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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旅行史教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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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旅行記
讀者評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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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9
柘植義春是與手塚治虫並列的漫畫家,也有隨筆作家的身分。他自陳原本汲營於貧乏的生計,對旅行無甚熱情。

義春曾擔任水木茂的助手,任內因過勞罹患腱鞘炎,在1965年告假休養,開始與友人結伴旅行,此後旅行成了他的興趣與創作源泉,使其以1960年代中期以降出版的旅行系列漫畫,帶來了鵲起的人氣。

而《貧困旅行記》則是義春在1990年代封筆不畫之後,集結60年代起,已刊與未刊的紀行散文,所出版的作品集,收錄了他單身結伴驅車、獨旅,與婚後親子小旅行的經驗,各篇書寫流露出懷舊、躺平與隱世的情緒,構築義春心之所向的「旅圖」。

曾倦勤於工作,萌生從人間蒸發的念想,而踏上九州之旅的義春,盤算著在沒人認識自己的城市,找個有房有積蓄的在地女性結為連理,或許就此可以躺平不用努力。但是,未能如願見到結婚對象,義春獨自前往別府溫泉區,撒錢縱情於脫衣舞孃的表演與陪宿,暫離愁苦的現實,甚至想過成為脫衣舞孃的小白臉,隨她浪跡各地溫泉區。

隱居也成為義春此後的夢想,故無論結伴、取材、獨旅散心或家族旅遊之際,他鍾情於尋訪遊眾罕至的偏鄉秘境、沒落宿場、湯泉等懷舊或廢感十足的地點,或是觀光地區較為偏遠靜謐的場所,春尋覓合適隱居的樂土。

走在石板路交錯、老舊木造旅館林立的別府溫泉療養地;在歷史感濃厚的群馬縣鄙陋旅籠,踩過吱吱作響的地板,與塌塌米的藺草翹起、塌陷的客房,澡堂的男湯,總是遭到地方婦女占用,徒具男湯之名,令其入浴備感尷尬;而造訪山梨縣的秋山村時,曾遇到旅館客滿,體驗了半夜與臨時投宿的陌生男子,共住一房的微妙情緒。

賦閒期間,義春與友人的結伴車旅,從奧多摩與千葉周邊,逐漸擴展足跡,遍遊北陸、中部、甲信。義春在此行曾刻意尋覓名為「犬目宿」的沒落宿場,因為迷途,幾度錯過,它在義春的視線裡,幻影般的出現並消失於暮色中,直至多年後重蹈旅途,才發現通往宿場的舊道。

義春與友人的驅車之旅,為求經濟,曾捨旅館就野宿;親子出遊,常沿途探詢住房價位與環境喜好,考量住宿的cp值。而圍繞沒落的僻村故里、海岸、古道、陋宿、湯泉的旅行書寫,走筆行文所呈現的人事趣聞與異想,字裡行間彷彿暈染了昏光暗影,搖曳交錯的色調。

日本在戰後從廢墟中展開重建,旅遊業受惠於經濟復甦與高度成長,1964年迎來了東京奧運,同年亦解禁了海外觀光旅遊;70年代則有大阪萬博的華麗登場;鐵道會社也曾在奧運落幕之後,積極拓展國旅市場;各式各樣的休暇旅行,總是充滿明朗、富足、喧鬧,與大量消費的意象。

反觀義春圖文創作裡的旅行經驗,則有種逆風於當代觀光的懷舊趣味與品味。訪舊,或廢到笑的景致,作為義春圖文創作的基調,實則緣於自身著迷於大正昭和初年作家們筆下的旅行意象,以及出身東京都邊緣又邊緣,自始並非光鮮亮麗的葛飾區,加以被生計追著跑的現實。

圍繞對特定時代旅行文學的喜好,與成長環境、日常生計的視線,使全書以「貧困」為命題的旅行史,既有「旅費」的斟酌,而亦有「旅廢」的追尋。義春憧憬「躺平」,與嚮往從生活現實離線的率真,促使他一次次踏上尋隱於偏鄉陋室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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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見日本:從明治到現代,看見與被看見的日本觀光一百五十年史
讀者評分
4.5
|
2024/01/31
新冠疫後,喜愛日旅的台灣人,陸續重拾「不是在日本,就是在前往日本的路上」的旅遊日常。

