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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祕密錄音

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祕密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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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趙紫陽的死,比他在世時更具危險性。----時代雜誌

  「六月三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裡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趙紫陽,一個被軟禁的時間比主政時期長的悲劇人物,在人生的最後幾年,他沒有放棄對中國政經體制與「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發言權,在老部屬杜導正等人的協助下,於二○○○年左右,以京劇與兒歌錄音帶,祕密錄製至少三十六卷錄音帶,留下逾三十小時的珍貴錄音。趙紫陽以鉛筆標記編號後,分頭交由數人帶出。此事連其家人也僅有耳聞,直到二○○五年趙紫陽過世後,才在孫子玩具堆中找到整套的原版錄音帶。趙紫陽祕書鮑彤之子鮑樸花了兩年時間蒐集錄音帶,終使完整內容於二○○九年出版。

  做為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的代表人物,趙紫陽對於社會主義路線當時已有許多質疑,不管是「六四」事件,對民主與法制的省思,對同時期亞洲四小龍包括臺灣的經濟奇蹟,更充滿欽羨與肯定。趙紫陽個人的心路歷程,記錄了社會主義中國如何面對統治危機與經濟困境,特別是二十年前「六四」決定武力鎮壓的始末,以及發展市場經濟的激烈鬥爭,也是中共高層至今,最誠懇面對歷史的回憶錄。

作者簡介

趙紫陽

  原名趙修業,一九一九年出生河南滑縣地主家庭,十三歲時加入共青團,高中時開始以趙紫陽為名。因農民運動有成開始在中國共產黨內崛起,四十六歲當上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創下最年輕紀錄。文革時期遭批鬥,一度下放勞改。一九七五年主政四川,因農村經濟改革有成,當時有「要吃糧,找紫陽」順口溜,聲望逐步升高,受鄧小平重用,並於一九八○至八七年擔任中國國務院總理,一九八七至八九年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六四」天安門事件同情學生,遭軟禁十六年,於二○○五年過世,享年八十五歲。

編者簡介

鮑樸

趙紫陽生前祕書鮑彤之子,於香港成立新世紀出版社。

 

目錄

英文版序 改革的設計師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
序  歷史是人民寫的 杜導正
導言  趙紫陽錄音回憶的歷史背景 鮑彤

壹.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
第一章  八九學潮初起
第二章  四二六社論
第三章  學潮與政爭
第四章  武力鎮壓
第五章  代罪羔羊
第六章  二次文化大革命
第七章  老大哥鄧小平

貳. 軟禁的滋味
第八章  黨國審判
第九章  孤軍奮戰

參.改革開放十三問
第十章  鄧小平和陳雲之爭
第十一章  一九八一年的緩衝
第十二章  對外開放的陣痛
第十三章  經濟建設的新路
第十四章  與胡耀邦的經濟歧見
第十五章  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
第十六章  漸進式的經濟體制改革
第十七章  經濟過熱與軟著陸
第十八章  以國際貿易揚長避短
第十九章  農村包產到戶
第二十章  沿海地區的外向經濟發展戰略
第二十一章  以沿海帶動全國
第二十二章  面對腐敗

肆. 從胡耀邦到趙紫陽的時代
第二十三章  胡耀邦下臺
第二十四章  一九八七反自由化的一年
第二十五章  左派裡的左派
第二十六章  確立中國社會主義路線

伍. 巨變.一九八八年 
第二十七章  十三大後的曙光 
第二十八章  尋找商品秩序
第二十九章  經濟倒退
第三十章  無法邁步的物價改革
第三十一章  改革回潮體制復舊 
第三十二章  架空總書記 
第三十三章  吹「倒趙風」 

陸. 以改革之名
第三十四章  鄧小平的行政改革 
第三十五章  中國的無名恐懼
第三十六章  胡耀邦的社會主義民主 
第三十七章  民主與法制的社會

附錄一 關於沿海發展戰略的一份單獨錄音 
附錄二 〈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附錄三 〈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門廣場的即席講話〉 
附錄四 〈關於六四事件的自辯發言〉 

特別收錄  祕運海外的回憶錄-從趙紫陽追溯赫魯雪夫  林博文

趙紫陽年表 
人名錄

 

歷史是人民寫的杜導正(前中共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 )

