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失靈的年代：克魯曼談金融海嘯

前言

第一章  蕭條問題已經解決？
第二章  拉丁美洲忽略警訊
第三章  日本束手無策
第四章  亞洲兵敗如山倒
第五章  荒誕不經的IMF政策
第六章  宇宙之王：對沖基金
第七章  葛林斯班的泡沫
第八章  躲在陰影中的銀行
第九章  恐懼的總和
第十章  重回蕭條經濟

推薦序

感觸、體會與共鳴
許嘉棟

　　隨著時代巨輪不斷往前轉動，人類的知識持續進步，各方面的經驗也快速累積；遺憾的是，經濟與金融危機在各地爆發的頻率並沒有因此而減少，風暴的威力與震幅甚且有逐次擴大的趨勢。

　　幾個世代以來，在金融專家的腦海裡，「拉丁美洲」幾乎已成了「金融危機」的同義詞。克魯曼此書首先介紹阿根廷與墨西哥等國在一九八○末以前的金融危機與經濟改革簡史；其次說明爆發於一九九四至九五年的墨西哥與阿根廷金融危機；接著談論在一九九○年代整整失落了十年、長期無法自流動性陷阱脫身的日本，以及於一九九七至九八年間肆虐了近半個地球的亞洲金融風暴；最後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分析、說明次貸風暴與金融海嘯之成因，以及政府宜有之因應與制度改革。

　　除了對以上各主要經濟或金融危機之描述，書中對各國財金主管機關（尤其是中央銀行）所採取的措施，以及IMF予風暴受創國之政策建議等，都提出了不少鞭辟入裡的評論。本書對所有關心國際金融、經濟改革、金融危機與中央銀行政策等議題的人士而言，都是值得仔細研讀的一本好書。

　　我個人在一九九六年至二○○○年曾服務於中央銀行，實際參與過台灣對抗亞洲金融風暴之役，近幾年又在大學講授國際金融課程，故對克魯曼書中提及的諸多現象與觀點，頗有感觸，且能體會而起共鳴。我謹提出主要的五點：

　　1.在經濟全球化下，各國間透過貿易、投資與資金往來，已形成休戚與共、福禍同當的緊密關係。經濟學上的所謂「外部性（externalities）」，充分顯現在各國景氣之關聯性上。任何一國皆難獨善其身，自掃門前雪，故國際間不僅平日的政策協調溝通有其必要，值此金融海嘯變局，各國更應抱持同舟共濟精神，同心協力提升景氣、突破困境。

　　2.書中對現代的中央銀行處於「三者不可得兼（impossibletrinity）」之困境，有極其清楚的說明。各國央行應該視該國的主客觀環境與條件，因地、因時制宜地在「維持匯率穩定，維護貨幣政策獨立性，以及開放資金自由移動」三個願望中做適當取捨。此抉擇難有放諸四海皆準之準則可資遵循，這更突顯了現代央行之難為。

　　3.何以經濟與金融危機在各地持續發生？除了健忘，未記取教訓，或是未真正了解問題的本質，以致學錯教訓，忽略隱含的警訊之外，經濟體系的變革引進了新種的潛藏危機因子（有如新生的變體病毒），世人未注意及之，預為因應，更是主因。

　　4.現存經濟體系裡的一些機制，包括抵押保證制度、槓桿化與去槓桿化之循環、忠誠反映資產市場價值之會計制度要求、市場心理與預期的自我應驗與強化過程，以及投資人的群體效應現象等，皆可能成為加深景氣循環、市場不穩定之源頭，足以將一國的微小政策錯誤，轉變成衝擊全球的重大經濟災難。故而，各國之政策制定應更審慎；如何緩和上述各個機制對景氣波動幅度的擴大作用，也有必要事後納入檢討。

　　5.國際金融制度與規範，長期以來由歐美先進國家主導。在亞洲風暴期間，歐美各國與IMF嚴辭要求亞洲各國應加強金融機構資訊透明化，並強化金融監理。諷刺的是，此次金融海嘯的主要導因之一，卻是源於歐美各國疏於將活動隱密、規模龐大的非存款金融體系（書中稱之為平行或影子銀行體系，包括投資銀行、對沖基金、共同基金，以及其他金融安排等）納入監理，不僅無法確切掌握其規模、活動，亦未要求該類體系建立足以保障金融活動參與者的安全網。

