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職責與罪惡感的矛盾◎臺大外文系教授 鄭芳雄
德國小說家齊格飛.藍茨(Siegfried Lenz, 1926-) 的代表作《德語課》(Deutschstunde),屬於德國「戰後文學」(或稱「廢墟文學」Trummerliteratur)的經典之作,一九六八年出版後就成為暢銷書,其文學寫實對納粹德國社會心態的刻畫與批判,一時造成轟動,在德國受到讀者青睞的程度,凌駕葛拉斯的《錫鼓》,它的知名度甚至直追托瑪斯.曼的《布登布魯克家族》,及作者本人所崇拜的海明威大作《老人與海》,儼然成為現代德國文學的新古典。
由於這本書具有宣揚道德勇氣的教育意涵:其主題闡揚以道德情感對抗虛偽的理性(即對上級的盲目服從),描寫畫家基於藝術的良心職責,杯葛泯滅人性的專制命令,唾棄警察非理性地執行暴力政權所賦予的職責。因此,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這部小說經常被列為德國高級中學高年級的國文教材,影響所及,大幅提昇作者藍茨的文壇地位。
藍茨這位具有高度社會正義感和道德形象的作家,出身於東普魯士的馬祖里(Masuren,座落於現今的波蘭),政治意識型態與德、波混血的小說家葛拉斯一樣, 同屬於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化路線, 兩人都支持民社黨(SPD) 的德國政府於七十年代初所推行的「東進政策」(Ostpolitik),而兩人也都隨著德國代表團,同赴華沙,促成德波邊界協定。
當時的《德語課》一書已發表,藍茨在文壇的聲望甚高,其個性沉默忠厚,行事和寫作風格,與在政壇到處幫民社黨助講、到處批評得罪右派保守勢力的激進派作家葛拉斯迥然不同,前者的小說世界裡,也沒有後者小說人物的怪癖、誨淫誨色、怪異隱喻、辛辣諷刺的特性。《德語課》一書沒有像藍茨這樣一個傳統作家的風範是寫不出來的。「傳統」這個字眼在現代社會固然已遭貶抑,但經由藍茨的堅持,卻具有身處後納粹社會撥亂反正的正面意涵。尤其在六、七十年代學運方熾,在舉國學生批判納粹右翼復活的社會背景下,傳統價值觀有待釐清。
小說敘述者西吉被要求申論的作文題:〈履行職責的歡樂〉,這個「職責」(Pflicht ,又譯「義務」)概念原溯自康德的道德自律的「絕對命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古典詩人席勒將之擴充為道德情感「對職責的喜悅」(Neigung zur Pflicht) 之倫理觀。經由黑格爾「國家哲學」的引申,以及普魯士提倡奉公守法之軍紀,導致納粹軍國主義濫權,扭曲「職責」的概念,要求國民對國家命令絕對服從。小說作者藍茨反納粹之道而行,將「職責」歸復到傳統「道德職責」的本義。
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兩位個性截然不同的角色,那就是畫家南森與故事裡第一人稱敘述者西吉的父親嚴斯,他們既是同鄉又是童年遊伴。已經成名的畫家南森,是位樂善好施、知恩圖報的人,他不但收養外鄉的孩子,也長年照顧當年對他有恩,而今落魄的畫家布斯貝克博士,甚至對嚴斯的子女也視如己出。嚴斯的大兒子在戰時自殘、從軍醫院逃出時,畫家幫助他藏匿,但後來當他落到親生父親嚴斯手中時,卻被冷酷無情地直接送回軍中。畫家與嚴斯小兒子西吉更像是一對忘年之交。
嚴斯則是一個不講情面,只知服從上級命令之基層警察,他是德國最北端小鎮的警察哨哨長,出門執行勤務時一定先一絲不苟地打點身上所配戴的警察裝備。少年時期,南森曾經救起幾乎溺斃的嚴斯。可能就是因為這段往事,嚴斯總覺得在南森面前矮了一截,但他認為不能一輩子欠南森的恩情,「帳總有算清的時候。」而畫家在戰時無視管制燈火的指令,不聽從嚴斯的指揮,也讓「必須」執行法規的嚴斯恨得咬牙切齒。
戰時南森被禁止作畫,地方警察必須密切監視畫家的舉止,而嚴斯就是執行此職務的警員。當他要將南森的畫沒收時,南森脫口而出:「你想要﹃逮捕﹄這些作品嗎?」而嚴斯回答:「我無非是盡我的職責而已。」而嚴斯這種盲目地履行職責,南森的詮釋是「對自己別無指望」,而在西吉的眼裡是:「他從不忘記自己的任務,……無論在繽紛的春天,還是綿綿細雨中;無論在陰沉沉的星期日,還是在清晨或傍晚;無論在戰時,還是在和平時期,他總是在自行車上顛簸,向自己命運的死胡同裡踩去。」
