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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現代性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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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巴黎一直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城市,迄今魅力不減反增,但它卻是在「第二帝國」時期,才翻身成為我們今日所知的現代性樣板。在一八四八到一八七一年兩次失敗的革命之間,巴黎經歷了一場驚人的轉變,俗稱「巴黎大改造」。奧斯曼男爵,傳奇的巴黎首長,一手打造巴黎的外觀,以今日巴黎四處可見的林蔭大道,取代了昔日的中世紀地圖,巴黎才變成今日如夢如幻的巴黎。這段期間也興起 了以高級金融為主體的新資本主義形式,以及現代的大眾消費文化。城市外貌及社會景觀的遽變,帶來嶄新的現代主義文化,同時也脅迫巴黎沿著階級的界線斷裂,結果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興起,以及隨後的血腥鎮壓。

  巴黎為何成為巴黎?哈維的全景式觀照與戲劇式的敘述,使得閱讀本書一直充滿著張力。本書與卡爾.休斯克《世紀末的維也納》,允為研究現代都市興起的兩大歷史傑作。

作者簡介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世界知名的批判性知識分子。他有十本作品,包括《後現代性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社會正義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資本的空間》(Spaces of Capital)、《資本的限制》(The Limits to Capital)與《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之前多年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與牛津大學,現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研究中心(CUNY Graduate Center)與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譯者簡介

黃煜文

  1974年生,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現為專職譯者,譯著甚豐。

  重要譯作有《論歷史》、《世紀末的維也納》、《肉體與石頭》、《孩子的歷史》(以上為麥田出版);《錯的是我們,不是我:家暴的動力關係》、《懲罰與現代社會》、《你的權利從哪裡來?》(以上為商周出版)。

 

目錄

導論:與過去決裂的現代性

第一部分 表述:巴黎 1830 - 1848

第一章 現代性的神話:巴爾札克的巴黎

第二章 夢想身體政治:革命政治學與烏托邦構想,1830 - 1848

第二部分 物質化:巴黎 1848 - 1870

第三章 序幕

第四章 空間關係的組織

第五章 金錢、信貸與金融

第六章 租金與地主

第七章 國家

第八章 抽象與具體的勞動

第九章 勞動力的買賣

第十章 婦女的狀況

第十一章 勞動力的再生產

第十二章 消費者主義、景觀與休閒

第十三章 共同體與階級

第十四章 自然關係

第十五章 科學與情感,現代性與傳統

第十六章 說詞與表述

第十七章 都市轉變的地緣政治

 

第三部分 尾聲

第十八章 建造聖心堂

注釋

參考書目

謝辭以及提供圖文的單位與人士致謝表

索引

 

作為現代性的神話—創造性破壞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教授已經訪問過台灣兩次了,二○○六年夏天他在台北時,應允在二○○八年秋天來台大擔任講座教授,希望此事成真。於是,當大衛.哈維的《巴黎,現代性之都》的中譯本要出版約我寫序之時,我邀請現在客居巴黎,也喜愛這本書的胡晴舫,一起在中文版之前寫一點文字,或許是個不錯的點子。

  巴黎,這個十九世紀的首都,身處二十一世紀卻留有歷史的城市容貌與混雜時新的都市氛圍,經常誘拐外來的遊客與專業者,他們為城市的成熟風韻所惑,對巴黎做去歷史與去政治的閱讀。我的意思是說,巴黎,被當作古董一般的觀看物,成為沒有主體的客體,或是孤立的對象來理解,而《巴黎,現代性之都》,哈維的解祕寫作,精彩揭示了當時巴黎的社會關係與都市經驗,應可提供必要的知識光線。

  巴黎誘拐來者主要是奧斯曼(Haussmann )開闢的林蔭大道。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對巴黎的無效抱怨,就是巴黎,教導我們把都市計畫化約為開馬路,但是,奧斯曼的林蔭大道,卻仍然美麗迷人。奧斯曼的林蔭大道是軍事有效調動鎮壓窗口躲藏的狙擊手、資產階級房地產投資的市場激勵元素、在節點之間車輛流動的延伸線、以及,它的消點透視,理性,再現的是資產階級城市權力控制的政治美學。

  城市裡的林蔭大道作法得上溯至教皇的羅馬,以巴洛克軸線的張力,在朝香客的教堂節點之間,組織起空間的秩序。這種組織空間的價值觀是一種革命性的斷裂,一如歐洲十五世紀的人文主義建築師之所為。曼菲德.塔夫利(Manfredo Tafuri )指出,這就是自菲利普.布魯涅內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 )開啟的去歷史化過程。自此,古典建築變成一個自主而絕對的建築「物」(architectural object ),或者說,建築客體,建築對象,開創出新的建築現實,掃除了前人文主義的中世紀仿羅馬式、哥德式建築、以至於中世紀城鎮。於是,過去,成為被建築師所挪用的形式元素,經由「設計」的過程,賦予教皇或大公的目的與價值,也就是給予意識形態支持,隨手擺弄拼湊(bricolage )形式。與他們詮釋的古羅馬建築相較,這是重新建構一個新的傳統與歷史,其實是歷史發明,這是歷史的陰影,被稱為是歷史侵蝕的開始。以黑格爾的說法,就是客體性(objectivity )與主體性(subjectivity )間的分離。這個布魯涅內斯基開始的革命,蘊含在過去五個世紀以來的歐洲文化的辯論之中。

