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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失當下的歷史

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失當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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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在全球化殖民與後殖民情境中,一個抵抗性的「未來」還有可能嗎?如果有,足以造就這種「未來」的行動力又位於哪裡?

  這不是一本打高空的「純理論」著作,而是有著高度倫理-政治參與的干預主義文本 (interventionist text)。 讀者須謹記:我們書寫這些消逝當下的歷史,是為了養育一個關於未來的記憶、一個可能的抵抗與行動力所在,那本書的副標題立刻就展現出一種高度干預的行動主義色彩。

  作者對迂迴思路不加迴避,言明要「利用解構來協助閱讀」。閱讀一本書,尤其是這樣一本書,讀者必須學習順著作者的思路旅行,而這正是解構的第一步:去追蹤論述的形跡,它推開什麼、連接什麼、又切斷什麼,以便讓論述的線索繼續編織。

  因此,請本書的讀者們,接受原書作者和中文譯者的邀請,靜下心來參加這一場「解構的閱讀政治」(deconstructive politics of reading),並以這樣的解構方式閱讀這本書。

作者簡介

史碧華克(Gayarti Chakravorty Spivak)

哥倫比亞大學英語與比較文學系亞弗隆基金講座教授
專長領域:十九世紀文學、馬克斯主義、後殖民理論、女性主義、解構

  主要著作:《在其他世界:文化政治論文集》(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e Politics)、《在教學機器的外部》(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等書

譯者簡介

張君玫

從事學術翻譯工作多年
紐約市立大學社會學博士
現任東吳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專長領域:女性主義、後殖民理論、心理分析、科技∕科學研究。

 

目錄


譯例
作者中文版序
譯者序︰養育一個關於未來的記憶
前言
第1章 哲學
第2章 文學
第3章 歷史
第4章 文化
附錄︰解構的展開勞動
索引
 

  開宗明義,我的目的是要追蹤「土著報導人」的形象(the figure of the Native Informant),途經各種實踐:哲學、文學、歷史、文化。沒多久我就發現,這是關於殖民主體(colonial subject)〔譯註1〕不斷將自身抽離「土著報導人」的過程。1989年之後,我開始感受到有一個特定的後殖民主體(postcolonial subject),早已反過來重新編寫殖民主體,並占據「土著報導人」的位置。而今,隨著全球化的風行草偃,遠距傳播的資訊學打著本土知識的名號,直接染指「土著報導人」,而行生命剽竊(biopiracy)之實。於是,我在本書第一章所解析的那種提前取消(foreclosure),〔譯註2 〕仍舊持續運作,甚且變本加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編的《生命支持系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Life Support Systems),如下「定義」人類歷史上的原住民階段:「古早以前的時間(timescale of the far past)??〔其〕關連到一種惰性的取向(inactive approaches),對環境的破壞與耐受力漠不關心。」由於「〔他們所〕生活的社會固有的歷史限制」,1這些原住民當然不可能像亞里斯多德「解開?? 價值的表達之謎」那樣,思考所謂的環境耐受力(sustainability)。那原本順應生態群落韻律(rhythm of ecobiome)而活的實踐哲學,如今不由分說被汙蔑成對環境的「漠不關心」。【進一步的闡述,參見第四章註腳78】

  在這種動態的衝擊之下,本書所勾勒的是一個研究者走過的路—從最初的殖民論述(colonial discourse)研究,行至跨國文化研究(trans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當文本試圖捕捉不斷消失的當下,跨國文化研究的位置,是我所立足的一個「移動基地」(moving base),並在全書敘述性的註腳中得到確認。有些讀者或許會對此感到厭煩與困惑,但我衷心盼望,也會有讀者樂於分享這樣的挑戰。本書所設定的讀者,就像我在第四章所發現的新面孔,非常地多元與紛雜,很難說他們共同具備什麼特定的旨趣或基本程度。基於我本身不確定的學術取向,偶而我會構想一個懂得查字典的新文化研究讀者。這本書同時也想處理,盛行於理論菁英和自認學術「執業者」當中的「被批准的忽略」(sanctioned ignorance)。這種批准的出處一樣多元紛雜。因此,本書讀者的地位和作者一樣不確定。但這不也正是所有文本的地位嗎?—在書寫與閱讀中被抵抗著。
  第一章探討哲學:康德如何提前取消原住民;黑格爾如何把歐洲的他者放入一個規範性偏差的模式,而殖民主體又是如何消毒黑格爾;馬克思如何協商差異。

