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應該知道的200件古代陶瓷

前言  呂成龍

新石器時代（1 ~ 7）
商、西周、春秋、戰國、西漢（8 ~ 14）
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15 ~ 21）
隋、唐、五代（22 ~ 35）
遼、宋、西夏、金（36 ~ 62） 元代（63 ~ 70）
明代（71 ~ 130）
清代（131 ~ 200）

參考書目
後記

前言

呂成龍

　　瓷器是中國古代重大發明之一。中國瓷器生產不但歷史悠久，而且品種繁多，質地優良，歷來受到人們的稱頌。如唐代詩人陸龜蒙曾用「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來形容當時越窯秘色瓷的釉色像翠綠色山巒一樣美麗。唐代另一位詩人顧況用「越泥似玉之甌」來比喻越窯青瓷像玉一樣潤澤。

　　中國瓷器很早就流傳到國外，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喜愛和珍視，並被許多國家仿製。普魯士皇帝選皇后的故事在歐洲可謂家喻戶曉，1713年至1740年間，普魯士皇帝曾以六百名薩克遜近衛軍向鄰邦君主換取一批中國生產的瓷花瓶，用來為他的婚禮增色。這些花瓶至今還陳列在德國德勒斯登博物館中，被人們稱為「近衛花瓶」。中國素有「瓷國」之譽，英語中的china既指中國，亦指「瓷器」。由此可見，中國瓷器在世界上影響之深遠。

　　瓷器是中國先民在長期從事陶器生產的基礎上所發明的。我國是世界上最早製作陶器的國家之一，考古發掘所獲得的資料證明，早在距今一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我國先民已經開始有意識、有目的地製作陶器。雖然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如古埃及、敘利亞、印度等，也都在新石器時代早期開始製作陶器，而且後來製陶技術都得到高度發展，但是，它們都沒能發明製瓷技術，瓷器的發明權為中國所獨享，是我們祖先高度智慧的結晶。

　　一般來說，瓷器的成功燒造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一是使用瓷土；二是燒成溫度要達到1200℃以上；三是器物表面要施高溫釉。關於我國何時發明瓷器，20世紀70年代中國考古界曾進行過一場大辯論，其說法不一，有人認為發明於商代，有人認為發明於六朝時期，還有人認為發明於唐代。

　　最終借助於現代科學技術手段，考古學家將瓷器（青瓷）發明的時間定在東漢，這是以考古發掘資料和科學化驗資料為依據的。首先，在浙江上虞、寧波、慈溪、永嘉、餘姚等地發現了東漢時期的青瓷窯址，其次中國科學院上海矽酸鹽研究所對上虞小仙壇東漢窯址出土的一件模印斜方格紋青瓷罍殘片進行測試分析，證明其燒成溫度、顯氣孔率、吸水率、抗彎強度、燒結程度及胎釉結合程度等都已符合現代瓷器標準。

　　另外，浙江、江蘇等省的東漢紀年墓出土的青瓷可與窯址出土物相互印證。至於早在商代中期就已發明並延續燒造至西漢時期的施青釉的器物，因其胎料的純度、燒成溫度、胎釉結合程度以及機械強度等都略遜於現代瓷器標準，故被視為瓷器誕生以前過渡時期的產物，一般稱為「原始瓷器」。因此，若從東漢發明瓷器算起，中國的瓷器生產已有約1800年的歷史。

　　青瓷自東漢在南方首先出現以來，即以其耐高溫、易清洗、美觀雅致等優點，受到人們的普遍喜愛，至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獲得很大發展，製瓷區域由南方擴大到北方，胎釉質量進一步提高，造型式樣日漸增多，裝飾方法和題材亦越來越豐富，燒造技術更加成熟。

　　從這一時期墓葬出土物可以看出，青瓷已逐漸替代青銅器、漆器、陶器等，成為最主要的隨葬冥器，這說明青瓷已成為當時人們生活的主要用具。……盛極一時的佛教藝術在當時的青瓷上也有所反映，如南北朝青瓷上盛行刻劃蓮瓣紋、忍冬紋等，特別是目前已發現的十多件集模印、塑貼、刻劃技法於一身的青瓷仰覆蓮花尊，形體高大，通體飾仰、覆蓮花瓣及菩提樹葉、忍冬紋等，成為這一時期青瓷器上盛行佛教藝術題材集大成的代表作。
 
　　在中國陶瓷發展史上，唐、五代是個輝煌時期。首先表現在瓷器生產之繁盛，見諸考古報導的瓷窯數量即數以百計，分佈在如今之陝西、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安徽、江蘇、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廣東、四川等省，其中又以河南、浙江最為密集。窯場既然眾多，競爭就不可避免，一些瓷窯的產品上開始刻劃或書寫廣告用語，如「丁道剛作瓶大好」、「鄭家小口天下第一」、「卞家小口天下有名」、「杜家花枕」、「裴家花枕」等。