  感謝女性主義建築史學者的貢獻,原來我們有所不知,一經她們揭露,就動搖了歐洲人文主義建築的知識中心。理性,人是世界的中心,然而,達文西的圖解中,站在宇宙中心的,卻是一個白種男人。在思想的根源的現代性,或者說,也是現代建築根源,是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經驗。到了巴黎,皇權成為中心。凡爾賽宮的狩獵小徑、林蔭大道,輻射出去支配整個自然世界與人造城市,而其中心,則是太陽之王路易十四臥室的大床。至於奧斯曼將中世紀巴黎開膛破肚,重建巴黎,班雅明稱為「拿破崙帝國主義的紀念碑」,而哈維則幫助我們有能力回應巴黎:像巨大的白色奶油蛋糕一般,矗立在蒙馬特山丘上的聖心大教堂所掩飾的、大教堂與鎮壓革命的砲位所俯瞰的、在鬱鬱蒼蒼林木裡長眠的、就是一八七一年被屠殺的巴黎公社成員。巴黎的資產階級內鬥內行,外鬥外行,這就是為何相較於羅馬,以至於翡冷翠大理石表現的力量,巴黎華美,而其石頭雕像卻如豆腐般羸弱。

  雖然哈維告訴我們,班雅明的《拱廊街計畫》並沒有包括一八五五年萬國博覽會尺度巨大的拱形空間,重要的是班雅明閒逛巴黎與閱讀方式。班雅明眼中,建築,是將世界空間化的方式,是資本主義神話建構的空間意象。所以,穿透拜物教的物神,巴黎做為十九世紀的首都,支配性的審美眼光忽略的是商品堆積之下的社會關係。哈維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地理學閱讀,巴黎,做為現代性首都,它再現的核心經驗就是斷裂(break ),這就是現代性的神話,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 )。哈維的《巴黎,現代性之都》螺旋形前進的主題敘事,由空間關係開始,通過分配(信貸、租金、租稅)、生產和勞動市場、再生產(勞動力、階級、以及社區共同體關係),以及意識的形構,讓空間處於運動狀態,就像活生生城市真實的歷史地理學。

  奧斯曼的現代性建構是問題的核心。《四百擊》裡的楚浮要我們緊盯艾菲爾鐵塔。這個不變的中心,這個與天地同在的符號,吸引著我們的目光。這個無用的東西,法蘭西的神話,歐洲的符號,十九世紀的營造,卻是結構整個二十世紀的精神:現代性霸氣。而巴黎經驗,已經等同經濟發展與城市建設的重要典範,往倫敦、曼徹斯特、利物浦、柏林、維也納等城市輸出。譬如說,緊隨巴黎身後,維也納拆除防禦土耳其人的城牆與緩衝區,闢建環城大道(Ringstrasse )。現代性建構的過程經常十分粗暴,都市計畫就是開馬路!紐約的羅伯特.莫西斯(Robert Moses ),作為權力的掮客,由一九三○到一九六○年代,對紐約和長島進行創造性破壞。推動私人小轎車,排除公共交通,興建高速公路,打造城郊,摧毀傳統社區,尤其是貧窮少數民族的社區,數十萬人迫遷,是美國版本的城市建設與都市更新的典範。總算,在一九六○年代,貫穿曼哈頓下城區格林威治村的高速公路計畫,為珍.雅各(Jane Jacobs )所代表的都市運動所阻,這就是《偉大美國城市之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的作者,被胡晴舫譽為「都市之母」的故事,更是推動現代建築與都市計畫範型轉移的社會動力。可是,珍.雅各才剛去世,哥大建築史教授希拉蕊.包隆(Hilary Ballon )女士做為策展人,和紐約市立博物館合作,在三個地點同時舉行莫西斯的建設紐約回顧展,全面肯定其貢獻。竟然拒絕邀請昔日打破莫西斯的紐約神話的名記者,長島《新聞日報》(Newsday)的羅伯特.卡洛(Robert A. Caro )參加,但是一名捐款贊助回顧展的富豪堅持要找卡洛出來演講。結果,「今年七十一歲的卡洛是個有脾氣的人,也不屑與那些哥大學院派教授同台,他自己單獨發表演講,全場爆滿。」這真是當前美國的新保守主義的反挫嗎?一九七四年,卡洛的《權力掮客:羅伯特.莫西斯及紐約的衰落》(The Power Broker: Robert Moses and the Fall of New York ),直指莫西斯都市鴨霸的權力深處,徹底打破了神話。