現職為自由文字工作者的內田宗治,以其過去擔任旅遊指南系列書主編,與產經記者的背景,在2018年出版了《外国人が見た日本 「誤解」と「再発見」の観光150年史》,近日即將以《照見日本:從明治到現代,看見與被看見的日本觀光150年史》的書名,在台推出中文版。

本書將區域鎖定在日本列島(不包括帝國時期的殖民地),以訪日的歐美人士為主要分析對象,追索了從幕末至今的一百多年間,日旅史的前世與今生。藉此反思近年訪日外客的爆炸,及其衍生的風險與考驗,並展望2020東奧即將華麗登場的背景下,未來的觀光發展該往何處去。

19世紀中葉,日本在培里艦隊的強勢叩關下,「開國」成為德川幕府定調的方針。幕府陸續與歐美列強締約,開放各項利權,「旅行權」也是其中之一。不過,日本從幕末到明治初,對外國人在境內的旅行活動,採取的是逐漸解封的政策。此乃有鑑於清國在英法聯軍吞敗之後,天津條約已全面賦予外國人自由在內地旅行、通商與傳教的權利,此後也衍生各種不同程度的邊防安全、商貿利權、仇外等隱憂。

幕府最初在橫濱、神戶等開港場的外國人居留地,設置固定範圍內的「遊步」許可;進入1870年代,明治政府開始核發「內地旅行免狀」,給予有療養或學術研究需要的外國人;直到1890年代末,日本欲與列強交涉條約改正,作為交換,至此全面開放外國人在境內自由旅行。

1878年,為了療癒疾病來到日本的英籍旅行家伊莎貝拉博兒(Isabella Lucy Bird),就是在旅行免狀制度之下,透過英國駐日公使巴夏禮(Sir Harry Smith Parkes,在此前曾任駐清公使)的協助下,取得一張沒有時間與範圍限制的內地遊歷護照,就此展開為期數月的東北、道南奧地之旅。

其實日本在開國之前,並非沒有外國人在境內旅行。例如長崎出島的荷蘭商館成員,有比照諸大名的「參勤交代」,定期前往江戶晉見將軍的「參府」活動;或是來自朝鮮的「通信使」。兩者在日本境內的旅行經路與觀覽景點,在幕府強勢的主導下,不至改變原有的旅行秩序與文化。

但是開國之後,各式各樣的外國人群體,尤其以先進政經文化優位之姿,來日居留、旅行的西方人,不時挑戰當局設下的「遊步」範圍,越界旅行時有所聞;或以療病、研究為名申請旅行免狀,實則為了深入內地從事休閒遊憩,使原本意欲約束外人的旅行規制,逐漸形同具文。

諸如軍官、外交使館人員、探險家、學者、商人等,族繁不及備載。這些外人或因公務,與尋訪秘境的自然、人文,在列島間縱走移動;或基於避暑、度假、遊憩的需要,在當地尋覓涼爽、休暇的樂土;當然也有城郊之間的放空小旅行。

19世紀中葉以降,除了來自歐美的旅日/訪日人士之外,以東亞地區來說,像是清國或朝鮮的外交成員、知識份子;曾經是日本帝國治下的台灣人;還有1930年代的民國,曾有一群瘋過日旅的城市中產階級。二戰後,從廢墟中重建的日本,相繼迎來駐日佔領軍的觀光潮,與高度經濟成長時期,以歐美背包與團體旅行為主力的訪日客群。

而近年,來自亞洲各國的遊客,尤其是台、韓、港、中,成為日旅的大宗。根據日本觀光局(JNTO)的2017年的統計,上述國家的訪日遊客,占了高達75%之譜。你我赴日旅行之際,無論身處都會、田舍、車廂、旅宿等空間,耳邊總能聽見各種熟悉或陌生的語言,較之百年前,更顯眾聲喧嘩。來自世界各地的訪日客群,可能是套裝團旅的成員,或相約自助的親友,或為獨行的背包客。