　　在激烈的競爭中，湧現出越窯、邢窯、長沙窯、魯山窯等一批著名瓷窯，它們所產瓷器均以其獨特的風貌飲譽當代，光耀千古。其次，唐、五代瓷器不但品種增多，而且更講究做工精細、造型優美。造型多模仿當時的金、銀器，顯得精緻典雅。

　　唐、五代瓷器的胎骨更加堅實緻密，叩擊時能發出金石之聲，唐代宮廷樂師曾用越窯青瓷碗和邢窯白瓷碗充當樂器，奏出美妙的音樂。唐人段安節於9世紀80年代所作《樂府雜錄》「擊甌」條曰：「武宗朝，郭道源後為鳳翔府天興縣丞，充太常寺調音律官，善擊甌，率以邢甌、越甌共十二隻，旋加減水於其中，以?擊之，其音妙於方響也。咸通中，有吳繽洞曉音律，亦為鼓吹署丞，充調音律官，善於擊甌。擊甌，蓋出於擊缶。」

　　浙江的越窯青瓷是傳統青瓷的典範，河北邢窯白瓷是新興白瓷的代表，今人常以「南青北白」描述唐代瓷器的概況，這是從地域方面大致劃分，實際情況還要豐富得多。從目前已調查唐代窯址的情況看，燒青瓷的窯約占70%以上，可見唐代瓷器生產仍以青瓷為主。唐人陸羽在《茶經》一書中從飲茶的角度對當時的青瓷窯進行了一番品評，即：「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嶽州次，壽州、洪州次。」陸羽將越窯青瓷評為第一。

　　唐代著名詩人如陸龜蒙、施肩吾、皮日休、孟郊、顧況、鄭谷、韓偓、許渾等也都曾賦詩讚美越窯青瓷，說明越窯青瓷在當時社會上享有很高聲譽。越窯青瓷中品質最精者為「秘色瓷」。1987年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唐代塔基地宮曾出土14件越窯青瓷[7]，同時出土的衣物賬石碑上有咸通十五年（874年）鐫刻的碑文，碑文在記載唐懿宗賜給釋迦牟尼佛指舍利供奉物品中稱這些瓷器為「瓷秘色碗七口，內二口銀棱；瓷秘色盤子、疊子共六枚」。由此可見越窯秘色瓷等級之高。

　　唐代白瓷無論從燒造數量還是品質上看，都首推邢窯，唐人陸羽《茶經》中有「邢瓷類銀」、「邢窯類雪」之品評。唐人李肇《唐國史補》曰：「內邱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唐代邢窯曾為宮廷燒造過貢瓷，其中刻劃「盈」字及「翰林」款者，分別為宮廷內「百寶大盈庫」及「翰林院」的訂燒器。
 
　　宋、金時期是我國瓷器生產的一個高峰期，社會各階層對瓷器的需求呈現前所未有的高漲。宋代政府重視對外貿易，曾在廣州、明州、杭州、泉州設市舶司，拓寬了中國瓷器在海外的市場。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發現的宋代瓷窯遺址分佈於全國19個省、市、自治區的140多個縣。在激烈的商品競爭中湧現出了定窯、磁州窯、龍泉窯、景德鎮窯、建窯、吉州窯等一批著名瓷窯。這些瓷窯的產品在造型、釉色、裝飾諸方面，都各具特色，在市場上備受消費者歡迎。

　　……談論宋代瓷器常有「五大名窯」之說，此說源自明代《宣德鼎彝譜》一書，書中曰：「內庫所藏柴、汝、官、哥、鈞、定各窯器皿，款式典雅者，寫圖進呈……。」由於柴窯不但不屬於宋代，而且至今仍是個謎，因此，人們就逐漸不提柴窯，只提五大名窯。五大名窯雖不能涵蓋宋代瓷業生產的全貌，但卻集中體現了宋代的製瓷水準。汝窯瓷器傳世稀少，目前存世不足百件，其特點是香灰色胎，淡天青色釉，多裹足支燒，工藝考究。

　　尤其是細潤的淡天青色釉，給人以幽玄靜謐的視覺享受，充分體現出宋代社會追求清淡含蓄、自然質樸的審美趣味。官窯瓷器，澄泥為範，胎色鐵黑，釉色粉青，釉層瑩澈，如冰似玉，極其精緻，「紫口鐵足」更增添其古樸典雅之美。哥窯瓷器充分利用釉面開片美化自身，「金絲鐵線」迂回穿插，交織如網，使寧靜的釉面產生韻律美。