  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這個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隨後趙紫陽為此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罪名是「支持動亂分裂黨」。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趙紫陽召開了緊急家庭會議。趙紫陽對家人說:「我的緩和事態的方案沒有被接受,形勢會很嚴峻。如果矛盾激化,在歷史上是說不過去的。我既然在這個位子上,就不能同意這樣做。但是,這樣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會牽連你們。你們要有這個思想準備。」趙紫陽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們沒有絲毫猶豫,一致表示支持趙紫陽在這生死榮辱關鍵時刻的歷史性決定。

  「六四」後,中共中央幾次派人找趙紫陽談話。第一次,趙紫陽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幾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說,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檢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趙紫陽拒絕了。第二次,中央幾位要人說,只要你表個態,做個檢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員的職務。趙紫陽又拒絕了。

  當時,北京政治氣氛非常緊張,我和趙紫陽的聯繫斷了兩年多。一九九二年我們恢復了來往,我建議他寫一篇文章,作為「六四」當事的一方,寫出事件的全部過程,前因後果,總結一下經驗教訓。趙紫陽表示不想寫。我把話說得更重,我說:「紫陽同志,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你有責任寫。你處在這個位置上,對『六四』及其前因後果,治黨治國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寫出來,留給後人,是你應盡的歷史責任。」當時蕭洪達也在場,我們一起勸他寫。趙紫陽同意了,讓我們拉個提綱,我們問,他來答。

  趙紫陽有非凡的記憶力,但他還是怕記憶不夠準確,曾經向中共中央辦公廳要一些公開發表過的有關資料,中辦不給。他很受傷,說那就翻報紙吧;另外他說近來也草擬過一個提綱。口述就這樣開始了。

  開始,除了趙紫陽之外,參加這個工作的有四個人:前中共中央紀委副書記蕭洪達、前《光明日報》總編姚錫華、前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再加上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也就是我。我們都是趙紫陽的老部下。開始時想搞筆錄。我相對年輕些,身體好些,又是老記者,有筆錄的習慣,就準備讓我負責筆錄。後來我去廣州,把這件事告訴了前廣東省委書記林若。林若很支持這件事,說他有最好的錄音機,連同磁帶一起給了我。我們就採用了口述錄音再整理的方法。

  口述完成後,我和蕭洪達在盛夏季節關了門窗,躲在屋子裡一盤一盤地聽。共同的感覺是:口述很有條理,邏輯嚴密,語言準確,只要變成文字的東西就可以直接成書了。

  二十年來,趙紫陽的訪談記,圍繞趙紫陽談「六四」、談改革開放、談中共成敗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幾種。不過,現在這本依照趙紫陽談話錄音原原本本形成的書,無論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別是本人認可的準確性和權威性方面,無疑都是別的任何有關書籍所不可比擬的。

  在這本書裡,趙紫陽詳細講述了「六四」事件的經過。作為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他是最重要的當事人之一,又是被徹底封殺的被告。他的敘述,對於全面客觀地把握事件真相,糾正種種誤傳、偏頗和歪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更進一步,趙紫陽談了他對「六四」事件的起因和後果的看法。

  再深一層,他探討了中國共產黨在治黨治國方面的經驗教訓,毛澤東的成就和錯誤,鄧小平的成就和錯誤。

  最後,他還努力從世界歷史的角度,探討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興起和衰落。

  趙紫陽是個求實膽大的實幹家。他是從縣委書記、地委書記、省委書記到副總理,再到總理和總書記,一路幹上來的。「六四」以後,有時間了,他開始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豐富經驗,反覆思考各種大問題,海闊天空地放膽自由思考。我也是從他軟禁中幾十次談話,以後多次溫習他的談話中,漸漸地感到這位被人尊敬的老人晚年思想中確有許多值得人們汲取研究像火花一樣的閃亮觀念。我甚至以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發生了一次質的飛躍!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關鍵時刻敢於承擔歷史責任的一位偉人,而且他的見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趙紫陽的整個談話,顯示出根本主張上的許多重大變化。他曾經幾次懇切地對我說:「老杜,你知道我過去也是很左的。現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張。」現在,翻開這本書,從始至終,我耳邊一再迴蕩著這八個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張」。