日本境內各類交通工具(鐵道、租車、單車、渡輪等),發行目不暇給的交通票券,希望賦予來日旅人不同的移動體驗;在地的消費,想爆吃爆買,無妨,但簡約旅行亦可;想看高樓展望、歷史名勝、世界遺產、博物館群、影視聖地巡禮,甚至人跡稀少的天涯海角,任君選擇。這些是你我皆曾,也是目前正在參與其中的日旅風景。

一百多年來,漸形多元複雜的日旅人群,帶著互異的旅行視線,持續潛移默化的形構,也改變了日本的旅遊空間、設施。

早期來日的歐美人士,多苦於關東地區的夏季均溫高於母國的酷熱,遂在日本尋覓避暑的樂土,日光、箱根、輕井澤漸有外人前往賃屋避暑。英國駐日公使巴夏禮,是最早到日光避暑的外國人之一。1870年,巴夏禮偕妻前往日光旅行,到了1873年,由金谷善一郎主持的「金谷カテッジイン(KANAYA Cottage Inn)」在日光開業,專門接待來日光旅遊的歐美籍外國人。日後伴隨鐵道延伸的便捷,外人蜂擁來此避暑或度假,國際級的西式飯店,與政商要人的別墅陸續進駐,此後日光逐漸從德川將軍長眠之所,政治與宗教的聖地,蛻變成為今日的旅遊勝地。

井上雄彥的經典漫畫「灌籃高手」,櫻木與晴子相遇的名場面,讓江之電沿線的鎌倉高校平交道,總是有絡繹不絕的遊客朝聖,造成當地的觀光公害。而電車所經,現今是衝浪與戀人聖地的湘南海岸,最早也是來日外國人在周邊從事海水浴,與鐵道開通的便利性,所逐漸形塑而成為現今的遊憩空間。

旅遊達人以自身的日旅經驗,與收集整理日本各地的食衣住行資訊,編著的「旅遊書」,是你我並不陌生的文本。日本開國之後,由外國人所編寫,以英語系的訪日外人為TA的旅遊指南文本也陸續出版。從最初的《橫濱案內》(The Yokohama Guide)、《東京案內》(The Tokio Guide),到了1880年代則出版了包含日本各區,且多達數百頁的英文版旅遊手冊(Handbook)。

英國駐日公使薩道義(Sir Ernest Mason Satow),堪稱19世紀英語界的日旅達人。他以外交官的身分,與數十回因公務從南到北奔走日本的經驗,編寫了由英國大手商社John Murray所出版的暢銷指南《給旅行者的日本中部北部手冊》(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Central and Northern Japan),也就是內田宗治書中提及的《明治日本旅行案內》)。

薩道義編寫的日本旅行指引,所介紹的地域,北至札幌、小樽、函館與千島群島,南至福岡、長崎、熊本、鹿兒島等九州各地,可以說幾乎涵蓋了當時的日本列島。不過,身負外交任務,考察日本國情為目的所編寫的指引文本,在西方現代意義的旅遊業,尚未導入日本的背景下,並未具備太多觀光旅遊的質素。

世紀之交,日本開始借鏡歐美的觀光業,思索作為一個現代國家,應該怎麼發展觀光,吸引外國人來日旅遊,成立觀光推進機構,布局帝國圈/控制圈各地的觀光政策。

1914年,日本鐵道院發行了英文版日旅指南書《公認東亞案內》(An Official Guide to Eastern Asia)。而由美國人Thomas Philip Terry,在日方的協力下,亦於同年出版了名為《Terry's Japanese Empire including Korea and Formosa》的日旅指南,即內田書中所提到的《テリーの日本帝國案內》。

兩部同時期問世的英文日旅指南,聚焦於同類型的TA,向訪日外國人介紹帝國日本的旅遊景點與魅力。重點在於,鐵道院的版本,是在「想被看見/想給你看見」的預設下所編寫,當然要端出自己認為有面子,值得介紹外國人造訪的旅遊景點;而Terry的版本,則是基於「想看見」的意圖,文本中往往會對自己認為的亮點,但對日本人來說則否,或對日方而言根本就不太光彩的事物多有介紹。

像曾經是東京著名的紅燈區吉原,就不會作為自慢的觀光景點,在鐵道院版的指南上出現;不過吉原卻是Terry版日旅指南中的推薦旅遊地。日本人眼中的毒藥,可能是訪日外客眼中的蜜糖。

