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我的台灣之路 ⊙林 雅行
我在東京經營媒體企畫及製作公司，當然不是什麼擁有上千名職員的大公司，也不是什麼幾百人幾十人的中小企業，是職員不到十人的小公司罷了。年輕時我當過上班族，三十歲時進入媒體業界，之後也進入大型節目製作公司，在那裡製作新聞及紀錄片。當時的日本是高度經濟發展的泡沫期，所有日本人都深信這樣的繁華會持續下去。一九九一年，泡沬經濟崩壞，日本進入長期不景氣，在那樣的時局之下，深思之後，我決定開設自己的公司，那年，我四十歲。公司主要承接紀錄片及新聞等電視節目製作，也出版圖書、舞台腳本、演出及製作。二○○三年，第一次製作電影，那年，我五十歲。
那部電影關於是太平洋戰爭後期，沖繩戰爭中一位女學生的記錄，片名是《友情之碑──白梅學生的沖繩戰爭》。為了採訪及電影拍攝，我前往沖繩。「美軍基地對沖繩縣民而言是莫大的負擔」在這樣的現實下，日本人對沖繩的住民卻幾乎不甚關心；「沖繩人與日本本土之間有溫差」（但關心的程度卻完全不同），採訪過程中，常常聽見這樣的話，這種反應成為話題之後，一位沖繩的女性就說了：「對沖繩人而言，本土的日本人是遙遠而冰冷的，對我們而言，台灣人才是我們的手足」。
說真的，我雖然聽過台灣，但對台灣卻一無所悉。對那樣的話語我深受震撼，也因此，我來到了台灣。
於是，以台灣為舞台，我選擇九份及金瓜石這兩個在十九世紀末期發現金礦而繁盛一時的城鎮做為電影的主角。
然而，在一九七一年與一九八七年，九份和金瓜石的礦坑陸續封閉。我在二○○四年首次抵達這兩個小鎮，製作兩部電影紀錄片。
《聆聽風聲──台灣．九份物語》（二○○七年）以及《細雨飛舞──金瓜石殘照》（二○○九年）這兩部作品，記錄了日本人也不太清楚的台灣金礦歷史。然而這兩處金礦產地，在日本昭和初期的一九三○年達到全盛，當時正是日本殖民時期。
九份金礦是由台灣基隆顏家所經營。想要一攫千金的礦工與顏家簽訂契約，申請採礦資格，獲得的金子部份交給顏家，剩下的可以自己留下；但若什麼都沒有挖到，就什麼都沒有。挖到金子的，一到夜晚自然就到街上玩樂，九份當時被稱為「小上海」、「小香港」，不難想見當時的繁華景象。
金瓜石的情況不同，礦坑是由日本人的日本礦業公司在經營。在日本人的監督之下，台灣人、來自中國的溫州人及福州人，紛紛進入坑道內討生活。這裡沒有一攫千金的故事，因為全採薪水制，日本礦業公司在金瓜石街上蓋了醫院、運動場、各式娛樂設施，生活所需在這裡都找得到。
九份在八十一年間產出了二十六噸黃金，金瓜石在九十年間產出一百二十噸黃金後，落幕了。
金礦時代的遺物，經過風雨，現仍殘留在這兩個小鎮上。小火車的軌道、坑口、作業場、檢查站、製鍊場、礦工宿舍、醫院、電影院、市場、旅館、食堂等等，這些地方，幾乎都有過日文名字，有著大多數遊客都不會留心的遺物。當然也有看了這些東西，興起日本時代懷舊之感的人。看到這些遺物，感受「絕滅的美學」 的人當然也存在。對於製作紀錄片的我，是如此想的。
當地流傳這樣的話語：採金礦全盛時期的九份，「白天還是窮人裝扮，晚上就變紳士」；「三點時還窮得要命，四點時採到金礦，五點就可以準備蓋新家了」；「不要笑人家窮，等聽到鞭炮聲你就知道了」。金瓜石則是「滿滿一大碗的砂石用水洗一下，大概就可以採到一碗的金子」。到處流傳著過往的金礦傳說，有殘留的遺物，也有佳話，在這裡，我的想像力也被激發。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尤其是日本在戰敗後離開的混亂期，雖然有許多東西不見了，但也有記錄留存下來，看著那些記錄，還有照片，想像力及創造力正醞釀。那個時代到現在還活著的人並不多，但他們的子孫都在。聽他們說的故事，九份和金瓜石的當年印象也一一膨脹起來，想像力與創造力全混在一起，腦袋裡，作品的樣子也逐漸成形。