  中外古今從無一個完人。趙紫陽絕不例外。他在這本書裡的想法見解不一定都對,有的甚至可能是錯誤的,我也不是每一觀點都贊成。但他的想法見解背後都有血淚經驗的支撐,多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這本書只是原汁原味和盤托出。如何評價是讀者的事,是歷史的事。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我就在趙紫陽的領導下工作。當時趙紫陽是中共廣東省第二書記,陶鑄是第一書記,我是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趙紫陽說他過去很左,確實。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躍進、反右傾、農村社教等等極左性質的運動中,他並不消極。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錯誤地把我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時,他也沒有能公正地站出來講一句保護我的話。

  但是,比較而言,那時趙紫陽的獨立思考比陶鑄更多。在處理「逃港」問題上,陶鑄主張壓制,趙紫陽則要求疏導。不少問題處理上,他比陶鑄求實而溫和。文革十年,他的人品覺悟有了大的昇華。一九六六年末,廣州越秀山十萬人批鬥趙紫陽大會,我老伴坐在現場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趙紫陽」的口號,他拒絕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資派趙紫陽」,他仍拒絕喊,最後他只喊一句「打倒趙紫陽」。就是說我趙紫陽作為個人,可以打倒,但絕不承認自己是什麼「三反分子」或「走資派」。文革中被批鬥的省委第一書記二十七、八個,像趙紫陽這樣連個「走資派」罪名也不承認的,恐絕無僅有,只此一例,一時傳為佳話。

  作為一個地方領導人,趙紫陽是優秀的,但我以為並沒有什麼特別了不起。他的了不起,在於他與胡耀邦是鄧小平的左膀右臂,對中國劃時代的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更在於他在「六四」前後表現出來的偉大人格。在「六四」這個重大的歷史關頭,趙紫陽對中華民族負責,對歷史負責,對百姓負責,完全不顧個人生死榮辱,站在真理一邊,站在人民一邊,絕不妥協,絕不屈膝,絕不退讓。他傳承中華民族威武不屈,為了人民,為了一個「義」字,可以赴湯蹈火的高尚精神。他是人們的榜樣。因此,人們才可這麼深深地懷念他,對他這輩子的某些失誤也全都諒解了。我們願意向他學習,做他那樣的人。

  趙紫陽下臺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沒跟上。我們的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我們要學習趙紫陽和胡耀邦,繼承他們的遺志,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二○○五年趙紫陽去世時,中共中央以新華社公報形式對他作過幾句評價,說他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犯有「嚴重錯誤」,不再提他「支持動亂分裂黨」的話了。這個提法的變化,從中共中央來說,是一種退讓。從中國當代史說,這自然也是一種進步。但與事實相比,實事求是地說,這個評價、結論是不行的。而且時至今日,又四年了,對趙紫陽的骨灰還未妥善安置。對趙紫陽撤職後任意軟禁多年,還沒有一句平反的話。趙紫陽三個字至今在大陸媒體實際還在嚴行禁止之列。這些在歷史上說,當然是一概站不住腳的。不過正如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時候呼喊的那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歷史是人民寫的。
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導言

趙紫陽錄音回憶的歷史背景鮑彤(前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政治祕書)

  趙紫陽留下了一套錄音帶。這是他的遺言。

  趙紫陽的遺言屬於全體中國人。以文字形式公之於世是我的主張,事情由我主持,我對此負政治上的責任。

  趙紫陽錄音回憶的價值,供世人公論。它的內容關係到一段正在繼續影響著中國人現實命運的歷史。這段歷史的主題是改革。在大陸,在目前,這段歷史是被封鎖和歪曲的對象。談談這一段歷史的背景,也許對年輕的讀者瞭解本書會有點用處。

中國為什麼非改革不可

  辛亥革命以降,近百年來,儘管步履艱難,中國畢竟在朝著現代化的方向,緩慢地演變著,發展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阻礙了它的進程,卻無法逆轉它的方向。

  一九四九年內戰基本結束後的中國,有了新的契機。

  本來,如何循序漸進,如何實現現代化,要不要搞社會主義,都應該屬於可以討論、可以爭論的範圍。只要真的按照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去做,真的實現「普選」和「耕者有其田」,也就很可以了。真把這兩個大問題解決了,中國社會制度方面的其他一些問題,都不難解決。