  同樣地,對這種現代性的反省,也可以在北京見到。為巴黎的奧斯曼爭議與紐約的珍.雅各主張所感動,新華社的記者王軍,出版了《城記》,整理昔日梁思成與陳占祥的方案與北京城牆拆除的決策過程,試圖廓清北京城半個多世紀的都市轉化所潛藏的爭議。

  因此,哈維的《巴黎,現代性之都》,做為現代性的首都,提供了我們認識台北的角度。台北,以至於台灣的現代性歷史建構,首先必須面對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 )的特殊性。殖民現代性一詞最早為美國的Position 期刊之資深編輯湯妮.貝蘿(Tani Barlow )所提出,作為其創刊號之主題,由殖民主義與現代性的歷史同時性(historical synchronicity )考察東亞的歷史複雜性。若借用其措辭,做進一步的理論改造,賦予殖民現代性的理論意義,指涉:沒有主體性之現代性。現代性建構最重要的社會心理過程就是「自覺」,這是「人的改造」,這是在後傳統秩序中「反身性的能力」的根源,也就是主體建構必要能力。而殖民現代性的建構關鍵在於少了這個部分,以致於「只能拉車,不識道路」,效率有餘,思想不足,不容易期待文化上的自主性重建。簡言之,一個被殖民國家框架住的,由上而下所強加的日本殖民國家領導權(霸權,hegemony )支配與穿透了台灣社會。因此,即使在客體層次上,日本殖民的台灣有了宏大的公共建築,卻是在後藤新平的殖民威攝作用下的權力象徵。有了都市計畫,卻就是開道路,在漢人移民小農社會既有的土地分割的模式上,強加上現代圓環與格子,都市計畫就是既有城市的開膛手。有了比東京還要早就著手自來水供應,卻是做為日人尚不能把握的現代「上水」設備的實驗品。而下水道工程,這個奧斯曼主義者所稱道的建設,由於亞熱帶夏日排水量巨大,費用龐大,殖民者對殖民地下水道的最佳選擇竟是:陽溝無蓋,夏日淹水,任憑來去。有了一些技術、法治、衛生、教育與官僚效率,反而卻無由產生個體之自覺,主體之反身性(reflexivity ),這也就是主體(Subject)缺席之殖民現代性。同樣的邏輯,在一九五○年代台灣所移植的美式現代建築,其實只有形式的模仿,缺少了反省的能力,缺乏批判的能力,就很難走出新路。

  現代建築在一九五○年代的冷戰歷史脈絡中移植台灣的過程,冷戰時期的世界強權對立,美國與台灣的依賴關係,塑造了現代建築移植台灣的主要性格。首先,台灣的學院與專業者對現代建築的理解過於表面。尤其是通過戰後美國的支配關係下所接受的現代建築,與二十世紀初歐洲各大城市造成風潮的現代運動(Modern Movement )在內涵上已經相去甚遠,以機能主義為言辭主張的建築形式主義、技術與結構的╱倫理的取向(technology and structural/moral approach )的建築形式主義、以及,大師的前衛角色,幾乎成為以美式建築工程技術教育移植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建築論述的核心。在移植過程中,世紀初歐洲現代建築透過社會性住宅所揭櫫的社會正義與平等的進步意義,以及,對城市的烏托邦價值,都被消音。現代建築只剩下對歐美建築形式的模仿,這是「理性的」與「進步的」建築(rational and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以及,寄託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工業國家富裕社會的想像。其實,由歷史的角度思考,前述歐洲世紀初現代運動所揭櫫的社會理想,在一九五○年代的台灣,以至於台灣的建築學院,是沒有移植的社會條件的。對傳統建築言,現代建築在台灣自是一種斷裂。於是,以建築形式上的創新(the innovation of architectural form )做為現代建築師的主要突破目標。現代建築的現代性深層性格,創造性破壞,最後,在台灣快速都市化激勵的房地產市場資本積累過程的催逼之下,埋葬了台灣城市原有的一切容貌。 我們從林秀姿重讀一九七○年代以後東區崛起的文學台北,由陳映真、黃凡、林耀德、朱天心等的作品,可以發現貫穿核心的經驗正是:消失與變動的節奏。等到《壹週刊》、《蘋果日報》、到「2100 全民開講」、「全民亂講」、以及「大悶鍋」等等電子媒體的五光十色包圍下,台灣的媒體,投射出新的地平線,「讓名人,celebirty ,被看見,被擁戴,被羨慕。」這是台灣版的《包法利夫人們》,林奕華說:「名媛現形,名媛就是時尚,時尚就像是海鮮,要每天不斷update 。」真是活生生的巴黎名媛台北版哪。