　　定窯是五大名窯中唯一主產白瓷的瓷窯，產品常以刻花、劃花、印花或描金花進行裝飾，有「定州白瓷甌，顏色天下白」之美稱。鈞窯所創燒的玫瑰紫、海棠紅等銅紅窯變釉，如詩如畫，絢麗斑斕，為瓷器的高溫色釉裝飾開闢了新的途徑。人們曾用「峽峪飛瀑兔絲縷，夕陽紫翠忽成嵐」形容鈞釉之美妙。
 
　　清代御窯廠雖在順治時就已恢復，但當時並未取得顯著成就。康熙十九年（1680年）以後，御窯廠的經營逐漸走上正軌，直至雍正、乾隆兩朝，在皇帝的直接關心下，經過臧應選、郎廷極、年希堯、唐英等幾位督陶官的苦心經營，取得了巨大成就。與明代御窯廠一樣的是清代御窯廠亦設二十三作，但其中的「仿古作」和「創新作」屬新設作坊，是明代所沒有的，由此也決定了清代御窯廠生產的特點是仿古加創新。特別是康、雍、乾三朝，不僅恢復了明代瓷器中所有的花色品種，而且還創燒出大量的新品種。

　　雍正十三年（1735年）督陶官唐英撰寫的《陶成紀事》記載當時御窯廠仿古創新的瓷器達57種之多。從傳世實物看，康熙時的青花瓷，以國產上等青料繪畫，濃淡有致，呈色鮮麗明豔，別具風格，將青花這門藝術推向一個新的境界。康熙五彩的重大突破是發明釉上藍彩瓷器，從而導致康熙時釉上五彩的盛行，改變了明清五彩以青花五彩占主導地位的局面。雍正、乾隆時的鬥彩瓷器，將當時新興的粉彩引入畫面，呈現柔潤富麗的藝術效果。雍正時的青釉瓷器呈色穩定，燒造技術達到歷史上最成熟階段。

　　另外，澆黃、霽藍、灑藍、瓜皮綠、孔雀綠、礬紅、紫金釉瓷等傳統品種的燒成技術也有很大提高。明代中期以後一度衰落的霽紅釉和釉裡紅、青花釉裡紅瓷，在康熙時即得以恢復，至雍正、乾隆時燒造水準得到進一步提高。

　　清代康、雍、乾時期景德鎮御窯廠的創新品種主要有琺瑯彩、粉彩、釉裡三色、郎窯紅、豇豆紅、天藍釉、廠官釉、窯變釉、仿古玉釉、爐鈞釉、虎皮三彩、米黃釉、淡黃釉、珊瑚紅釉、松石綠釉、胭脂紅釉等，極大地豐富了陶瓷的花色品種。乾隆時還發展了特種製瓷工藝，各種轉心瓶、轉頸瓶、交泰瓶等，技藝精湛，構思巧妙，令人歎為觀止。而仿核桃、櫻桃、柑橘、石榴、花生等幹鮮果品，以及仿螃蟹、海螺等水族動物的像生瓷，還有仿漆釉、仿石釉、仿木紋釉以及仿古銅彩瓷器等，均惟妙惟肖，使人僅憑肉眼難辨真假。

　　乾隆以後，中國政治、經濟狀況急轉直下，尤其是清代晚期，內憂外患接踵而來，整個封建社會陷入風雨飄搖的窮途末路之中。瓷器生產亦每況愈下，花色品種急劇減少，幾乎無創新可言，只是沿襲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部分品種。
至於清代御窯廠的瓷器生產數量和耗費，總數雖無法統計，但從有關文獻記載中亦可略見一斑。

　　督陶官唐英在乾隆四十四年撰寫的《瓷務事宜示諭稿?序》曰：「余於雍正六年奉差督陶江右……迄雍正十三年，計費帑金數萬，而製進圓、琢等器不下三四十萬件。」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在《陶成紀事》中對這方面的記載更為詳細，當時每年秋、冬兩季向宮廷上交的圓、琢器皿達六百餘桶，其中盤、碗、鐘、碟等上色圓器一萬六七千件，其落選之次色有六七萬件不等；其瓶、罍、壇、尊、?等上色琢器二千餘件，尚有落選次色二三千件不等。

　　至於每月初二、二十六兩期解送淮關總管年（即年希堯）處呈樣或十數件、或六七件不等在外。這些產品大約由三百人（包括輔助工和辦事人員）完成。每年的總支出是八千兩銀子。

　　早在隋、唐時期，中國瓷器就開始流傳到國外，此後歷代都被作為重要商品行銷世界各地。其輸出的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條是陸路，沿絲綢之路從西安到波斯；另一條是海路，從廣州經波斯灣遠達非洲。

　　從中國到非洲，距離一萬五千多公里，日本著名學者三上次男先生稱之為「充滿艱難困苦的陶瓷貿易之路」，「是跨越中世紀東西方的一條友誼紐帶，同時也是一座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樑」]。中國陶瓷和製瓷技術的對外傳播，是中國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