  全面逆轉中國發展方向的,是一九五三至五八年以「社會主義改造」為名和一九五七年以「反右派」為名的兩個運動。二者相輔相成。前者是針對所有制的,是模仿《聯共黨史》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的模式,決定通過集體化、國有化、計畫化,達到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目的。後者是中共根據毛澤東的意志,由中共中央整風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指揮,在全國五百萬名知識分子中,打出了五十五萬「右派分子」。這兩個運動是中共執政歷史上的轉捩點,開闢了與民主與法制背道而馳之路。

  走上了這條自稱為「社會主義」的路,就消滅了市場,消滅了「耕者有其田」,也消滅了自由,同時也斷送了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許多好的傳統。面對建設,這種「社會主義」乏善可陳,只能把老百姓維持在「少數人餓死,多數人餓而不死」的水平上。在毛澤東時代,有了城市戶口,才能擁有憑證消費的保障,比如上海和北京的居民,憑證消費的限額大約是每天將近一斤糧,三天大約能吃一兩肉,每年大約能買做一套衣服的布;對占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村居民,包括被迫「自願」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黨和國家愛莫能助,大家只能「自力更生」,自生自滅。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使得中國人不僅人人貧困,而且同一百多年以來實現現代化的夢想背道而馳,越離越遠。

  毛澤東身後,他親自指定的接班人黨的主席華國鋒不得不如實宣布,「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長此以往,國將不國,這就是中國非改革不可的背景。

黨國領導當時開的藥方裡沒有改革

  出路何在?毛的前貼身警衛,黨的副主席的汪東興說,凡是毛主席的決定,必須永遠執行,始終不渝。黨主席華國鋒也跟著他如是說。

  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內,威信最高的經濟權威,是陳雲。他三十年代就進入政治局,比鄧小平早了二十多年。他在延安就開始管經濟。毛發動「大躍進」之前,陳是第一副總理,全國的經濟總管。毛嫌他太實事求是,叫他靠邊站。毛宣布自己是主帥,任命鄧小平為副帥,大煉鋼鐵,結果闖了禍。現在毛死了,陳雲給中國經濟開出來的藥方是「調整」,糾正比例失調。

  這是陳雲實踐經驗的結晶。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農民,一九六二年就是靠陳雲「調整」糧食、鋼鐵等生產指標,才得以收拾殘局。陳雲反對黨的瞎指揮,但不反對黨的領導。從政治上的一黨領導,到經濟上的全盤公有化、計畫化,糧棉油的統購統銷,陳雲不但不反對,而且都是他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制度。改掉毛的這一套,等於改掉陳雲自己。

  對陳雲的分析不能簡單化。他捍衛國有制,但不捍衛人民公社;他喜歡計畫經濟,但不喜歡不切實際的指標;他主張政府為主,但允許市場為輔(「大集體,小自由」);他認為經濟自由度應該像關在籠子裡的「鳥」,但反對把它捏在手裡;他相信蘇聯老大哥,不相信西方帝國主義;在「自力更生」,「不吃進口糧」那個年代,他敢於挺身作證,「我聽得毛主席說過,糧食是可以進口的」,一句話,就把「進口糧」的修正主義性質,平反為毛澤東思想的合理要求;他維護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但對毛澤東破壞黨規黨法看不慣。這些,趙紫陽在回憶中都有記載,還歷史以公道。

  另一位威望極高的元老,是鄧小平。鄧是毛的親信。因為毛指定劉少奇為唯一接班人,鄧在文革前才當了劉的助手。文革初,不瞭解底細的群眾把鄧和劉誤為一談,但毛心裡明白,沒有拿鄧跟劉一樣,往死裡打。毛晚年企圖整肅周恩來,鄧卻和周走到一起,這下子才失掉了毛的寵信。文革中鄧一再被貶黜,「越批越香」,這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也許,鄧小平能夠成為改革毛澤東體制的領導人?