  其實,我們一直處身於粗暴的現代性建構的傷痛中,罄竹難書。首先,當大甲鎮瀾宮媽祖回北港媽祖娘家的路線轉移至嘉義新港後,省府住都局為了回應大量信徒短期集中問題,就執行起過去放在一旁的都市計畫,結局是:為父權價值支持的,與移民聚落防禦性的丁字街,被推土機闢為十字路;道路向兩側拓寬,拆除了磚砌亭子腳與店屋秀面;簡直是新港浩劫。再如淡水紅毛城,已經指定為古蹟,但是,圍牆外的道路拓寬仍然造成危機,幾經搶救折衝妥協,最後道路向另一邊挪移,不得不拆除了淡水河邊的領事館船屋。還有澎湖馬公中央里,這個馬公最早的聚落,都市計畫卻將其進行格子大解剖,住都局與地方政府的推土機已經進入攻破聚落,只剩下天后宮的「照壁」與背後依靠的土丘。在文化界古蹟保存團體緊急搶救下,最後,當時中央的營建署長召開緊急會議,強行壓下馬公市長的政治反彈,目前所見,就是劫後餘生。上述這些城市,其實都是邊緣聚落,中心城市,破壞早已進行。台北,就是都市計畫執行的劫後餘生,以及,幸好國家都市政策落實執行不夠徹底,才讓日後旅居北京的香港華人陳冠中有機會讚嘆《台灣風土學》,「現在,讓我們捧台北!」這些如救火一般的工作,放火的對手,就是自覺與不自覺的奧斯曼的徒子徒孫。就是現在,台北還不能捧!因為台北縣新莊樂生療養院的漢生病友,還在與台北市捷運局與台北縣政府等在門口的推土機抗戰。而中央政府是否依文資法一○一條有所作為?不是法律如何解釋的問題,還要看保存運動在特定時空所創造的政治壓力如何?

  即使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不只是如前述,紐約哥大教授與博物館在替莫西斯翻案,巴黎的作家尊稱奧斯曼為巨人的,如喬治.瓦朗司(Georges Valance ),也所在多有。在全球化年代,更精彩的,更有爭議性的個案,就是韓國首爾的清溪川了。清溪川,是首爾市長李明博競選總統的神話?還是全球化下都市治理(urban governance )的「韓流」?這是市長展現有如CEO 一般的魄力?還是如市民團體與文史團體眼中的韓國版本的,與奧斯曼並無二致的,罔顧民意的開發主義?這是首爾的文藝復興?還是權力展現的清溪川?這是六百年歷史的華麗復原?還是巨大的人工噴泉、長條狀魚缸、假的歷史保存?這可不只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值得我們由大衛.哈維的《巴黎,現代性之都》,學習必要的釋明(decipher )能力。

 

 

 

 

胡晴舫 序

巴黎浮生

文化評論者、作家著有《辦公室》、《濫情者》、《機械時代》、《她》以及《旅人》等書

 

  這是一個城市的故事,也是所有城市的故事。

  知名英國學者大衛.哈維寫下了現代巴黎的身世。當世人皆癡迷於巴黎恆久的魅力,流連忘返於那些灰色屋簷在古老街心所投下的長長陰影裡,漫步於古老鵝卵石道上,驚嘆於蹲在門檻上頭幾尊猙獰面孔的雕像,以為自己回到老歐洲文明的中心,大衛.哈維卻稱巴黎為現代性的首都。

  十九世紀初葉的巴黎,是一個人口稠密、烏煙瘴氣的中古城市,空氣瀰漫著令人嘔吐的臭味,街道蜿蜒纏繞,沒有門牌號碼,終日不見天光,路面積滿汙泥、糞便和垃圾,兩旁房屋櫛比鱗次,牆壁石灰斑駁脫落,面容陰沉地盯著這群剛剛經歷革命的城市人群,他們飢餓、失業,面黃肌瘦,過度勞動,既不眷念過往也不寄望來世。幾度革命之後,打亂了社會階級,沒有了中心秩序,拉開了財富差距,只剩下了革命的廢墟。而人們就在這些廢墟上求取生活。

  不久前,這些不滿現世的城市居民仍奮力為自己生存狀態做最後一搏。他們在他們城市的狹窄街弄上堆起街壘,轟轟烈烈發起著名的六月革命。一八四八年六月革命被證明是一場失敗。但是,這場革命並不如同過往的革命。以前的革命,如一八三○年,失敗了就失敗了,一八四八年初夏這場革命卻徹底改變了巴黎的性格。彷彿,革命結束,一切的理想激情也已跟著消失殆盡。所有的浪漫主義者、古典主義者和社會烏托邦主義者都轉為現實主義者、自然主義者,如同他們的眼睛被迫打開了,必須誠實地面對他們一點也不美麗浪漫的生存現實。雖然痛苦,至少清醒。

