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修訂二版)

　　★詮釋「後現代主義」與「歷史學」的史學研究集大成者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黃進興院士後現代史學研究精華
　　★一部梳理西方史家如何回應後現代主義浪潮的經典之作

　　十九世紀是西方史家的黃金年代，史學網羅各個領域，是各個學科的重要泉源，而以科學史學著稱的蘭克史學，更是當時史學界的核心。然而，當二十世紀的後現代主義來襲時，史學界的形勢驟變，轉而成為眾學科的「附庸」；後現代學者宣稱的「歷史之死」宛如喪鐘般，迴盪於史學界中。

　　「後現代主義」是何方神聖？歷史學如何受到後現代主義影響？

　　◎傳統史學的蛻變──後現代主義下西方史家的回應
　　二十世紀下半葉，發軔於建築、藝術等領域的後現代主義席捲史學界，本以為只是學術史上尋常的新舊交替，後現代主義卻是要全盤否定史學的存在！換句話說，在後現代主義者的眼中，講求史實的西方傳統史學將不復存在，甚至認為「歷史」不過是史家的語言遊戲。面對後現代主義的挑戰，西方史家如何應對？

　　書中即以西方史家對後現代主義的回應為核心，闡述在「歷史之死」的後現代主義環境下，西方傳統史家如何抵禦後現代主義，並從中吸取理論、化為自用，為歷史學拓展出不一樣的道路。比如被視為後現代史學發源的海頓．懷特(Hayden White)，又或是有著「後現代史學祭酒」之名的傅柯(Michel Foucauli)。

　　在西方史家的奮鬥之下，熔後現代主義與歷史學的「後現代史學」問世，它逐漸脫去蘭克史學以來的實證史學，接納虛構的歷史。看似為史學開拓了新領域，卻也令史學陷入真實與虛構的拉扯之中。

　　因此，本書試圖檢討後現代主義對史學的影響，並梳理西方史家在這場衝擊之下，如何熔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為一體、拓展史學新道路，帶領讀者一探後現代主義與歷史學之間的羈絆與聯繫。

　　◎中國近代史學──「新史學」的誕生與來自西方史學的危機
　　除談論西方史家與後現代主義的關聯外，本書亦兼顧中文讀者的閱讀背景，從中參以中國史學議題，並援引西方史家的理論概念，為讀者梳理中國近代史學的轉變。

　　在清末變局之下，標榜著「經世致用」的中國傳統史學受到極大的打擊，正當眾學者手足無措時，梁啟超以「新史學」為名號開史學改革之先，引入十九世紀西方史學中的「實證主義」，以史料為史學、改革中國治史方式。本以為能繼續地順利承繼西方史學，然西方史學界在十九、二世紀時同樣陷入「歷史主義危機」中，再加上以史料為核心的治史改革，使中國傳統史學從正統學門，逐漸流於單一的「史料學」。在此種情景之下，中國史學該如何發展呢？
 

作者簡介

黃進興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院士。

　　研究中國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西方史學理論，著有《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聖賢與聖徒》、《從理學到倫理學》、《學人側影》等書，著作有英文、日文、韓文等多語譯文。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係世紀末西方文化的一個殊相。它包羅萬千，且無雅俗之分；在學術上，更跨越各個領域，是故要賦予一個簡單的定義，並非易事。

按「後現代主義」較早見諸文學與建築評論。惟觀之後續的發展，卻非該領域可以矩矱。基本上，「後現代主義」為衍發性的概念(evolvingconcept)。時序上，發軔於上一世紀50 年代的建築、藝術與文學的評論，1960 年代則在思想與哲學園地發榮滋長，1970 年代以降，便席捲社會科學；而作為一門古老的學問，史學則殿其後，方受波及。

正由於各個學科的開展，前後不一，「後現代主義」的意涵遂無時無地在遞變，以致甚難捉摸。即使就較早的發祥地而言，建築與文學的步調並不齊一，甚至有南轅北轍的現象。例如：建築係由形式轉向裝飾與敘事，但文學卻趨向純粹的形式主義。之所以有如此的歧異，追根究柢在於各個領域所認定的「現代主義」(modernism)，頗有出入，導致繼起者「後現代主義」竟有不同的面貌。

本來學術史裡頭，典範更迭、新舊交替原非新鮮事，而「江山代有才人出」更是司空見慣。惟「後現代主義」的出現，卻迥異於先例。它志不在修正或取代前身，而是要全盤否定該學門存在的根由。這些後現代小子競相宣布：「藝術之死」、「文學之死」、「哲學之死」，史學雖一時負嵎頑抗，終究難逃噩運。舉其例：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於1969 年刊行了《知識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該時的書評者立謂「敲響了歷史的喪鐘。」似乎唯恐天下不亂。而後現代主義者動輒招致「歷史殺手」的惡名，恆是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