日本人推日旅,外國人玩日旅,兩者對於甚麼是必看必玩必吃必買,百年來迄今,都持續存在著差異。觀光旅遊(Tourism)是作為一種「設定/安排好某些事物讓遊客觀看」的產業,而人們往往帶著「看見」或「發現」之眼,來從事旅行或旅遊,因為差異,而有誤解,卻也帶來了「再發現」的可能。

許多原本在日本人眼中,日常不過的地方與風景,卻對外人來說,有極為吸睛的特色而被重新發現,像是京都以千鳥居著名,遊客如織的伏見稻荷大社,最早就是在薩道義的《明治日本旅行案內》中詳細介紹而被外人所認識,如今的千鳥居,與清水舞台一樣,無論對日本國內外遊客的來說,都是會自然浮現的京都意象之一。

百年來,因外人的涉足、觀看與發現,許多地域從原本的神聖空間、秘境,或無名之地,發展為我們今日所熟知的觀光勝地,或熱門的地景。通過外國旅人的日旅體驗與視線,讓日本照見了自己身處日常,難以且未曾覺察的風景或魅力。

而作者在本書的尾聲,對東日本震災的次年,訪日遊客創下史上新高,此後逐年爆炸式的增長,隨之衍生過度觀光、恐怖攻擊與疾疫傳播(主要指SARS、新型流感、MERS)等隱憂,對旅遊業的風險,提出自身的觀察。不過,隨著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病毒株的擴散、變異,讓各國逐步限縮邊境的管制,日本也身陷新冠蔓延的泥沼,延辦了東奧,也閉鎖觀光客的入境,直到前年10月解禁。

全世界經歷了一場必須封鎖國界的新冠疫情風暴,旅遊業在兩三年間,頓時陷入真空狀態,以及後疫情時代的重整、復甦對策,這恐怕是作者出版這本書的當時,難以歷史的後見之明,所能預想到的現象。

本篇曾發表於方格子專欄「那些旅行史教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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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哈林島行旅:俄國文學巨匠契訶夫唯一一部旅行報導文學
讀者評分
4.0
|
2024/01/22
劇透警告

旅行的模樣有千百種。你可以機票買好離手,隨興說走就走;也可以精密策劃,照表打卡,必吃必玩買,無一遺漏。至於俄國文豪契訶夫,在百年前遠赴薩哈林島的旅行,則是一段有意為之的考察與田野調查之旅。

1890年4月21日,契訶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從莫斯科出發,橫越西伯利亞,在抵達尼古拉耶夫斯克之後,同年7月10日,乘坐貝加爾號輪船,渡過韃靼海峽,抵達俄國最邊緣的流刑地薩哈林,展開將近三個月的調查旅行。

薩哈林島在台灣與中國的教科書裡,習稱「庫頁島」;日本則習稱「樺太」,並在江戶幕府曾直轄該島的年代,稱之為「北蝦夷」。帝俄與日本皆曾在薩哈林島投入資源,派員探勘、警備與移住,為的是競逐其利權與歸屬。契訶夫訪薩之前,俄日曾根據「樺太暫行規則」協議共管,兩國分別控制北部與南部,聽任雙方人民雜居、置產,直至1875年兩國簽訂「樺太千島交換條約」,全島改歸俄屬。

甫獲普希金獎殊榮的契訶夫,宣布要展開薩哈林之旅,讓當時俄國藝文界,既驚訝又理解不能,這也讓後世總熱中追索其旅行與書寫動機,究竟所為何來?多有論者提到,基於作家身分與責任的反思、醫生的天職、社會關懷、自我挑戰與成長等複雜多重的面向,促使契訶夫前往薩哈林。

不過,帝俄在沿著西伯利亞東擴的過程中,就陸續建立了許多流刑地,例如托木斯克、涅爾琴斯克(兩岸教科書習稱「尼布楚」),利用苦役犯與流放定居者,從事高強度勞動的墾拓與採礦等工作,既然地點並非別無選擇,為何契訶夫卻選擇了遠得要命的薩哈林?