  一八四八年之後,馬克思寫了《資本論》,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誕生了,波特萊爾的詩句用來堆砌巴黎的一磚一瓦,而自稱「拆毀藝術家」奧斯曼走馬上任成為巴黎行政長官,開始了一場「創造性的毀滅」過程,從此改變了巴黎的都市地貌。

  奧斯曼自認是啟蒙運動之子,在他眼中,巴黎是一個生病的城市。公共衛生岌岌可危,社會治安敗壞,街道交通混亂,失業率居高不下,居民分子流離複雜,而他自許為一個仁心仁術的外科醫師,決定為這個城市開刀。

  一直到今天,許多巴黎人和研究巴黎的學者仍為了奧斯曼的手術結果而哀嘆不已。他們宣稱,奧斯曼毀了巴黎,一如貝聿銘的玻璃金字塔是巴黎臉上的一道疤。這些批評者以為,舊巴黎雖然擁擠局促,一副不宜人居的模樣,卻是有機生長的大都會,聚居著各地來的人群,每每夕陽西下,浮光躍金於灰色屋脊,散發敗破的華麗風采,閃耀著古老人性的光輝,滄桑而迷人。野心勃勃的奧斯曼卻鄙視對這個「遊牧者」群聚的城市,不顧反對聲浪,下手割開巴黎的臉孔,拉平城市的縐褶,切除街道的死角,想要使她重新容光煥發。

  那是一場工程浩大的整容手術。奧斯曼替巴黎裝修了一整套完善的地下水道,改善公共衛生,細心保留公園綠地,搭蓋富麗堂皇的歌劇院,建設現代化市場,確保沿路都有汽燈照耀街道,還加設公共廁所,規劃不同行政社區,下放權力給當地政府自治,在一個帝國的時代落實共和精神。他留下了一個完整的現代都市骨骼,巴黎迄今仍依賴這套老身骨行走於地表之上。

  但,讓他真正「流芳百世」的卻不是這些漂亮的政績,而是他的手術刀劃過了老巴黎,割出了條條路面寬闊的康莊大道。這些筆直寬廣的大路,疏通了城市的筋脈,使得巴黎交通有如健康血液暢流無阻,增強了商品物流的速度,同時,讓許多風雅的店面得以容身,原本匆匆路過的行人搖身一變、成了悠閒遊逛的顧客,因此創造了無數商機與工作。但,其中代價卻是拆遷了無數巴黎舊建築,泯滅了許多歷史老街道,懷舊的巴黎人宛如喪家之犬,迷失於自家街道,因為他們再也不能在這個城市找到自己的記憶。他們哀鳴,拋棄了記憶的城市,就像遺失了靈魂。他們尤其痛恨奧斯曼缺乏美感。奧斯曼執著於線條,講究對稱,為取悅他的主人路易.拿破崙,他在巴黎處處烙下帝國主義美學的痕跡。奧斯曼與拿破崙三世之間,有如亞伯特斯佩爾與希特勒,建築物的用途在於頌讚政治權力,規模強調宏偉,空間講究氣派。班雅明抱怨,奧斯曼的改建工程在巴黎人看來就是「拿破崙帝國主義的一個紀念碑」。奧斯曼的批評者指控,他似乎想把每條巴黎街道都變成希佛利大道(Rue de Rivoli ),而流亡在外的雨果被問及他是否懷念巴黎時,他曾經著名地回答,「巴黎只是個概念」,除此之外,這個城市不過是一堆「希佛利大道,而我向來憎惡希佛利大道。」常住巴黎之前,關於奧斯曼改造巴黎的歷史公案,我的主要閱讀來自班雅明的著作。班雅明稱巴黎為「十九世紀的首都」,藉由研究當年流行的拱廊建築,班雅明敏銳地觀察到一個城市現代化的過程。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他以為第二帝國統治下的巴黎乃處於一個資本主義盛世,他關注這個十九世紀的盛世如何導致了二十世紀的末世。

  班雅明準確地捕捉巴黎當時正要轉化為一個資本掛帥的商業之都。他形容商品如何被神話化,被煞有介事地擺在明亮的櫥窗裡,「戴上王冠,煥發著誘人的光彩」;他發現無產階級與抒情詩人在這個城市化過程一同被邊緣化,知識分子閒逛街頭,「表面上隨便看看,其實是在尋找買主」;他認同波特萊爾對妓女的迷戀,因為「她們試探了自由市場的祕密,在這方面,商品並沒有比她們更優越的地方」。一個城市現代化後,每一個人都是放在市場上等待買賣的商品。也就是,法國導演高達在二十世紀所說的,人人都是妓女。