　　另外，克魯曼在書中反覆強調，當前各國政府應儘速採取所有必要的手段進行金融紓困，並擴大公共支出，以重建信心，及早令全球經濟自衰退脫困，即使留下龐大的債務予後代子孫，亦在所不惜。我個人固然認同在非常時期應有非常作法，對處於病危狀態的世界經濟，有必要及時施以強心劑的想法，但各國政府仍應對所推出各項救援措施的成本、效益，以及未來的可能後遺症，做必要的評估。

　　又書中對「供給面經濟學」提出一些批判，個人認為似乎無此必要。終究各學派的主張與政策建議，多是因應該時代之需要，為解決該時代面臨的問題而產生。當環境與問題改變，政策即有必要相應調整。換言之，政策沒必要拘泥於學派與意識形態，須能因時、因地制宜；只要能有效解決問題，後遺症又少，就是好的政策。（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董事長）

推薦序

在失靈的年代尋得偉大的經濟學家
朱敬一

　　保羅．克魯曼絕對是當今世上最耀眼的經濟學家。在二ΟΟ八年渠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前，他早已是全美知名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曼筆下犀利詼諧，常能用尖銳幽默的筆調，戳弄共和黨當權派。許多人認為，未來的十年將會是克魯曼叱吒風雲的年代，良有以也。克氏多年前即看衰亞洲新興國家的經濟，而後果不其然，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橫掃馬、泰、韓等諸國。二十世紀末有人預測美國道瓊指數將上看三萬六千點，克魯曼當時就嗤之以鼻。在此次金融海嘯侵襲之前，許多美國學界(包括諾貝爾獎得主)、政界大老都認為，景氣循環基本上已經不是大問題，而經濟成長才是重要課題，但克氏卻獨排眾議，不斷提出美國經濟泡沫即將破滅的烏鴉論。在絕大多數經濟學的課堂上，教授們由於久處安逸，都將「政府支出可帶動國民生產毛額倍數成長」的凱因斯乘數論當成「童話故事」，唯有克氏在認真的鼓吹。一年前，許多人都將克魯曼視為某種凱因斯學派的極端，但到了二ΟΟ九年的今天，事實證明他幾乎都是對的。

　　這一本《面對失靈的年代》是由克魯曼若干舊著添加第七、八、九、十，四章改寫而成。在前六章克氏記述了拉丁美洲、日本、亞洲等地經濟蕭條的背景與經過，作為鋪陳這一波全世界大蕭條的序曲。拉丁美洲、日本與亞洲的情況雖然小有不同，但也都有一些共同的基調：(一)這些國家都有一些經濟基本面的毛病(例如裙帶資本主義、外債比例過高等)長期未能改變；(二)這些國家無視此類弊病，卻持續地擴張或成長，吹升了某種泡沫(例如房地產、股票)；(三)最後，這些泡沫終將崩塌，遂造成一波蕭條。泡沫塌得快如韓、馬等國，則回復也快；若跌得慢如日本，則就一拖十餘年，且近乎零成長。

　　除了前述三點共通的經濟特質外，晚近的泡沫還要加上資訊時代的衝擊與全球化的擴散效果。在資訊時代，訊息流轉極為迅速，因此即使是無所本的雜訊或預測，只要經過足夠的渲染，也能變為推波助瀾的威脅，是之謂「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prophecy)。例如一九九七年的香港，即使其經濟體質健康，也一樣難逃投機客的狙擊，險些躺平。此外，全球化時代跨國資產持有實如家常便飯，這也使得某國的金融風暴極可能跨境而影響他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引發了當今七十餘年僅見的經濟大蕭條。

　　現在，這一波大蕭條的成因已大致明顯，而這些前因後果由克魯曼筆下寫來，更是栩栩生動。在基本面，美國有銀行管制的鬆動，促成了房貸過度寬鬆，房價泡沫因而吹起。在金融制度面，華爾街創造了一大堆外人難以理解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也助長了美國泡沫的國際擴散。這一回，由於老美面積大、資金雄厚，所以他們吹出來的資流泡泡也超級大。當它塌下來的時候，幾乎全球各國無一倖免，全部都是哀鴻遍野。唯一的例外，就只有那些與美國鮮少往來的國家或企業。以台灣為例，我們的銀行「不講英文的」都沒事，但「講英文的」都躺在病床上吊點滴。