  第二章閱讀一組文學著作,並指出殖民主義(colonialism)和後殖民性(postcoloniality)如何在文本中被刻劃。包括白朗特(Bront?)、瑪麗.雪萊(Mary Shelley)、波特萊爾(Baudelaire)、吉卜林(Kipling)、里斯(Rhys)、馬哈思維塔(Mahasweta)和柯慈(Coetzee)等人的作品。在我的解讀中,瑪麗.雪萊和最後三位的文本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沒有把他性的倫理(ethics of alterity),呈現為一種所謂的認同政治:這為我們的鬥爭上了一課。若是現在,我會再加上牙買加.琴凱德(Jamaica Kincaid)的《露西》(Lucy),其多重並列的文本撼動人心,絲毫無損於對抗剝削者的批判力道,因為這本小說敢於在結局,以一種無從選擇的他性(alterity),把核心人物的專名(proper name)給徹底消融掉,並藉此用假設語氣,贖回一種去愛的權利與責任,還給那努力從受害狀態中採取行動的主體。

  第三章追隨十九世紀印度山區王國的一位王妃,翻閱歷史檔案,沉思關於焚燒寡婦陪葬的政策管理。應該附帶一提的是,本章也包括〈從屬能夠發言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 ?)一文的修訂版。該文最先收錄在《馬克思主義以及對文化的詮釋》一書(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ited by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第四章檢視後現代的流行,以及女人在織品歷史中所扮演的地位。

  除了〈從屬能夠發言嗎?〉之外,這本書稍早曾經出版的部分,還包括〈舍摩國王妃:檔案閱讀〉(The Rani of Sirmur: An Essay in Reading the Archives)〔原載於History and Theory 24, no. 3 (1980: 247-272)〕;〈三個女人的文本以及一種對帝國主義的批判〉(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原載於Critical Inquiry 12, no. 1 (Autumn 1985: 243-261)〕;〈帝國主義與性別差異〉(Imperialism and Sexual Difference)〔原載於Oxford Literary Review 7 (1986: 225-240)〕;〈邊緣的版本:柯慈的《福先生》閱讀狄福(Defoe)的《魯賓遜飄流記∕羅珊娜》〉(Versions of the Margins: J. M. Coetzee's Foe reading Defoe's Crusoe/Roxana)〔原收錄於《理論的後果》(Consequences of Theory, edited by Johnathan Arac and Barbara Johns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4-180)〕;〈時間和時機︰法律和歷史〉(Time and Timing: Law and History)〔原收錄於《編年類型》(Chronotypes, edited by John Bender and David E. Wellbery [Stanford: 1991])〕,且經過原出版社授權使用。

  本書各章之間並非獨立分散,而是鬆散地串連一氣:關於支配的哲學預設、歷史挖掘與文學再現—既然都是逐漸展露的後殖民所共有的 —同時也追溯「土著報導人」下意識與不連續的展露:原生的(autochthone)和∕或從屬的(subaltern)。這並不是一個透過所謂「第三世界文學」的言說、書寫與形象而表達的喻說(trope)。這個故事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關於「土著報導人」如何從一個不可能的觀點,換置成一種抵抗的網絡,同時也成為超級剝削的對象。織品〔∕文本〕(text-ile)的問題本身似乎已經包含一個尾聲。〔譯註3〕在故事述說時,偶而會斷線—但斷裂的線索會再度冒出來,至少我希望如此。