  班雅明以為,奧斯曼計畫的真正目的是確保這個城市能夠免於內戰。奧斯曼及他的皇帝希望使巴黎永遠不能再修築街壘,革命永不再起。表面上,社會瀰漫著一股催促城市進步的時代力量,其實來自拿破崙三世的政治力操弄。路易.拿破崙為了抓緊政權,鼓勵人們只問賺錢,不問政治,因此出現大量金融投資,在巴黎捲起投機狂潮,股票交易取代了封建社會流傳下來的賭博遊戲,而奧斯曼推行的拆遷徵地引發了欺詐取巧的浪潮。他認為,奧斯曼的改建工程「使巴黎人疏離了自己的城市。他們不再有家園感,而是開始意識到大都市的非人性質。」

  他引述波特萊爾的詩句,形容周日早晨教堂大鐘震響,大城市的人們卻迷惑失落,「那些大鐘忽然暴跳如雷∕向長空發出一陣恐怖咆哮╱像那些無家可歸的孤魂野鬼∕那般頑固執拗,開始放聲哭嚎。」城市人們的歷史經驗破碎,漂浮在時空之外,一無所靠。當我真正成為波特萊爾及班雅明筆下的巴黎漫遊者,天天無所事事,錢財很少,閒晃於大街小巷,站在商店櫥窗前探頭探腦,在城市的迷宮裡轉來轉去,做一個「被遺棄於人群的人」,假裝自己也能捕捉轉瞬即逝的事物,對巴黎及巴黎人做淺薄的城市生理研究,已是二十一世紀之初。

  而今,人們已經見識了二十世紀的首都紐約──不是巴黎──香港、東京緊跟於後。在二十世紀的後現代都市裡,摩天大廈密如竹林筍尖,爭相矗天,車水馬龍川流於深如峽谷的城市街道,玻璃、鋼筋、混凝土蓋出非凡光鮮的辦公大樓與巨大商場,人們蟻聚於城市腳下,汲汲營生,生活節奏猶如一首森巴舞曲,小鼓急急催人行。當年在班雅明眼中金碧輝煌的巴黎,相對而言,卻成了一個十九世紀的都市博物館,市街空蕩,節奏舒緩,時光悠晃,供漫遊者閒蕩探索。在這裡,每每夕陽西下,金霞染紅藍空白雲,路樹耀光,遠道而來的旅人停止呼吸,享受時空整個兒停擺的迷醉心境。

  比起倫敦、紐約、香港,到了新世紀,巴黎竟是一個最宜人居的國際城市。巴黎沒有過多的高樓大廈,依然保持樓上住家、樓下商家的空間安排,社區之間仍有鄰里往來,高樹綠地處處供人徜徉,大道保持車流暢通,小街行人熙攘步行,完全符合都市學家珍.雅各所描述的理想都市。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帕茲禁不住讚嘆巴黎是人類文明特質的最美例證,「穩固而不笨重,龐大卻不畸形,緊抓著地表,但予人飛翔的慾望。」是否,一場人人譴責的都市改革實則拯救了巴黎?大衛.哈維不似當時的奧斯曼,堅信那是一次勢在必行的城市規劃。可能,他更懷疑那是一種社會階級角力的結果。無論如何,城市地貌改變之際,整個城市的生活內涵與文化便隨之演化。奧斯曼出現的時間點,正是一個新帝國的開始。政治力配合資產階級利益,使得商業經濟成了城市的驅動力量。由於一八四八年街壘巷戰,巴黎街坊早已毀損不堪,剩下不多供奧斯曼拆遷。一貧如洗的巴黎,疲憊而老舊,嚮往著秩序與富裕,如此心態讓城市居民迎來了路易.拿破崙,這個班雅明眼中「受到命運眷顧而躊躇滿志的人」。為了鞏固他的統治地位,也為了拋開過往的歷史包袱,路易.拿破崙利用了當代擁抱科學與進步的觀念,製造對現代化的迷信,對巴黎實施整治。根據拿破崙三世的願景,如同其餘的帝王之都,像是北京、華盛頓、新德里,改建後的巴黎不僅要震懾他自己的子民,也要驚艷於世人;城市設計的目的不是為了居住的方便,卻是為了觀賞的效果。奧斯曼不過是個站在時代浪頭、藉機一展私願的人。然而,奧斯曼的城市規劃卻無意間為都市的現代性下個註解,而其後的巴黎生活就是活生生的定義。

  如大衛.哈維指出,波特萊爾、福樓拜、馬克思這些人在一八四八年後出現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城市風貌改變後的必然。班雅明與大衛.哈維都對當時巴黎的商業文化與勞動情形不以為然,然而,經濟活動卻是形塑了現代城市性格的主要力量,經濟發展需求創造了源源不絕的商品,過程中必須消耗大量勞動力,吸引無數人口移入城市,才形成讓波特萊爾迷戀的人群、令雨果心口激動的市民以及獨樹一格的波希米亞人。他們是無名的現代英雄,打滾於城市文化的新奇性與變動性。班雅明因此著名地定義,所謂現代性,與其說是一見鍾情,還不如說是對最後一瞥的眷戀。一種迫不急待的愛戀慾望忽然抓住了我們,又急急棄我們而去。被進步牽動的時空,轉眼,已成供人憑弔的歷史傳說。