事實上,戰爭期間「柏林那些瘋子」需要外匯,南森被沒收之八百幅畫已賣到國外換取外匯,這些事實嚴斯也聽說了。但是戰後,不知是基於新仇舊恨,還是下意識地繼續執行任務,嚴斯將從前自南森處沒收的畫偷偷地運到海邊燒毀。當他燒畫時被小兒子西吉撞見,也使得西吉事後得了妄想症,看到某些南森的畫,就覺得畫中有火光,將被燒毀,「擔心圖畫被毀的恐懼」使他發生錯覺,認為必須將「受威脅的作品」偷走,移至到安全所在。南森的畫失竊,奉命要找竊賊的也是地方警察嚴斯,於是視職責為天職的嚴斯又再度將另一個兒子攆出家門。
而偷畫的行為就是西吉被送到少年感化院的原因,有一天在感化院裡的德文課老師給了一個作文題目〈履行職責的歡樂〉,西吉回想他父親這一輩子就是在履行職責,頓時百感交集,不知從何下筆而交了白卷。事後自願在單獨禁閉室中花了數月的時間寫他的作文,寫下父親、畫家與他三人之間的故事。
作者在書中點出了納粹時期執法者心懷罪惡感,但又最喜歡掛在口中的藉口:「必須履行職責。」作者藉著沒收藝術家作品的荒謬行為,指出納粹政權的倒行逆施,身為警察的嚴斯為軍國主義蠱惑太深,泯滅人性(以及親情與友情),甚至在戰後仍執迷不悟,他的兒子西吉由於罪惡感得了幻覺症。作者想藉此打破德國人盲目履行職責的迷思。
這部小說人物雖然簡單,但是故事情節環環相扣,極為精采,皆出自於作者精心安排,所以藍茨花費了整整四年時間,才完成這部鉅著。從以上故事內容來看,作者把敘述故事的主角安置在感化院裡,讓他以寫作文的方式,回憶一九四三年的往事,描寫戰爭中德國邊陲之地的小警員如何假借「履行職責」,淪為納粹的幫凶的過程。警員嚴斯之類的人物,不過是納粹時代其中一個小小的例證。以主角被罰寫作文作為引子,再將全篇故事鋪陳出來,此一杜撰情節是這部小說
的神來之筆。
綜觀德國的「戰後小說」,十之八九建立在回憶倒敘的框架上。譬如葛拉斯就是藉由《錫鼓》中的奧斯卡從療養院回憶過去的身世,才能「打開話匣」的
;他的《蟹行》(Krebsgang, 2003) 和《剝洋蔥》(Beim Hauten der Zwiefel, 2006),也都遵行回顧歷史、逆時針的倒敘手法。即或是英國女作家瑞秋?賽佛(Rachel Seiffert) 於二○○ 一年發表的戰後小說《暗房》(The Dark Room),也運用同一回憶、倒敘的技巧。而藍茨的《德語課》的小說形式則屬此一技巧的最佳運用。就文字敘述的可讀性和描寫的細膩度而言,這部小說較之葛拉斯小說那種跳躍式的敘述和刁鑽的隱喻,讀來更令人爽目。
《德語課》的道德形象反映作者平實而謙卑的為人及寫作態度,他的真誠,即使嚴苛的著名批評家M. Reich-Ranicki 也不得不給予高度肯定:「他從未背著讀者寫作。」因為他對讀者的真誠態度,使得他所寫的書擁有廣大的忠實讀者群;因為他生性緘默,故不造口業。他是「四七社」(德國文學社團)的成員,也是「四七社」的常客,但不參與批評,他只要以文會友,不願樹敵,因此,左右兩派、藍綠雙方都是他的朋友和讀者。根據統計,他全部小說作品,總共銷售量高達兩千五百萬冊,連享有諾貝爾光環的波爾和葛拉斯都望其項背。一九七二年《德語課》拍成電視劇,使得這部小說流傳更廣,迄今已發行二十五版,其暢銷魅力一直未減。
一九九六年藍茨七十歲誕辰,筆者和他曾有一面之緣,當時他到慕尼黑領取冉袍爾(Jean Paul) 文學獎。我剛好在慕尼黑大學作客一年,慕尼黑大學德國文學研究所教授Karl Stocker 邀請我一同參與盛會。會中藍茨先聆聽文學界Dieter Borchmeyer 教授(筆者就讀慕尼黑大學時的同門師兄)對他充滿學術味的頌詞,之後在面對臺下教授學者時,他謙虛表示自己對理論不很懂,並語帶諷刺地幽了一默:「不會寫作的人,才搞文學理論。」在演講後的雞尾酒會中,我不忘和這位滿臉敦厚的作家聊了幾句,特地向他表示,遠在臺灣的德文學界也在研讀他的《德語課》,不過因為還沒有翻譯,他這麼一部現代文學經典仍走不出學界的象牙塔,實在可惜。臺灣社會大眾曾經歷白色恐怖的專制統治,更需要此書所闡述的道德勇氣和文藝自由創作的精神,以期自省自察。如今,這本翻譯出版,滿足了臺灣學界多年的期待,實值得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