  但鄧小平當時開出來的藥方,也不是改革,而是「整頓」。整頓,就是整頓企業,整頓領導班子,撤換不服從領導的幹部,以鐵腕落實既定的規章制度和組織紀律,以鐵腕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畫。簡言之,不是改掉而是強化毛的體制。整頓是鄧小平的強項。文革後期,毛主席叫四人幫抓革命,叫鄧小平抓生產,鄧雖然不懂經濟,但用了整頓的手段,硬是把生產搞上去了。

  鄧小平的特長是精明。他不糊塗,不迂闊。他心裡早就明白,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那一套也許無法挽救經濟的崩潰,也許必須轉而向市場經濟求救。但他自己不能冒「搞亂經濟」的風險,更不能冒「反社會主義」的風險。畢竟,經濟不是他的所長,他是搞政治的,必須在政治上站穩腳跟。一九七九年三月,他發表了被載入史冊的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毛的思想。這就是他的政治路線。一年後,他以全黨領袖的氣魄,發表了進一步籠罩八十年代的綱領〈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他指點江山,講國際,講臺灣,重點是講現代化建設。怎麼現代化呢?讀一讀《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中那篇洋洋三十四頁的大文章就清楚了。鄧小平開的是四味藥:一、多快好省;二、安定團結;三、艱苦奮鬥;四、又紅又專。面對毛澤東死後扔下的爛攤子,鄧小平盡了一個政工人員的努力,他在加強領導,他在鼓舞士氣,但是直到一九八○年一月,他的八十年代綱領裡沒有體制改革。

  後來的歷史證明,改革就是改掉毛澤東的體制。不改革就只能在毛的體制裡翻跟斗,不改革是死路一條。但當時的黨國領導人,從華國鋒、汪東興到陳雲、鄧小平,在他們當時開出來的藥方裡,都沒有改革。

四川在探尋改革之路

  探尋體制改革之路,怎麼改,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到底改什麼。

  包括鄧小平和陳雲在內,當時誰都說不清楚什麼叫做「體制改革」。在四川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試點之前,中央領導人中沒有人說得清楚(或者不願意說清楚) 體制改革應該改掉什麼,說來說去,無非是集中還是分散,分散還是集中。這裡有個風險的問題。

  但是,四川想清楚了。不僅說了,而且動手了,穩穩當當開始做起來了。一九七六年,四川開始放寬政策。一九七八年起,由政策領域擴展到體制領域,進行了城鄉經濟體制改革試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是擴大農民自主權;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是擴大企業自主權。自主權,不像領導權、所有權、計畫權那樣耀眼刺耳,但也不像積極性那樣軟不足道。你要積極性,給你幾塊錢獎金,就足以把你打發掉了。你說所有權、計畫權,自居正統的人非告你離經叛道不可。難道你不懂得所有權只姓「公」,計畫權只姓「國」,領導權只姓「黨」嗎?但自主權不硬不軟,明確、穩當,從這裡入手,可以解剖得很深入,也能夠把陣地守得很穩當。提出「農民自主權」和「企業自主權」,有個不言而喻的前提—把農民和企業(而不再是黨和國家)定位為城鄉經濟的主體。這也正是市場經濟的前提。擴大農民和企業的自主權,和縮小黨和政府的干預權,是百分之百的同義語。

  一九七八年,四川省委在第一書記趙紫陽主持下,作出了以擴大自主權為內容進行改革試點的決策。這是使改革進入經濟生活的實質性的一步,也是趙紫陽走上改革之路的起點。作為改革家,他的使命就是推動黨和國家向農民和企業讓步,說得明白一點,就是推動「經濟外的行政強制因素」向   「經濟的主體」讓步。當時胡耀邦在平反的實踐中創造了「冤假錯案」等一組辭彙,趙紫陽也在讓步的實踐中創造了 「鬆綁、放權、讓利、搞活」等一組辭彙,這些都是不見經傳但不脛而走的歷史性概念,令人沉思,令人回味。

  四川人口全國第一,川北、川南、川西、川東,包括現在的重慶直轄市,包括民國時代的西康全省,都在其內,當時全國十億人,四川占了一億。兩千年自流灌溉的歷史,使四川成為天府之國。六十年代毛澤東把這裡確定為三線建設的大後方,使它成為高精尖軍事工業的大基地。大躍進時期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是個看毛眼色行事,不顧百姓死活的人。一九五九至六一年全國餓死三千萬到四千萬人,其中四川就死掉一千萬!毛的體制把四川整苦了,擴大農民和企業自主權使四川獲得新生。這當然不是領導者個人有回天之力,但無疑凝結著領導者的心血。「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謠,越出省界,傳到北京。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穩穩當當搞經濟改革,同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大刀闊斧平反冤假錯案,成為當時街談巷議中的兩個亮點。