  這是一本女性主義的書。在第一章,女性主義的議題是「事先展露的(pre-emergent)」(以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用語來說)。〔譯註4〕它們是其他議題的底質。我在第四章對當代「文化主義的普遍主義的女性主義」(culturalist universalist feminism)提出了批判。

  這本書在歸架時應該和下列作者擺在一塊: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德尼茲.坎帝尤提(Deniz Kandiyoti)、克圖.卡拉克(Ketu Katrak)、瓦內馬.魯比安諾(Wahneema Lubiano)、鄭明河(Trin-ti Minh-ha)、錢卓拉.托帕德.莫罕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王愛華(Aiwah Ong)、莎拉.蘇勒律(Sara Suleri)。在我寫作這本書的多年裡,這些女性,以及其他未能在此一一提及的許多女性,共同大力促進後殖民的女性主義研究。其中蘇勒律和我比較專注於分析主流的文本。但這些學者和我本人的作品之間,確實都存在某種未被認知的相似性,這證明我們致力於共同的鬥爭。

  但我確實比較專注在主流的文本,儘管我試圖探討的問題是—從屬者如何被策略性地排出組織化的抵抗。我們所棲身的女性主義和文化支配的傳統脫不了關係,即使當這種關係是一種敵對。錢卓拉.莫罕蒂(Chandra Mohanty)在她的新書裡,引用了一段「自雇婦女協會」(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 SEWA)的至理名言。2當時還是一名年輕律師的艾拉.培德(Ella Bhatt),無視於運動領袖的再三勸誡,出面大聲疾呼:「但你要怎麼組織她們?這些女人根本就沒有雇主!」—正因為這一句話,培德小姐喊出了「自雇者」(self-employed)這個範疇,踏出她獨一無二的革命性計畫,迫使這些女人拿出開戶的最低限額,這才找到銀行。否則,她們恐怕至今仍被策略性地排除在有組織的勞工運動之外。如今,我卻聽到「婦女世界銀行」(Women's World Bank)的尼可拉.阿曼卓(Nicola Armatrod)口口聲聲引述「自雇婦女協會」來說明「婦女世界銀行」所從事的社會工作,並且大言不慚地表示︰「自雇婦女協會」的「Chandra Behn」(?)小姐,曾經緊握她的雙手說「婦女世界銀行」是她們的恩人!我衷心相信,倘若可以訓練大家養成閱讀這個世界(reading the world)的文學習慣,應可稍微牽制這種超級強權的得意忘形,前提是:切勿諱言我們和權力之間的共謀關係。本書因此是一則「批判」—檢視後殖民理性(postcolonial reason)的生產所具有的結構。

  即使這個強權沒有著手減少最乾淨的衛生法案,我們還是被困在兩個問題中間。一方面,有許多理論拐彎抹角地支持這樣的想法:向上階級流動—亦即模仿(mimicry)和假扮(masquerade)—乃是一種素樸抵抗(unmediated resistance)。另一方面,許多人依然渾渾噩噩地沒有「認知到 ??早已過了那個年代,而今,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再也不願意去容忍第三世界的修辭了。」3一個教文學閱讀的老師所肩負的任務被定位在這樣的無解題上面:如何對意志進行一種非強迫性的重組,師生一起穿梭在「免於的自由」(freedom-from)和「享有的自由」(freedom-to)之間;而不是一味讚頌美國的階級流動,美其名為一種素樸的抵抗。

  因此,儘管我和阿加茲.阿馬德(Aijaz Ahmad)有志一同地批判大都會中心的後殖民主義(metropolitan postcolonialism),但願我的立場少一點地方主義,多一點細膩,坦承權力共謀的關係,藉此另闢蹊徑。我總是試圖在角落張望,設想別人眼中所看到的我們。但這不是為了停止工作,而是為了讓工作少一點偏狹。我從「解構」當中持續學到的或許有點風格特異,但這卻也正是牽制我的韁繩。