  巴黎,一個踩在舊歐洲遺址建立起來的城市,如今,卻又成了舊歐洲的象徵。二十一世紀的巴黎之所以這麼完美,正因為她早在十九世紀就完成了淒美的現代性。現代巴黎其實是奧斯曼計畫浩劫之後的遺跡。每一次與巴黎見面,都是最後一瞥。她既是帝國的殿堂,又是革命的廢墟;既有創新的痕跡,又有歷史的遺留;既是走在時代前頭,又留在浪潮後面。她是以奧斯曼打造的面貌進入十九世紀,在二十世紀迅速老去,到了二十一世紀仍頑強地凝聚人們的愛戀與記憶力,作為她永恆回歸的證據。

  若十九世紀的巴黎人是現代性地獄的原鄉人,今日,我們每一個居住在大城市的人,都是他們的後代移民。閱讀大衛.哈維的巴黎書,迷失於史料所建構的巷弄,宛如午後在巴黎某間不知名的小咖啡館,喝完一杯香濃咖啡之後,起身回家。太陽很斜,身影很長。就當你沿著熟悉的街道往下走,經過一排排雕樑畫棟的奧斯曼豪宅,忽然你瞥見一條你不曾看過的窄巷。巷子覆滿陽光的灰塵,深不可測,領往何方,你毫無線索。可是,你還是轉了進去。不加思索。彷彿著了魔似地快樂,心神蕩漾。忘了回家的路,你無意間又看見一個你不認識的巴黎。一個「新」巴黎。

 

 

  當你以為你已經開始熟識這座城市之際。

 

 

註:本文所引用的班雅明著作,依據劉北成先生的譯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辜振豐 序

巴黎的變貌與時尚流行

作家,著有《時尚考》、《布爾喬亞》

 

  《巴黎,現代性之都》的確是一本精彩的大作。作者哈維博覽群書,引經據典,探討巴黎的現代性,但讀起來一點也沒有學究氣。畢竟書中所探討的各種議題都跟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如地理空間的轉變、都市大改造、時尚、消費、休閒、媒體等。

  巴黎的「現代性」一直擴散到全世界,直到今天依然跟我們產生密切的關係。尤其是一八五二年,拿破崙三世建立法蘭西第二帝國之後,好商佳(Bon March? )作為全世界第一家百貨公司正式登場,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 )開始販賣旅行箱,至於來自倫敦的沃斯推出高級訂製服,此後 服裝設計師正式以自己的名字當作品牌,走紅於時尚世界。

  探討巴黎的現代性,德國思想家班雅明是一位先驅人物,這從《拱廊街計畫》可以得到佐證。不過,哈維卻向前邁進一大步,將觸角延伸到十九世紀初期,這跟班雅明將焦點集中在法蘭西第二帝國有所差異。他慧眼獨具,不但解讀巴黎大改造的奧祕,甚至以巴爾札克《人間喜劇》的內容作藍本。

  回顧一七八九年,法蘭西爆發了大革命,路易十六和瑪麗皇后先後被推上斷頭台。此後王公貴族逐漸江河日下,而一般中產階級開始展現自己的欲望,法國各地的年輕人相繼搭著馬車前往巴黎打天下,例如巴爾札克筆下的拉斯蒂涅和呂錫安。然而,在風雲詭譎的巴黎中,大家相互鬥爭,倫理親情為之蕩然。巴爾札克在《高老頭》中述高老頭一心一意照顧兩個女兒,但她們卻背叛自己的父親,最後還是畢安訓醫生和拉斯蒂涅來埋葬這位時代的犧牲者。

  不過,在《人間喜劇》中,有些角色卻能順利躋身上流社會,因本身善於抓住時代的潮流,掌握人心的變化,如「變色龍」伏脫冷雖然遭到逮捕,但後來逃獄之後,卻變身為警察頭子。至於花花公子德.馬賽更當上內閣總理,而銀行家紐沁根縱橫金融市場,冷血無情,對於岳父高老頭的往生,卻表現一副冷漠的態度。顯然,巴黎就像一大片波濤洶湧的汪洋,後浪時時推著前浪,比如,伏脫冷經常對拉斯蒂涅灌輸生存之道,以至於拉斯蒂涅深得他的真傳,日後利用跟貴婦的戀情,躋身上流社會,至於呂錫安無法面對複雜的巴黎世界,茫然失所,混不出名堂,最後自殺身亡。