進入了改革年代

  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胡耀邦、趙紫陽相繼進入政治局。一九八○年二月,二人同時進入常委,胡任總書記,趙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之後陸續被任命為副總理(代總理)與總理。

  這就進入了趙紫陽回憶中的改革年代。同趙後來主持的全國規模的經濟改革相比,他此前主持的四川改革只是小試牛刀而已。

  體制改革,怎麼改,誰說得清楚?說得清楚的人,五十年代以來,早就被鬥光了。因為毛澤東已經用了幾十年時間,致力於一場接一場的以摧毀市場經濟為目標的「階級鬥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以討伐市場為能事的幹部和學者,在全民中散布對市場經濟的恐懼和仇恨。

  現在又過了三十多年,終於人人恍然大悟:中國的改革,原來就是改掉毛澤東的制度。但在大陸,卻有點怪,只許說改革,不許說非毛化。改革必須歌頌,非毛化必須聲討。三十年後的今天尚且如此,三十年前如果有人提議要改掉毛的體制,無疑會遭到女教師張志新和女學生林昭同樣的命運,改革則將命中注定要被徹底扼殺在萌發之前。

  對毛澤東經濟體制的否定之路,也就是說,經濟上的非毛化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一九七八年是「自主權」。三年後,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趙紫陽提出了一個新的視角:經濟效益。他列舉一九五二到一九八○年二十八年經濟增長的成績:工農業總產值八.一倍,國民收入四.二倍,工業固定資產二十六倍。那麼,全國人民的平均消費水平呢?一倍!走了二十八年的老路子,經濟效益如此如此,今後不走新路子行嗎!又過了三年,一九八四年,商品經濟的概念,在趙紫陽等人苦心推動下,終於在中國站住了,終於合法了!商品經濟是當時政治形勢下所能允許合法使用的概念,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的代名詞。

  這就關係到改革的全過程,其中的甘苦與探索,合作與分歧,在本書中都有論述,這是我看到過的迄今最深入和最可靠的史料。

趙與鄧的分歧在於黨和人民關係的定位上

  一九八九年,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發生了正面衝突。

  胡耀邦之死觸發了學潮。鄧主張調集國防軍鎮壓;趙主張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老百姓最關心的腐敗問題和民主問題,在深化經濟改革的同時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引導全社會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上來。

  結局是大家所已經看到了的:軍委主席鄧小平判決總書記趙紫陽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罪行;元老們決定由江澤民取代趙。江上臺後,把趙作為國家公敵軟禁終身,並且從國內的書報、新聞乃至歷史中刮掉了趙紫陽的名字。

  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不存在什麼個人恩怨。一九八○年四月趙到北京工作,直到一九八九年四月學潮之前,鄧小平對趙紫陽的工作是滿意的,不是一般的滿意,而是很滿意。

  鄧小平最初對經濟改革沒有表態,那是因為沒有把握,怕出了亂子,收拾不了局面。作為政治家,這很正常。看到四川的實績以後,鄧小平開始放心。看到趙到中央後繼續穩穩當當,用穩健的改革,來推動計畫內和計畫外各種經濟成分同時穩定增長,鄧更加放心了。可以說,對趙紫陽部署的經濟改革,鄧是言聽計從的支持者,沒有保留的支持者,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對鄧的支持,趙也由衷感到高興。兩個人合作得很好。

  問題完全出在對一九八九年學潮的性質的判斷上和決策的分歧上,深層的分歧發生在對黨和人民關係的定位上。趙認為,學生悼念胡耀邦,是合法的,正常的。鄧說,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趙說,學生提出的要求,反對腐敗,要求民主,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通過社會各界協商對話,找出解決的方案,進一步推進改革。鄧說,不能向學生讓步,應該調集軍隊,首都必須戒嚴。這是五月十七日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發生的爭論。常委會五個人。趙紫陽和胡啟立是一種意見;李鵬和姚依林是另一種意見;喬石中立。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居然說,他同意「常委多數」的決定—就這樣,鄧小平拍板了。

