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雲端封建主義:串流平台與社群媒體背後的經濟學》(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或許可以提供另一種切入角度,來幫助我們理解事情的脈絡。 - 本書作者雅尼斯・瓦魯法克斯 (Yanis Varoufakis)不僅是個政治經濟學者,也曾擔任希臘財政部長,對於資本主義的沿革和發指,以及它在政治、國家層面上的體系運作並不陌生,他甚至出版了一本《房間裡的大人》(Adults in the Room)去揭露他和歐盟、歐洲央行及國際貨幣組織為了債務問題彼此斡旋的經歷。
死亡,是古往今來人類無法逃離的永恆困境,所有生命不管再如何長壽,最終都會走向乾癟、虛弱以至於腐敗。正因為死亡代表著對於在世的割裂,它大多時候都乘載著某種負面形象,陰森恐怖的骷髏頭、代表不祥的黑袍、可以將人攔腰斬斷的鐮刀……人們大多避談死亡,這事畢竟總帶著一些淚水和遺憾,因此,大多數人讀到《死神放長假》(As Intermitências da Morte)的第一句,都會放鬆的長吁一口氣。
一如上述,這是作者匡靈秀(R. F. Kuang)於後記所說的第一句話。若你只讀過簡介,可能會感受到有些言過其實:這不就是篇關於剽竊出版的業界諷諭?盡管過程當中有些超現實的揶揄成份,頂多也只是荒誕鬧劇,再怎麼說都離「恐怖」很遙遠吧?但若將其看作脫胎自當前的文學映現,那些對於政治正確的追殺、取消文化的逼真描摹以至於對弱勢族群的選擇性取用,都能在現實中找到都能找到事實佐證,那確實頗令人感到膽寒。雖然背景發生於西方世界,但隨著他們的強勢文化輸出,這樣的觀點如今也並不陌生,在讀者的思考逐漸被迫「習慣」之前,或許我們可以讀看看《黃色臉孔》裡那些看不見的線會在哪裡。
作者泰勒‧詹金斯‧芮德(Taylor Jenkins Reid)繼上一本也是訪問主題的銀幕女神的七個新郎(The Seven Husbands of Evelyn Hugo)之後,進一步在體裁上有所突破,她採用更實驗性質的訪談對話體織就整篇小說:曾在1970-80年代叱吒樂壇的Daisy Jones and the Six為何最終倏然解散?當年在後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過境遷,讀者如同看著一段重溯樂團興衰的紀錄片,聆聽每個團員憶起當年的種種細節。
儘管書名取自聖經中的巨大海怪會使人聯想到統治者的暴虐,然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於1651年完稿的《利維坦》(Leviathan)更重要的概念來自於,它嘗試解決自古以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恐怖平衡。無論和平與否、有沒有取得平衡,兩方人數多寡,人類歷史總是會存在著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而這的確也是政治詞彙的核心─集體群體決策集體之事,而它們都在追求著某種假性穩定,意味著非此即彼的二元分立永遠存在著被對方併吞摧毀的隱憂:君主擔心人民起義反抗,人民擔心君主暴斂無道。凡事不是你的,就是我的,霍布斯的生命剛好和三十年宗教戰爭相重疊,或許曾經聽聞過戰場的荒唐與慘狀,他才能寫出「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這種絕望而精準的句子。
隨後的篇章便以霍布斯的《利維坦》為主軸,於各個時代與切入觀點去挑戰或補充它的論點。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為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點名政治不會像動物園那般可以關在某個地點供人評論賞玩,政治如水般流動在人們的氣息與日夜之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男女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或者如法國思想家班傑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的一篇演講稿,說明隸屬於現代的、不被他人干擾的消極自由,必須以古代集會式般的積極自由為基礎,否則我們所論及的自由在政治意義上便會偏廢一方,承其所言之弔詭:「如果我們只是過著消極自由的生活,積極自由的擁護者最終會捉住我們,進而迫使我們自由。」(頁113)
在此章節,作者援引了艾列希‧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這位年輕的法國貴族當時到美國,去觀察這個「巨大的民主實驗場」會有怎樣的政治風貌。比起國家犬牙交錯、相鄰緊密的歐洲來說,當時的美國仍是拓荒精神當道,擁有廣袤土地的餘裕去開啟新的國家模式,於歷史層面,美國亦沒有傳統歷史階層的負累,變動與革新較不會被既得利益者掣肘。當托克維爾遠渡大西洋來到美國時,他觀察到美國社會的兩個面向,一是其表面的翻騰洶湧、熱鬧吵雜、喧嘩奔放,整個世界像剛綻芽萌發的花海;然其內在卻有股宗教式的沉浸,人們信任民主的方式一如崇敬神意,相信他們的選擇不會有錯,民主會帶領群眾達到政治上的應許之地。
他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普遍被誤解是讚頌冷戰終結,西方的民主自由獲得了最終的勝利。然實際上,福山所闡述的並非某種實際上發生的政治情況,而是詢問民主自由作為現代政治的最後一站,它是否就是不會再異變的最終樣態?書中有個很有好玩的形容,所謂的「最後一人」援用尼采術語,意指失去動能與創造力的人,這讓之後的政治變得凝滯僵固,變得「無聊」起來,因為我們再也沒有能力去構思更好的政治形態──「如果歷史是由人類所創造,那麼當我們任由歷史塑造我們時,歷史就終結了。」(頁348)所以政治曾經,或者未來有可能是「有趣」的嗎?我們如何去創造一種有趣、富有動力、更有效率的政治模式呢?福山並沒有那麼悲觀,他認為就像是西部拓荒時期的驛站,各個國家如許多馬車般、都往同一個方向前進,或早或晚,總有一天所有馬車都會抵達,在那之後會有人再踏上旅程。
然需要注意的是,科幻在當時並非嚴謹與類型文學掛勾的詞彙,它還不是種被文學圈所認可的文類,毋寧說更像是種氛圍的時代切片,就像當時星新一(和三島由紀夫)曾參與的「日本空中飛行圓盤研究會」(Japan Flying Saucer Research Association=JFSA),它記錄了美蘇太空競賽下對於未知宇宙的嚮往,另一方面,或許也是反動於對於冷戰競相堆疊的核彈陰霾,若真有第三方的高等智慧注視著,人類戰爭便會顯得如此低維度的荒唐。在《器子小姐》的收錄輯當中,有一部分的故事形式就是外星文明和地球人的遭遇:〈訪客〉、〈約定〉、〈親善之吻〉……都是透過兩種文明不同的風俗習慣、時間尺度和思考邏輯,去反映人類文明自身的盲點,譬若男人亟欲想要親吻到的並不是外星人的嘴,想要討好外星人卻發現對方只扔下用以娛樂的鏡頭。諸如此類,星新一用簡單架構找出外於自身社會文化的觀察點,好笑之餘,愈顯荒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