那些遺物只是骨架，還要再加上肌肉及流通的血。要感受那個時代的人的氣息，不能只靠那些殘留的遺跡。而這樣一來，在流動的歷史長河中存活的我，似乎也能找到自己的立身之處。
這次，這本書將在台灣出版，感受到光榮與喜悅的同時，也覺得不太好意思。
我所製作的這兩部電影，在日本已經上映，但在執筆此書時，很遺憾的，在台灣上映的檔期仍然遙遙無期。我更沒有想到，採訪時的筆記所寫成的本書，能夠在台灣出版。
只是，重新回顧這些筆記，採訪時的情景再次浮現。九份及金瓜石相遇的江桑、張桑、林桑……等人的臉也一一想起。
寫著寫著，心也跟著跳起舞。想再跟你們見面，跟你們說說話。
這是一個日本人，帶著滿懷的愛情，獻給隔鄰親切台灣人的一本書。
編者序
初見林雅行導演的名字，再加上他拍的是九份及金瓜石的電影紀錄片，讓人直覺地以為他是台灣人。但他其實是位不折不扣的日本歐吉桑。
跟導演第一次見面是在東京，雖然一問一答，但不至於讓人覺得他是位健談的人。過程中他突然提到他的腿部舊疾復發。我問是在拍片時受的傷嗎？他說不是，是騎摩托車摔傷的。在日本摩托車不多見，這人怪怪的，我想。後來第一次通電話時，我用敬語問：「請問林先生在嗎？」他用很自然不過的敬語說：「是啊，我在。」隨和得讓我打心裡噗哧笑出來。
第二次見面，是在有鹿文化確定要出版此書之後，他到京都出差，剛好那時我也暫住京都，於是相約在烏丸四□見面。我說我要騎腳踏車過去，他很驚訝的問：為何要騎腳踏車？我自然的回答：因為很方便啊。不過因為京都市區連腳踏車都很難停車，我最後還是放棄而搭上公車。碰了面導演還問我為什麼沒有騎車來。之後我們在錦市場附近一家賣京都家常菜的料理店坐定後，他與助理問我要吃什麼，我說我什麼都喜歡吃。導演用再平常不過的語氣說：「那點一條鯨魚來吃吧！」
在多半沉默的外表下，他其實挺搞笑的。
在一次的外景拍攝中，導演原本約好要在下午一點半到受訪者的家中去採訪，位置離前一個拍攝地點大約是搭計程車十分鐘可以到的距離，於是劇組便預約了一點鐘的計程車。沒想到受訪者提早在中午十二點半多就前去會合準備帶路，還說走路只要十分鐘就可以抵達；於是大家便開始討論是不是就走路過去就好。導演問了說話一向緩慢而有條理的助導，助導用很平靜的語氣說，只要導演幫忙拿攝影機的腳架，就沒問題。沒想到導演隨即提起裝攝影機腳架的空袋子、語氣沒有任何高低起伏的說：「沒問題！」助導也以不變的速度說：「嗯，腳架還沒有放進去。」導演說：「嗯，這樣就可以了，不用放沒關係。」「不，我想還是放進去比較好」。
有一回導演來台灣，我們一起去了一家咖啡店，店裡有隻拉布拉多，放著店內滿滿的客人不管，直對著導演磨蹭。他小聲問我：「日本人的味道跟台灣人不一樣嗎？」「想太多了，這傢伙對生面孔都是如此」，我說。
然而，導演的作品裡，多半會為人帶來不愉快的回憶。
導演雖然大多承接NHK及其他電視台的文化相關節目，其中也有些有趣的人文話題，但他個人內心關注的，卻是讓日本大慘敗的太平洋戰爭。
他的電影作品大多環繞著這場戰爭，和無從選擇那場戰爭的平民。從活著的人身上探詢對死去的人的記憶，有著經歷戰爭者堅持活下來的勇氣。不是描寫戰爭英雄，導演更關注在帝國之下無力的平民，以及他們或許微少而平凡的勇氣。
《國境之南．太陽以西》中，村上春樹寫道：「我出生於一九五一年的一月四日，也就是二十世紀後半的第一年的第一個月的第一星期，所以我的名字就被叫做『始』。……父親在戰時被徵兵派到新加坡，戰爭結束後還暫時被關在收容所，母親的家在戰爭的最後一年被轟炸，全被燒光。他們都屬於飽受長期戰爭所傷害的一代。不過在我出生的那時，所謂戰爭的餘波之類的東西，幾乎已經完全不存在了。」
導演生於一九五三年的名古屋，父親曾是軍人，母親在戰前住在中國青島，終戰時自己也經歷了遣返過程。在中學時代看到的原爆照片展，更是他生命中不可磨滅的記憶。對戰後才出生的他來說，戰爭卻未曾遠離。