  哈維在書中指出,巴爾札克只想占有、支配巴黎,他需要巴黎來滋養他的意象、思想與情緒。正如同《高老頭》中的拉斯蒂涅「俯瞰巴黎,目光緊鎖在旺多姆廣場和傷病院的圓頂之間。那塊地方是他希望征服的花花世界??」他接著又強調,這種觀點流行於整個十九世紀。當時,奧斯曼開始重新創造巴黎,配備了氣球和三角測量塔,並且同樣以自己的想像將巴黎據為己有。然而,這兩人還是有些差異。巴爾札克妄想要號令、穿透、分解巴黎,並且將巴黎的一切轉化成他心中的知覺存在,至於奧斯曼則將幻想的趨力轉化成具體的階級計畫,在表述與行動的技術上完全交由國家和金融家來領導。儘管這兩人的做法有所不同,但哈維的做法無疑是提供解讀巴黎現代性的兩大關鍵。巴爾札克於一八五○年往生,因此《人間喜劇》描述十九世紀前半葉巴黎的眾生相,而奧斯曼則在第二帝國成立後,擔任巴黎大改造的總執行官,則是具體呈現了巴黎的新面貌。

  一談到巴黎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8298248
  • 叢書系列:SCS空間與都市研究譯叢
  • 規格:平裝 / 416頁 / 17 x 23.4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導論:與過去決裂的現代性
現代性的神話之一,在於它採取與過去完全一刀兩斷的態度。而這種態度就如同一道命令,它將世界視為白板(tabula rasa ),並且在完全不指涉過去的狀況下,將新事物銘刻在上面──如果在銘刻的過程中,發現有過去橫阻其間,便將過去的一切予以抹滅。因此,不管現代性是否將以溫和而民主的方式呈現,還是將帶來革命、創傷以及獨裁,它總是與「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 )有關。與過去完全決裂,是否表示對於事物的實行或表述,必須要在各種不同的領域進行,例如在文學與藝術方面,在都市計畫與工業組織方面,在政治、生活風格等等其他方面;或者說,與過去完全決裂其實意味著在上述各種領域中,事物的轉變將在某個關鍵的時間與地點發生,而從發生轉變的這個時空開始,現代性在各領域所聚集起來的力量將發散出去,吞沒整個世界。要在這兩種意義之間做決定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而現代性的神話傾向於後者的詮釋(特別是透過它的同源詞彙:現代化與發展),雖然如此,絕大多數現代性擁護者在受到逼迫之下也會承認,發展的不均衡往往在各個領域造成相當大的混亂。我之所以稱現代性的觀念是神話,乃是因為即便已經有許多證據證明與過去完全決裂是不可能的事,但決裂本身所帶有的說服力與顛覆性卻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首先由聖西蒙(Saint-Simon )提出,並且受到馬克思(Marx )重視的現代化理論(並非現代性的理論)就認為,除非造成變遷的因子早就潛伏在社會秩序既有的條件中,否則社會秩序是不可能改變的。令人不解的是──難道不是嗎?──聖西蒙與馬克思這兩位在現代性思想的萬神殿中居於崇高地位的思想家,在明白否定與過去完全決裂是不可能的同時,卻也堅持以革命造成變遷的重要性。雖然彼此的意見容有不同,但至少最低限度仍有一個基本核心共識,那就是「創造性的破壞」。俗話說,破舊立新,要創造新的社會形態,不可能不將舊的社會予以取代或塗銷。因此,如果現代性是個有意義的詞彙,它就必須顯示某個創造性破壞的關鍵時刻。

一八四八年,戲劇性的事件席捲了全歐洲,尤其是巴黎。當時的巴003黎在政治經濟、生活以及文化上表現出與過去完全決裂的態度,對此,有人提出了至少表面上看起來合理的論點。一八四八年以前的都市觀點,頂多只能粗淺地處理中古時代都市基礎建設的問題;而在一八四八年之後則出現了奧斯曼(Haussmann ),是他強迫巴黎走入現代。一八四八年之前有古典主義者如安格爾(Ingres )與大衛(David ),以及色彩畫家如德拉克洛瓦(Delacroix );之後則有顧爾貝(Courbet)的寫實主義與馬內(Manet )的印象派。

一八四八年之前有浪漫主義詩人與小說家,如拉瑪丁(Lamartine )、雨果(Hugo )、謬塞(Musset )及喬治桑(George Sand ),之後則是嚴謹、精簡而洗練的散文與詩,如福樓拜(Flaubert )與波特萊爾(Baudelaire )。一八四八年之前,所謂的製造業者多半都是散布各處的手工業者;之後則絕大部分手工業都被機械與現代工業所取代。一八四八年之前只有小店鋪沿著狹窄、彎曲的巷弄或騎樓開張;之後在大馬路旁出現了巨大笨拙的百貨公司。一八四八年之前盛行的是烏托邦主義與浪漫主義;之後則是頑固的管理主義及科學社會主義。一八四八年之前,運水人是個重要職業;但到了一八七○年,隨著自來水的普及,運水人幾乎完全消失。從這些面向來看──還有更多的面向──一八四八年似乎是個關鍵時點,許多新事物於此時從舊事物中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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