1861年農奴從土地上被解放,大量湧入西伯利亞,成為自由且高效的勞動力來源,與苦役流放的低效率勞動,形成強烈的對比。以往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但如今自由勞力的注入,衝擊著西伯利亞的流放制度走向崩潰。尤其利用流放犯投入開採的涅爾琴斯克礦山逐漸枯竭,另尋收納罪犯的去處成為當務之急,而位於帝國邊陲,被危險水域與大陸分隔的薩哈林島,成了帝俄在1860年代已降,重整流放制度的新選擇。

帝俄基於過往在西伯利亞實施的流放制度與經驗,將薩哈林視為流放的最後淨土,遣送的罪犯從每年數百名增加至上千名,直至契訶夫訪薩,島上的苦役犯與強制定居者,已有上萬名之譜,一個以刑罰綁定殖民作為基調的社會隱然成形。

契訶夫在行前做足了功課,但那不是旅遊攻略,而是大量閱讀關於西伯利亞與薩哈林的文獻,對於帝俄流放制度的歷史背景與變化,相信有充分的了解,這或許使他作出了捨近求遠的決定。

契訶夫從出發到回歸,西伯利亞乃至薩哈林的行旅,注定了這是一趟只有灰黑色彩的旅途。

在伊爾庫次克修書給其兄的書信裡,契訶夫就吐露了旅程似乎看不到盡頭的悲涼,路上幾無新奇或有趣的事物,且得忍受飢寒,與河水暴漲、沼澤遍地,行路之難,讓車船、馬匹的翻覆事故,跟現今網紅人設翻車一樣頻繁。契訶夫認為這樣的體驗實在千金難買,他甚至推坑兄長,應該也來試試看。

茂密且深不可測,廣布沼澤、泥塘,棲息多樣生態的白樺與泰加林風貌,與苦役用盡洪荒之力在其間的墾拓,對原始環境的改變,是契訶夫在遊記裡常見的自然書寫。而鄂霍次克海的流冰,也成了契訶夫藉之為薩哈林島「賣慘」的自然景觀。

那是個流冰尚未被觀光所包裝的年代,也是薩哈林東部海岸,在六月仍能見到浮冰隨波逐流的年代。在契訶夫的眼中,入夏仍在鄂霍次克海域浮沉的流冰,無非是大自然創造的薩哈林,很少考慮到人的利益,最真實的存在。

契訶夫以其名氣與社交人脈,使他得以在官方有條件的許可下,走訪薩哈林的監獄與強制定居點,進行口訪調查。在契訶夫的筆下,描述了薩哈林惡劣的自然環境;通過採訪苦役犯與強制定居者的生活,紀錄他們在刑罰制度與腐敗獄政官僚統治下的慘狀;對南北薩哈林的史地、族群差異,也多有比較的描繪,整部遊記書寫了其親歷帝俄最邊緣流刑地的真實面貌。

被流放到帝國邊緣之島的邊緣人,沒有最邊緣,只有更邊緣。相較於囹圄中或強制移住的男性,契訶夫描述島上的婦孺,面對貧困與暴力的悲劇處境,則更有過之。島上有讀寫能力的女性極少,採訪時多由男性為之代言。

無論是獲罪的女性,抑或是追隨一家之主的男性來此服刑的婦孺,在長途跋涉的過程中,遭遇集體性侵可說是家常便飯;島上的貧困也迫使女性賣淫求存,更是可以被交易、分配給流放者的商品,甚至可以轉讓。當地政府對婦孺遭受的性剝削視而不見,更從中介入以牟利。

她們從最初非自願的被侵犯,為求生存被迫失去人格、尊嚴,隨著時間流逝變得冷酷,最終沉淪為專業的性工作者。此外,女童也經常被父母推入火坑。家暴、性侵、賣淫與性病的氾濫成災,薩哈林的婦孺無異於被囚徒所囚禁的囚徒。

苦役與強制定居,無法有效改造罪犯,成為紀律嚴明、勤勞能幹又不造反的臣民,也建立不了經濟利益良好且穩定的社會。沙皇專制下的流罪制度,只是造就充斥貧困、暴力與性剝削,失序的黑暗世界。