　　怎麼辦呢？這殘局要怎麼收拾呢？克魯曼說，要靠凱因斯經濟學。凱氏主張以擴張公共支出的方式，去拉起民間需求、喚起民間信心、帶起徬徨膽怯的民間投資者。在某種意義上，大蕭條來自於大泡沫的崩塌，幾乎要靠新一波政府用力吹大的公共支出泡泡，才能振衰起敝，將經濟帶回常軌。坦白說，若不是這一波蕭條，我還真不太相信凱因斯經濟學。若不是克魯曼的尖銳筆路，我也不那麼容易被說服。凱因斯在其名著《就業、利息與貨幣一般理論》中說，改變固有的觀念(vestedideas)才是難的。克魯曼讓我了解，這不是一句哲理，而是活生生的事實。在政界，有所謂「板蕩辨忠奸」。在學界，恐怕真要在這蕭條失靈的年代，才能發現誰才是真正偉大的經濟學者。（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前言

　　大部分經濟學家只要一想起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總覺得那是一場無妄之災，根本沒必要發生。只要胡佛總統在面對經濟不振時，不曾試圖平衡預算收支；只要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不曾為了捍衛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而犧牲國內經濟；只要官員趕緊把錢運交岌岌可危的銀行，從而平息一九三○到一九三一年爆發的銀行恐慌；那麼，一九二九年的股市崩盤，結果將只是經濟衰退，而且很快就會被遺忘。此外，由於經濟學家和決策官員已經上過一課，像經濟大蕭條那樣的事情永遠不會再度發生。因此現代的財政部長絕對不會同意安德魯．梅隆（Andrew Mellon，一九二一到一九三二年的美國財政部長）那句名言，亦即應該「清算勞工、清算股票、清算農民、清算不動產……肅清體系中的腐朽墮落」。

危機捲土重來

　　事情有這麼簡單嗎？一九九○年代末，一群亞洲經濟體（產值占全球的四分之一左右，人口超過六億）遭遇的經濟不景氣，情況和經濟大蕭條十分相像，叫人心中直發毛。和經濟大蕭條一樣，這次危機晴天霹靂襲來；即使這些國家的經濟情勢每下愈況，大多數自命飽學權威之士還是預測榮景將持續不墜；和一九三○年代一樣，傳統的經濟藥方對它們一點用也沒有，甚至可能造成反效果。「類似這樣的事情，可能發生在現代世界。」單單這個事實，任何讀過歷史的人，一想起應該都會猛打冷顫。

　　我當然打了冷顫。本書第一版寫於一九九○年代的亞洲危機之後。當時有人認為這場危機是亞洲特有的現象，我卻視之為不祥之兆，認為那是蕭條經濟（Depression Economics）並沒有從現代世界消聲匿跡的警訊。沒想到被我說中，我的杞憂成真。本書新版付梓之際，世界不少地方（美國在所難免），陷入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比一九九○年代的亞洲災難更像經濟大蕭條。

　　我們常自認已經學會如何防患於未然，畢竟亞洲十年前曾經歷過類似的經濟困境，而現在我們卻都身陷金融危機。在以前的壞日子裡，政局穩定的先進大型經濟體，面對漫長的經濟停滯和通貨緊縮可能束手無策，例如二○年代時的英國。但從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到傅利曼（Milton Friedman）這段期間，我們以為自己懂得夠多，有能力防止那樣的事情再度發生。只不過比較小的國家，像是一九三一年的奧地利，或許只能隨著金融潮流浮沈，讓經濟命運掌控在別人手裡。

　　現在大家都認為，經驗老到的銀行家和政府官員〔更別提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能夠迅速想出紓困方案，抑制這些危機，不讓危機繼續蔓延。有些政府（例如一九三○到一九三一年的美國）也許曾經眼睜睜看著全國的銀行體系崩潰，一籌莫展；但現金的美國金融體系，存款有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保險，再加上Fed隨時都能趕運現金，以支援風雨飄搖的金融機構，理論上應該能夠防範上面所說的困境才是。明智的人不會認為經濟焦慮的年代已經永遠結束；但是不管將來可能面對什麼問題，我們都一口咬定，絕對不會出現像一九二○年代和三○年代的景況。

　　早在十年前，我們就應該知道，這種信心是沒有根據的。一九九○年代，日本大部分時候掉進凱因斯和他同時代的人十分熟悉的經濟陷阱中，無法自拔。相形之下，亞洲規模較小的經濟體，幾乎一夕之間從一片榮景跌進苦難的深淵，這些經濟體的悲慘故事，讀來好像直接摘自一九三○年代的金融史。