  我還不夠博學,不敢自命有能力跨科際,但我至少可以打破既定規則。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什麼?這要問我的兩位學生,珍妮.夏普(Jenny Sharpe)和崔斯.派爾(Tres Pyle),他們在課堂上已經陪我艱辛走過這本書的前半部。至於最後一部分,我要感謝馬哈思維塔狄(Mahaswetadi)、法利達(Farida)、法哈德(Farhad)這三位朋友,讓我有機會學習到新的事物。
 

詳細資料

  • ISBN:9868107687
  • 叢書系列:GAZE 凝視系列
  • 規格:平裝 / 544頁 / 23.4 x 17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我們仍必須心甘情願為一個關於未來的人類學而寫。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這句話出自《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第二章的一個很長的註腳。它貼切標示了這本書內在的問題意識:在全球化殖民與後殖民情境中,一個抵抗性的「未來」還有可能嗎?如果有,足以造就這種「未來」的能動力又位於哪裡?

讀者首先應該知道的是,這並不是一本打高空的「純理論」著作,而是一則有著高度倫理-政治參與的干預主義文本(interventionist text)。儘管它的標題乍看之下頗為嚇人,但若讀者謹記:我們之所以要書寫這些消逝當下的歷史,無非就是為了養育一個關於未來的記憶,一個可能的抵抗與能動力所在,那麼,這本書的副標題立刻展現出一種高度干預的行動主義色彩。

而作者史碧華克(Gayatri Spivak)的寫作風格,出於一種對迂迴思路的不加迴避,以及她言明要「利用解構來協助閱讀」的立場,拒絕把「可讀性」等同於「淺白」,似乎會讓許多讀者望而卻步。但就像文化批評家米克.巴爾(Mieke Bal)的書評所言,史碧華克這本書的「可讀性」(readability)正在於她的教學性格。1—想像你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參加史碧華克教授的研討課程,今天這堂課談的是黑格爾對印度經典《博迦梵歌》略顯粗糙的辯證性解讀,關於如何以歐洲目的論的規範性去貶抑印度心理傳記中特有的「例外主義」;但在課堂上,教授或許會隨時提到聯合國的「發展」政策,或是德希達(Derrida)對西方形上學的解構計畫,或是印度的現代民族主義者,或是女性的身體書寫,只要那是在這個脈絡當中切題的,並出現在她不加迴避的思路上的;偶而,她還會穿插一則不算短的註腳,比如,關於梵文的darsana一般被譯為philosophy〔哲學〕2的不恰當性,或是《博伽梵歌》當中「酬償人性弱點」的慣常主題,諸如此類。

閱讀一本書,尤其是這樣一本書,讀者必須學習順著作者的思路去旅行,而這正是解構的第一步:去追蹤論述的形跡,它推開了什麼,連接了什麼,又切斷了什麼,以便讓論述的線索繼續編織。因此,首先就請本書的讀者們,接受原書作者和中文譯者的邀請,靜下心來參加這一場「解構的閱讀政治」(deconstructive politics of reading),並以這樣的解構方式去讀這本書。

稟持解構閱讀的精神(不去指控、不去脫罪、留心提神、透過拆解而在特定情境中生產)〔本書英文頁碼81〕。

而就像作者所說的,所有學院內的解構,都不足以和學院以外的解構勞動相提並論。這些學院外的解構,就是她在本書(尤其是第四章)所探討的,各地反全球化的全球包圍運動(global-girdling movements);而對付著這些運動的,除了像「聯合國」或「世界銀行」等組織以「發展」(Development)為名對「地方」(南方)資源(包括當地的人們和動物,甚至她們的DNA〔成為西方科學家的「專利」〕)的掠奪之外,也包括某些倡議「全球性」(globality)的北方理論家對南方「土著報導人」(native informant)的提前取消或壓制,馬歇爾.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全球村》(1989)正是這種壓制的當代最佳事例之一,以左腦/右腦、分析/整體,理性/直觀等一系列的二分法換置,來總結北方和南方的關係,並藉以終結南方的能動力〔參見第四章〕;而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早在十八世紀就已透過對「生人」(man in the raw)〔原住民〕的提前取消來確立歐洲作為「主體如是」的地位(subject as such)〔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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