對台灣人而言，戰爭的印象相對模糊。歷史總是如此，歷史操之於書寫者手中。因此，大家淡忘了台灣人日本兵的故事，一九四九年之後來台的榮民也漸漸凋零。在追求經濟發展帶來的歡樂之餘，台灣人又有什麼理由要去回想那場戰爭呢？
每年八月前後，日本各大電視台就會製播一連串的專題紀錄片。那部描寫一對在戰爭中挨餓的兄妹，妹妹把泥土當糖果吃、最後死去的動畫《螢火蟲之墓》，每年必播一次。二○○九年，日本的電視台播出了由真人真事改編的電視劇。劇情描述在沖繩戰爭中，一位小女孩如何歷經戰火存活下來的故事。沖繩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與日本間唯一發生地面戰爭的地方，沖繩鄰近島嶼全被捲入，造成約十多萬人死亡。在這齣電視劇中的小女孩，為了尋找失散的家人而走訪各地的防空洞，但因為擔心她的舉動太過招搖會引來美軍，所以有一位躲在防空洞中的日軍決定殺死小女孩來保護防空洞中其他大多數的居民，但是被她僥倖逃走。不過小女孩最後還是累了，放棄尋找家人，放棄求生。有一位帶著兩個小孩的太太向她說，讓我們一起到另一個世界去吧。她便跟著走了。沒想到那個村子的人說，村裡的手榴彈不夠多，若再加一個外人，怕大家反而無法馬上死去，會更痛苦。小女孩便被趕了出來……。
類似這樣的節目，在炎熱的八月裡一直播送。住在東京時認識的鈴木太太，在戰爭結束後出生，她告訴我說，日本的年輕人已經不太關心這些事了。
導演的作品，一直環繞著那場戰爭。也因為拍攝沖繩戰中白梅學校學生的故事而知道台灣。
九份及金瓜石的礦工故事，是那個時代的男子豪快的淘金夢，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大日本帝國時代的故事。一直重覆過去，而且是有些不太愉快的過去，到底合不合時宜，是個不成熟的問題。導演說，透過理解那些過去的故事，讓他了解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
這兩部有關九份及金瓜石的紀錄片，雖然說是拍給日本人看的，但透過他人的雙眼，台灣人何嘗不能看見自身？僅僅一部電影的時間長度，但從此書中，可以發現導演所採訪的人數及廣度遠遠超過想像。對自身歷史一向漫不經心的台灣人，又會如何看待這以台灣礦工為主角的紀錄片？會覺得太遙遠嗎？
本書是導演的採訪筆記。在採訪過程中，他發現九份的礦工，夢想著一攫千金，卻大多在不應當死去的年歲，死於塵肺病；到金瓜石當礦工則是那個年代的鐵飯碗，匯集了台灣及大陸來的工人。然而在殖民政策的陰影下，例如在瑞芳事件中，許多台灣人死於非命，至今真相依舊未明。現在吸引了許多懷舊的日本人與台灣人前來的九份及金瓜石，一年到頭遊客如織，但若是不知道這些歷史，這兩座山城也不過像是工廠製造出來的懷舊罐頭，到哪裡不都一樣？
從導演的採訪筆記中，所看到親切和善的台灣人，以及與導演的互動中衍生的幽默感。導演不只幫台灣人重製了日治時期的那段過往，也幫我們記錄了活在九份及金瓜石現在人們的活力。
當導演站在金瓜石俘虜收容所的遺址，痛心於日本大帝國主義所造成的愚蠢暴行時，我們似乎也應對記錄這些礦工故事的紀錄片，心存感謝。
來台灣已經超過二十次的導演，對台灣與其說熟悉，不如說習慣。雖然多數台灣人對他的名字仍感陌生，但他對台灣卻像是在自家一樣。即使是在傳統菜市場，看到美味疊上髒亂的小吃店，他不說二話走進去，邊吃還邊說讚。
他說，這本書是獻給親切的台灣人。而我，滿心收下。
王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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