雖說是一段有意為之,長途艱難跋涉的苦旅,契訶夫未嘗沒有中途退縮與後悔的情緒。他在西伯利亞遭逢嚴峻的移動考驗,動輒與死亡擦身而過,一度動過想回返莫斯科的念想;也曾在行文間表達過,究竟「我是誰」、「我在哪」,問自己為何作出輕率的決定來到島上。

至於在島上的田調訪談,契訶夫也曾表露過工作倦怠的徵象。即使沒有橫越大陸時的挨餓與困苦移動,馬車在良好的道路上行駛,行李運送有苦役代勞,驛站也能獲得充分的休息,但隨著旅途從薩哈林北部漸往南移,他以逐漸失卻挨家挨戶訪問的積極,甚至不諱言有時整天都在散步與郊遊。

滿載著不愉快的見聞與回憶,契訶夫在1890年10月,帶著未死也已剩半條命的病體,離開薩哈林島,取道海路,返回歐洲。對他來說,島上就是一座地獄。

1895年出版成書的《薩哈林島行旅》,不但書寫了西伯利亞鐵道開通前,移動於歐亞大陸間令人崩潰的旅行史,而契訶夫在薩哈林的調查文本,從刊物上的連載,到出版單行本,則為公眾挹注了對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反思。

(本文曾發表於方格子專題「那些旅行史教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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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許可證:人類何時需要批准才能移動?法老時代、中國漢朝到現代國家,一部關於護照的全球文化史
讀者評分
3.0
|
2024/01/19
劇透警告

20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新冠大疫蔓延全球,各國逐步收緊旅行的自由,當初看似無絕期的封關,使出入境賴以通行的護照,一度沒了存在感,效期過了也放置不管。

而疫後解封,蓄勢待發的報復性出國潮,各地領務單位,滿溢著排隊等待辦理換發、領取新護照的民眾,也才是不久之前台灣最美的風景。國門重開,護照的相關報導也特別多,例如護照內頁短少、破損,被視為無效護照而慘遭遣返。

一本護照所構成的封面、內頁、個資,與跨境之際的攜帶、查驗、盤問,甚至個人的入境抑或驅逐,反映的是護照作為出境旅行必備的證件,早已是標準化與全球化的普世制度,甚至可以說是價值。然而,出國習常要持有的證件與通過的流程,這一切自始並非那麼的理所當然。究竟,人類的旅行史發展,是如何走到這一步?

打從人類有旅行的需求開始,旅行許可就以各種名稱與形式,出現在歷史上。例如清初以前漢籍裡,稱之為「符節」、「度牒」、「通關牒文」等;日本在幕末明治之交,有所謂的「旅切手」、「內地旅行免狀」、「旅券」(日治台灣甚至現代日文裡都還在用,是パスポート的同義詞),以及中文世界習稱的「護照」。

古埃及使節,肩負法老王的任務,帶著以泥板製作的旅行許可,在王權聲威所及之處自由移動,並驅避兇險,進行外交、貿易、運輸等交流。忽必烈汗授予馬可波羅的通行金牌,使其通過蒙古各汗國返歐之際,獲得馬匹、騎兵的服務與保護。

而近代歐洲逐漸形成的主權國家,將相對於國內的國際空間,形構成危險的旅行地區,持有向國王與議會申請的旅行許可,形同擁有受該國政治權威的庇護,或是進行外交事務的權力。至於18世紀,赴歐陸展開「大旅行」(Grand Tour)的英國上流青年,攜帶英王所簽署的旅行許可,也形同帶著一張追求古典紳士與博雅教育的門票。

「大旅行」的風氣,是源自英國上流菁英教育的養成,後來也被歐陸部分國家的中產階級仿效,這種高度例行化的活動,意味著國際的人群移動更為繁複,也為國界的劃定,與人群出入境的控制,提供新的動力,各國要求出示旅行許可的規定更為趨嚴。加以近代革命風潮的湧動,政府更需要以維護境內外的流動來樹立權威。

儘管如此,旅行許可無論在發行單位、規格、個資等,仍各行其是,並無統一的規範。像是英國發給赴歐壯遊的貴族青年的旅行許可,尺寸長達30公分,登記目的地、同行者與行李裝備等資訊;而請有力人士寫介紹信,也被視為有效的旅行許可。