  十三屆政治局通過的《常委議事規則》規定,遇到在重大問題上出現分歧,常委應該向政治局報告,提請政治局或中央全會作決定。(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十七人,十四人在北京,雖有三人在外地,半天也能到齊。)鄧小平也許認為,他不是常委委員,不必遵守常委的規則;也許,他認為,這個問題不夠重大,他有權拍板,事後通知政治局追認一下,就行了;也許,在他心目中,根本沒有「規則」的觀念。

  《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鄧小平也許認為,沒有必要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構表決,這種程式太麻煩,扯皮,效率低,辦不成事。也許,他壓根兒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是為「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人」而設的。

  《憲法》規定國務院有權決定戒嚴,但從五月十七日常委決定戒嚴到五月十九日實施戒嚴,這三天內,國務院到底有沒有開過全體會議或常務會議,一查就清楚了。我查過了,沒有。

  就這樣,發生了幾十萬國防軍進入首都,用坦克和衝鋒槍對付學生和市民的「六四」屠城。國防軍被用來對付向黨和政府和平請願的老百姓。慘絕人寰的大悲劇發生了,接著又是全黨全軍全民大清查大迫害。穩定壓倒一切,它壓倒了改革,壓倒了法律,壓倒了良心,壓倒了國家的主人,壓得多少公民家破人亡!

  作為公民,趙紫陽也被中共中央非法軟禁。整整十五年,直到八十五歲去世,這位大改革家才擺脫了軟禁,「自由」了。

  有人說,總書記要分裂黨,而軍委主席要挽救黨。根據我的觀察,他們二位都是忠誠的共產黨人,都把自己的命運和這個黨連在一起,都想把這個黨搞好。分歧在於,總書記認為,黨應該順應民意,應該服從民意;軍委主席認為,黨不可以向老百姓示弱,民意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出現不同的意見,對其他黨來說是正常的,但共產黨是靠槍桿子崛起的黨,一貫靠總指揮的命令來排除不同意見。所以,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對人民,對同志,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都是家常便飯。

「六四」開創了全民噤聲的新局面

  我不知道在坦克和衝鋒槍下傷亡同胞的數目。我國年年組織討論日本侵略者殺死中國人的數目,從來沒有談論過中國人民解放軍殺死本國人民的數目。當局在國外公布過「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的新聞,這很機智,但不誠實。我家當時所住的部長樓內,就有人被窗外飛入的流彈打死。聽說全球都看到了北京屠城的現場直播,我當時已在獄中,沒有看到,但我相信,這些活鏡頭,是鄧小平自己的作品,不是外國人在「妖魔化中國」。

  血案之後發動了全黨全軍全民大清查,我不知道清查的後果。由於同情學潮,由於反對動用軍隊鎮壓人民,而受到懲罰的人數,根據經驗,想必大大高於直接傷亡的人數。但到底有多少人受害,這是黨國機密,不准打聽,不准「擴散」。多少人無家可歸,或者妻離子散?多少人被開除公職,永不錄用,生活無著?多少人消失了,被勞教了,被判刑了—誰知道?

  黨中央開了武力鎮壓公民的先例。二十年來,歷屆領導上臺,都照例必須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鎮壓的讚美。上行下效,省、市、縣、鄉、村,創造了多少起官員鎮壓公民的小天安門事件?有人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乎天天有。也許吧。二十年來的小天安門事件中,又有多少受害者?這又是國家機密,當局不告訴,也不准國內媒體告訴中國老百姓。

  有人說,鎮壓壓出了繁榮。我只知道,是經濟改革改出了繁榮。是人民,用市場經濟打破了毛澤東的枷鎖,才創造了繁榮。現在有人總結說,繁榮是鎮壓的產物。面對全球經濟危機,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正在準備介紹鎮壓的經驗,來拯救世界經濟。

  有人歡呼中國在鴉雀無聲中使自己躍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相信這是真實的。在忽必烈的鐵蹄下,中國早已是馬可孛羅親眼看到的繁華的天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下,根據名記者鄒韜奮先生提供的資料,中國原本就是第三個大經濟體,一貫高於德國和日本,僅次於美國和英國。鑒於當時的英國有許多殖民地,如果按照現在的疆域計算,很可能,北洋軍閥時期的中國經濟在全球排名中早就不亞於共產黨領導下的今天,早已榮居世界第二了,至少那時的中國還沒有遭受到一元化的洗劫。

