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紅樓窗

聖與魔──俗世啟示錄

　　漸漸的，寫小說變成一種心情記錄，或者夢的殘餘，散文無法表達的複雜情緒全在這?了。也就沒那麼刻意講求技巧；教現代小說二十餘年，什麼樣的奇技淫巧都見過，看多了也麻木了。素樸地把一件事說清楚，或者不清楚的情緒直接掛在那?，一個平凡人物的幾個動作，人生的偶遇，一個奇異的空間，比春夢還散亂的畫面……小說讓我找到更自由的表達方式，散文還有道德束縛，小說可以完全逍遙法外。每天寫上幾段，這樣的習慣持續三年，居然也能成文成書，連我都覺不可思議。有人說我的小說更貼近我的心情，可能是這種日記式的寫法造成。

　　一個模糊的方向是有的，而且極嚴肅，極說理，散亂輕鬆的寫法，像編織一樣，五色絲線斑斕交織，漸漸有了圖形。

　　成書之後，以研究小說的眼光，明顯找到一個缺點，太易讀了。我寫小說從不易讀的反小說寫起，《妹妹向左轉》就不易讀，那時我偏食著後設、魔幻、新小說，把它們集合在一起，超怪誕的，那種小說只能玩一次，這也是後設小說難以為繼的原因；現在我喜歡連綴短篇成長篇，像一個蛋成形，然後在蛋殼上敲一小洞，讓它小碎裂，這樣各篇互通聲氣，多頭並進，打破小說之一元性統一性，這在《妹妹向左轉》、《影子情人》中已有雛型；然小說之易讀其實也是陷阱，因為在這些偽俗世小說背後，埋藏著對生命的激辯。

　　青春與衰亡，文明與廢墟，疾病與死亡，愛情與宿命，男與女，非男與非女，非非男與非非女，聖與魔……，這些嚴肅的哲學命題，都以世俗的面貌呈現，尋求著末世的天啟，超自然感應，這麼說來，說它是含有一點哲理的小說也未嘗不可。

　　然哲理不落言詮，在過往的一個世紀，小說家對魔道的探索已窮極所有，人性的邪惡面探索到最後，讓我們的心靈癱瘓，美感盡失，在這樣一個群魔亂舞的時代，更激發我們對神聖的渴求，神聖寧是不可求的嗎？聖與魔原是一體之兩面，過份偏於一端皆失之偏頗，我懷想著舊俄的小說，德國巴洛克時期的「悲哀戲劇」，它根植於歷史之中，是人的悲慘處境的展示，是世俗的、塵世的、肉體的。沒有英雄，只有烈士，與男歡女愛悲歡離合，用一種表情的、誇張的形式，使觀眾參與其中，而不是觀賞其外，班雅明認為這種「廢墟寓言」主要的目的是打破美的幻象，以顯現真理內涵。又，舊俄小說，追求心靈的極限，緣於靈魂的饑渴，發出悲天憫人的的吶喊，罪與罰，基督與救贖，並散發著乾燥之美，相比之下，當代小說太潮溼、太肉感、太形而下；巴洛克悲哀戲劇，依班雅明的說法，對於災難，零散而不連貫的表現形式，和二十世紀文學類似，作家無法在殘破的世界中找到規範與和諧，只有通過寓言中腐爛和死亡的形式向永恆乞靈，它所體現的是一種贖救的功能。

　　小說家除了是說書人，他也是文字的修行者，不管是聖道或魔道，皆是心靈極限追求的表現，關於文學之善道，前人說得夠多，也寫得夠多，小說關乎人心，關乎教化，也有許多人指出，文學之惡是近現代文學普遍的命題，以杜斯妥也夫斯基為例，他對人類罪行的描寫可謂深刻，然更加彰顯他對神聖的追求，在《罪與罰》中他寫著：

　　倘若命運帶給他悔恨──捶胸頓足、痛苦到無法成眠的悔恨，令人難以忍耐的恐怖苦痛、不論自縊或跳海都無法描繪的悔恨──說不定他將會非常快樂。苦痛與淚水的生活終究還是生活。然而，他卻不後悔自己的罪行。

　　也就是說，在這一點上，他承認了自己的罪。他無法隱忍而自首的也就是這一點而已。

　　拉斯犯了罪行卻不後悔，就在這一點，他承認了自己有罪，這是罪的兩面性，與道德的兩面性。一個時常在思考罪與罰的人恰恰是道德的，因為他對道德十分敏感，這也是作者想表達的，惡道與善道，聖與魔只在一線之間，當然作者的道德意識也是十分強烈的。

　　只有犯過罪的人，才知道德之脆弱與弔詭，道德的書寫不道德，不道德的書寫道德，我想我是不道德的，也是道德的。

　　道德，不是光說說就可以，書寫本身即是道德與不道德的實踐。

　　我隱隱感知新世紀小說家對神聖的渴求，如李渝的小說，書寫殘酷與典雅之美，不管是〈江行初雪〉的悲涼；或《溫州街的故事》中的詭麗；《金絲猿的故事》的奇崛，是為殘暴之美，都不是單純的壯美Sublimity（雄渾）或優美（優雅Grace），而是殘暴與優雅的組合，古典與現代的交融。作者對暴力美學深有體會，因此也就格外的追求超脫之道。佛陀、基督的慈悲，乃至花園（天堂）意象的提出，似乎是與人間地獄作為對比：

　　他的園圃建立了繆歌式花園風格，是這類花園的極品，世界園林建築學上的不朽之作，在缺水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