過往多為提供支援、協助作用的旅行許可,在19世紀以降,逐漸朝向確認旅人身分,也就是辨識持有文件者是否為本人的重要手段。但這樣的轉型並非一朝一夕,制度尚未確立與嚴密之前,變造旅行許可並非難事。

《科學怪人》的作者瑪麗雪萊(Mary Shelly),就曾幫助一位英國女作家,申請到男性身分的旅行許可,讓她得以「免術換證」前往法國文壇發展。對女作家而言,偽造的證件,不但提供跨性別、跨文化,更是通往自由的機會。類似持假證件出走,獲得新生的故事,雪萊的女性友人並非孤例。

近代的照相技術被利用於戰爭,促使國家將照片導入旅行許可,來識別旅人身分,以避免間諜玩起家家酒,進行認知作戰或破壞活動的隱憂。較之只有以文字描述長相與身體特徵的旅行許可。照片開始被視為代表個人且保證再現(representation),提供客觀、精確的機制,建構旅行許可與持有人之間,更可靠的聯繫。

不過,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當旅行證件照仍未有如今設下定規標準的一百年前,照片能鑽營的空間很大。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領導人列寧,在歐戰期間所使用的旅行證件照,是戴上假髮、工人帽,剃鬍且掩蓋經典禿頭的喬裝照。

此外,就算不為掩人耳目,早期的旅行證件照,亦提供了持有者塑造人設的空間。1915年,意識流文學的代表作家喬伊斯(James Joyce)的旅行證件照裡,戴著呢帽、眼鏡、蓄鬍,面無表情的喬伊斯,讓人無法聯繫起一位文壇巨擘的形象;而證件照中的妻小,更揭露了父權制度裡的性別位階,婦女的旅行證件必須附隨在夫婿之下。

當代我們所認識的護照形制,大抵是國際聯盟在歐戰之後,為了減輕邊檢官員面對形制複雜多樣的護照時的無所適從,大力推動護照統一的國際準則,所逐漸增修而成:尺寸、個資與簽證內頁、卡式封面上的國名、國徽與「passport」字樣。至於90年代以降,全球逐步採行國際民航組織對晶片護照標準化規定,故封面底端增加了晶片護照的圖示。

出示護照領取登機證,憑照出境、入境、被詢問旅行目的、停留時間、申報行李等,照規定走才有旅行的自由,此係源於上個世紀國際聯盟推動的護照標準,加強綁定了個人身分與國籍關係,所留下的遺產。

但是,我們賴以呼吸國外自由空氣的旅行史遺產,對許多經歷19、20世紀之交,就算不持有護照,也可以自由跨境的旅人而言,則是一種被剝奪旅行自由的崩潰。小說家褚威格(Stefan Zweig)曾表示,1914年以前邊界是象徵性的,與穿越格林威治子午線並無二致,且搭船入境無須被盤問,也不必填寫繁瑣的文件,但如今邊境的審查機制,變成一道鐵絲網,也充斥著相互間病態的不信任感。

許多現代主義文學家與激進分子,都曾苦惱於現代護照制度加諸在個人行動上的壓力和限制,褚威格的崩潰並不孤單。護照制度在20世紀初,逐步被形塑、確立的過程中,除了牽動著眾多旅人們,在跨境/流轉之際的心境轉折,更帶出身分如何被定義與歸屬等問題。

隨著歐戰後的四大帝國解體,政治地理的重劃,數百萬喪失國籍的人群,連帶失去他們仰賴政府,所提供最低限度的權利保障。這是標準化與建制化的護照制度下,得不到政府保護,據以主張個人基本權利的群體。

而創發體制外的旅行證件,如「世界護照」、「原住民護照」等各種超越由國家所壟斷的旅行許可,則是為解決無國籍者的困境,與原住民拒絕認同殖民國家領土和管轄要求的一種嘗試。

羅列條規,梳理制度變遷,無法看見冰冷的制度背後,所掩藏的人群流動間,多變的活動與思想。而本書作者Patrick Bixby,以其文藝跨學科的背景,通過挖掘名人的護照檔案、文本裡的跨境書寫,與當代影劇作品等材料,為讀者追索所出一部聚焦歐美,兼及關照全球的護照文化史,這也是旅行史的另一個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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