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窗

　　《高窗》是雷蒙．錢德勒一九四二年的第三部長篇，當時歐陸大戰方酣。

　　然而，這部小說裡絲毫沒有戰火的跡象，漢子馬羅受雇於一名有錢多病的老太太，她懷疑她離家出走的歌舞女郎媳婦，帶走了亡夫收藏的一枚高價金幣，要找一名「身上不會帶超過兩把槍」「不會把煙灰彈到地毯上」的規矩偵探來追查而已。死亡，在小說中只是謀殺，個位數謀殺，而不是數千哩外通過子彈、炸藥、砲彈、毒氣等，每天少不了得報銷掉成千上萬人。

　　如果每天這麼多人無言的死去，那，一件罪案的偵破、一次死亡的偶然正義得償還能說是重要的嗎？非做不可的嗎？──這其實是錢德勒小說底層一個始終呼之欲出的問題，從未隨著馬羅找到某名殺人凶手而消失。

• 八千五百萬滴眼水

  　　這讓我想到米蘭．昆德拉在《不朽》一書中一段有關死亡是否是悲劇的對話：「……可是在無線電廣播裡面，死亡的意義和艾嘉莎．克麗絲蒂小說裡面的完全一樣；她是自古以來最偉大的魔術師，因為她知道如何把謀殺變成樂趣，況且不僅僅是一次謀殺，而且是幾十次謀殺，幾百次謀殺，一連串謀殺，都是為了使我們得到巨大的樂趣而在她的小這座滅絕營裡犯下的謀殺案，奧斯威辛（Auswitz）已經被遺忘了，可是艾嘉莎小說裡的焚屍爐永遠向著天空飄揚著濃煙，只有一個非常天真的人才會說這是悲劇的濃煙。」

  　　很顯然，死亡在這裡略分兩種：其一是悲劇，其一可以不是悲劇。

  　　是否悲劇，基本上，我以為原因在於我們的想像力和同情力作崇──有人會說人的想像力和同情心可以無遠屆，但這通常不是真的，我們的想像力和同情心受到很多的限制，包括時間和空間，也包括我們的習慣和價值觀，更包括我們生物性的自我護衛機制。當死亡離我們愈遠、愈久或數目愈巨大，通常它也變得愈空洞、模糊，成為一個概念，最終成為一組數字。比方說，三千年前（很久）秦兵在我們數千哩外的長平一地（很遠）坑殺趙卒，我們只記得數字高達六十三萬人（很多）；又比方說，和《高窗》同時的那場空前大戰，據估計死掉了兩千萬名軍人，平民百姓則為六千五百萬。

  　　試想，每一個死亡你都為他掉一滴淚，就算我們身體的50%～75%（視年齡而定）是水份，仍遠遠不敷所需，因此就算時空的距離不夠，我們仍得在心理上要自己退開來，距死亡的場域遠一些。

• 讓死亡還原

  　　不管是時間、空間或心理的遠隔，世界（死亡的總場域）相對於我們，當然變小了。

  　　歷史的記敘大體來說便有非如此不可之處，你得退開來，讓細節簡略，讓對象變小，你才有機會掌握到全局──李維．史陀說的正是如此，他稱之為「小模型」。

  　　但我們頂好記得我們省略了什麼。

  　　這麼說好了，就整個社會整體來看，失業率2%不過份吧，經濟學者會認為這是個高度就業的運行良好機制；然而，對狄更斯之類的小說家而言，一個兩千五百萬人的社會，那意思是有幾十萬個人乃至家庭正陷入窘境，正面臨如假包換的艱苦生活。

  　　這正是小說做為人類記憶存留的另一種形式，相對於正統歷史記敘的某種「功能」。相對於歷史記敘的後退和省略，它逼近對象，重建情境，甚至加以誇大的回溯、描述和思省，試圖把數字再次還原為一個個真實（乃至於搧動失實）的個案。

  　　因此，客觀來說，八千五百萬個死亡當然遠比單一的死亡悲哀得多；然而吊詭的是，處理單一死亡的小說往往比記敘八千五百萬次死亡的史書更讓人悲哀。

• 大小兩種偵探

  　　我以為，在推理小說的世界裡，也有如此世界是大是小的問題──相對於做為主體的偵探本人。

  　　古典推理的神探一般而言形象較巨大，外在的世界相對的遠也相對的小，於是，就像法國涂爾幹的社會學一般，犯罪乃至於謀殺，只是井然有序世界的「失序」而已，需要一隻睿智且有能力的手來撥正──一名偉大的神探，是理性的神祇，如果理性都能引領我們探入廣袤宇宙過去未來的全部奧秘，那撼動如宇宙微塵的一個小小地球又有何難呢？

  　　「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舉起整個地球。」──幾乎每個古典神探內心深處都響著如此的豪壯聲音，我以為，他們是一組最接近理性主義時期哲學家的人。

  　　然而，漢子馬羅，乃至於他系譜裡每個狼狽程度不等的偵探，則像十九世紀乍乍發現理性連人自身的無意識領域都無力穿透的懊惱哲人，他們通常連當地管區的一名小小警察都撼動不了，甚至自家老婆（如果有幸還娶得到的話）都擺不平，世界之大，何敢侈言──是的，人小了，世界非個人之意志所能轉移，抓到凶手的價值當然也相對眨值了，它不再直接等同於正義的果報，人類世界秩序的返正，至多也只是強心針解毒劑而已，了不起供我們暫時保留一絲元氣，看看有沒有機會等得到這個世界變得好一些。

• 重新悲傷

  　　因之，在《高窗》一書中，以及在錢德勒的所有小說中，死亡不再是數字，更非樂趣，他從來沒意思讓自己成為「偉大的魔術師」，勿寧是有點多事的，透過這名堅毅的私家偵探馬羅，重新挖掘出我們已丟一旁、甚至深埋的屍體，逼我們再一次凝視。

  　　他把原本屬於我們的悲傷，透過小說，再次交還給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