間差來指責別人編造故事，簡直拿清朝劍斬明朝官。這就是有沒有基本史學素養的差異。
《二二八和平週學習單》是2002年出版的東西，就是在這些史料開放以前的產物，當時哪裡來的數位化檔案？哪裡來的數位化資料庫？
作者在本書中想抨擊的竟然是臺大歷史系陳翠蓮在1995年出版的《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指責他引用的不夠精確。但任何有點史學素養的人，都知道當時剛解嚴不到十年，而二二八事件的史料在1990年代出土甚少，導致當時研究僅能從有限的史料慢慢推敲，這是因為國民黨始終不願開放檔案造成的結果。
當時僅能取得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蒐羅的史料，後來這批檔案編印成中研院近史所的二二八事件影印資料、彙編。真正大規模的檔案徵集，遲至2000年陳水扁上任之後成立檔案局才開始。如保密局檔案的取得或大溪檔案的公開，都是2010年代的事情，遑論《政治檔案條例》在2019年才通過。
當有了新出土、徵集的史料後，回頭看舊有的研究難免有些瑕疵，這是歷史學的特性。
後續二二八的研究早就持續更新，也早已有新的觀點、新的敘事。張若彤卻常以此攻擊早期研究苦無史料時期細節的瑕疵，不僅無法進行有效的學術對話，也只是讓某些人產生二二八都在編造故事的錯覺。如基隆港登陸這件事情，臺大歷史系吳俊瑩的〈二二八事件的中央派兵、部隊抵臺與血染基隆〉已經很清楚梳理當初登陸的過程。事實上，連當時的指揮官劉雨卿都會弄錯一些基本的地方，細節錯誤固然要修正，但緊抓著細節錯誤咆嘯並無助於事件的釐清。大屠殺也不會因此就不存在。
當然，揪錯人家的史料錯誤沒有關係。不過他多數時候自己也沒能讀懂檔案上下文的脈絡，或是自行超譯，而且誤讀的部分都傾向政府解釋。
比如警備總部的反間報告書說：「乃派許德輝同志出面掌握台北廿二角落流氓首領及一部分純良學生，指示方針，參加為反間工作，出為鎮壓暴徒並勸導市民，勿為利用。台中、台南、高雄、花蓮各地亦有如法進行，收效宏大，唯吾人在台工作建立不久，人員稀少，致不能發動全面工作達成任務，殊為遺憾。」
他認為「唯吾人在台工作建立不久，人員稀少，致不能發動全面工作達成任務，殊為遺憾。」是指「這個反間工作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直接忽略情治機關想要強調「收效宏大」的事實。懂戰後歷史、懂情治機關、懂史料解讀的人，都知道這段話都是謙虛的說詞，是「情治機關在台北、基隆、花蓮、台中等地的反間工作做得不錯，但如果有更多人會做得更好」。這種史料解讀的水準，也令人感到畏懼，也請閱讀本書的讀者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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