　　那時我是這麼想的：那就好比長久以來，大眾認為現代醫學已經戰勝某種細菌，不會再有致命的瘟疫，想不到這種病菌卻以某種形式重新出現，不怕所有的標準抗生素。我在第一版的前言寫道：「目前為止，只有少數人真的死於這種新的絕症，但如果迄今運氣不錯的人，因此不去尋找新的治療方法、新的預防之道，則未免笨得可以。」

　　我們的確很笨。現在瘟疫降臨，這本新版，不少內容談的是一九九○年代的亞洲危機，而亞洲危機，正像是為目前的全球危機先來一場預演。不過，我也增加許多新資料，用以解釋美國如何發現自己看起來就像十年前的日本、冰島如何發現自己看起來就像泰國，以及一九九○年代的危機國家，如何發現自己再次逼近深淵，因而驚恐莫名。

提供新鮮的高見

　　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這是一本側重分析的小書。我會用比較小的篇幅，去說明這世界發發生了什麼事；較大的篇幅，則用於解釋這些事情發生的原因。我們應去了解的重點是，這場災難如何發生、受害者如何東山再起，以及我們可以如何防範，避免災難再次發生。就像商學院的教授說的，這表示最終的目標是發展這件事的理論，並弄懂其中的道理。

　　我盡量不讓這本書淪為枯燥無趣的理論解說。書內沒有方程式，不用莫測高深的圖表，而且（我希望）沒有深奧難懂的術語。身為小有所成的經濟學家，我是能夠寫出沒人看得懂的文章。其實，很難讀懂的文章（不管是我寫的，還是別人寫的）在這本書的寫作上扮演了關鍵角色，幫助我歸結出書中所要提出的各項觀點。但是現在，這個世界需要的是充分的資訊，然後利用這些資訊來採取行動。而要有那樣的行動，觀念必須以老嫗能解的方式表述，不能只有經濟學博士看得懂。

　　總之，正式經濟學所用的方程式和圖表，往往只是一座鷹架，用來建構知識的大廈。一旦大廈蓋到某種程度，鷹架就可以拆除，只留下普通的白話文。

　　讀者也會發現，雖然本書最終的目標在於分析，但多用敘事風格。部分原因在於事件發生的順序，也就是這個故事的情節，通常是重要的線索，可藉以研判什麼樣的理論才管用。舉例來說，以「基本面」觀點去看經濟危機時（也就是經濟體所遭到的應得懲罰），還必須設法說明，為什麼時間點會這麼巧。許多體質各異的經濟體，偏偏短短幾個月內先後出事。這些故事情節提供了必要的脈絡，可以幫助闡明一切。我也知道，大部分人並沒有那麼沉迷其中，追蹤不斷展開的劇情；也不是每個人都會記得，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Mohamad Mahathir）一九九七年八月在吉隆坡所說的話，並且想到這和一年後，香港財政司曾蔭權在香港所做的事有關聯。沒錯，本書將會喚醒你的記憶。

　　我也談一下知識探索的風格。有一種誘惑，寫經濟文章的人常為其所苦，特別是主題正經八百的時候。這種誘惑，會引人過度正襟危坐。我並不是說，經濟學家關心的事情不重要；有時那可是攸關生死的大事。可是自命博學之士常常覺得，由於主題嚴肅，所以態度必須慎重其事；再加上探討的是大議題，所以應該用大頭大腦的文字去處理，不可以輕薄無禮。不過，我們發現，要了解全新陌生的現象，有必要抱著玩弄各種觀念的心情。我用「玩弄」一詞是有用意的。那些看起來正經八百、不曾有過古怪念頭的人，不管在經濟學或者其他的任何領域，常常不會有什麼新鮮的高見。如果我跟你說：「日本的問題是基本面失調，因為由國家調節的成長模式，讓日本的結構面變得很僵化。」我這樣說了等於沒說，頂多只是傳達一種感覺，說日本的問題非常棘手，而且不容易找到答案。可是那種感覺可能大錯特錯。

　　相反地，假如我用幼兒照護互助會的景氣榮枯這種有趣的故事（書中真的數度提及）來說明日本的問題，聽起來可能很蠢，甚至輕浮到令你不悅，但是這種怪招有其目的：把你的想法調到不同的頻道。以日本為例，我們可能因此找到非常簡單的方法，至少能夠解決日本的部分難題。所以，不要期待這是一本嚴肅、不苟言笑的書：目標固然力求嚴肅，但只要主題需要，文筆走的是蠢路線。

　　有了這層體認，閒話不多說，我們就來踏上旅程，先從不久前，資本主義的勝利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