  「六四」開創了全民鴉雀無聲的新局面。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在鴉雀無聲中重提經濟改革,重新分配財富。誰是鴉雀無聲下再分配的受益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全體被迫鴉雀無聲的人,統統都是「六四」屠城的受害者。即使當時尚未出生的人,既然出生之後必須鴉雀無聲,並且必須在不知不覺之中,畢恭畢敬,禮拜權力,聆聽謊言,當然更是無辜的受害者。

趙紫陽的最後一言

  「一九八九年我下臺以後,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我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認識。過去對西方發達國家所實行的議會民主制,認為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代表大會制度,才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是比西方議會制更高級的、更能體現民主的形式。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於形式,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少數人、甚至是個人的統治。

  「縱觀二十世紀以來世界上曾經有過的各種各樣的政治制度。君主專制,德、義的法西斯獨裁,都已被歷史淘汰;還有一些軍人獨裁政權,也是曇花一現,或日益失去了市場。雖然現在很落後的國家還不斷發生這樣的事情,如南美國家也常常發生軍人政變,但它也慢慢變為這些國家逐步走向議會政治的短暫的插曲。二十世紀出現的,在幾十年時間裡與西方議會制度相對立的所謂新興的民主制度—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大多數國家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命力。看來這種制度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合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制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當然,這種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問題。但比較來講,只有這種制度比較符合現代文明,比較符合民意,有利於體現民主,並且是比較穩定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越來越顯示出它的生命力。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這樣一種議會民主制。幾十年來發展比較快的新興國家,逐步地轉向議會民主制的趨向也越來越鮮明。我想這決不是偶然的。為什麼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實行另外一種制度呢?這說明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制上的議會民主制

 

詳細資料

  • ISBN:9789571350523
  • 叢書系列:BC 歷史與現場
  • 規格:平裝 / 400頁 / 16k菊 / 14.8 x 21 x 2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書籍延伸內容

書展活動

 

內容連載

摘錄自第四、六與八章

〔第四章〕
武力鎮壓


學生的絕食得到了社會廣泛的同情、支持,機關、團體、市民都捲入了支援的行列,成千上萬,一天比一天多,參加絕食的人也不斷增加,最多時有兩、三千人。學生們為這種情景陶醉,更加不肯撤離。由於李鵬等人的阻撓,疏導、對話、轉彎子的方針沒有貫徹。學生絕食進入第四天,有昏倒發生,當時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繼續下去,發生學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國人民交代。

五月十六日夜,在會見戈爾巴喬夫後,我召開常委會議,討論發表以五位常委的名義勸說學生停止絕食的公開講話。講話稿中有「學生的這種愛國熱情是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這句話,遭到李鵬的反對。他說,「說可貴就可以了,還要什麼肯定?」我當時對李鵬這個說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說,既然說他們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為什麼不能肯定?如果這句話也不說,就等於什麼話也沒有說!那發這個公開講話還有什麼意義?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講話能夠緩解學生的情緒,不要老在字眼上計較。多數常委都主張保留這句話,結果算勉強通過了。

鄧小平決定動用軍隊
我沒有別的辦法了,只有見鄧陳述我對修改社論的意見。十七日,我就打電話要求見鄧。隨後,鄧辦就通知我下午到鄧處開會,常委和尚昆都到(當時萬里出國了,他每次列席常委會)。我本來是要求見鄧個別面談的,鄧決定到他家開常委會,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會上先講了我的意見。在我陳述我意見的過程中,鄧的表情很不耐煩,不以為然。

我一講完,李鵬、姚依林立即站起來批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為我五月四日在亞銀的講話。

最後鄧拍板說:事態的發展更加證明四二六社論定性的正確。學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問題出在黨內,出在趙的「五四」亞銀講話上。現在不能再退了,否則不可收拾。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並且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實施。會開完,我就走了出來。

我當時心情很不平靜,我在思考:無論如何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個動用軍隊鎮壓學生的黨的總書記。

回家後,我憤然讓鮑彤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辭去總書記職務的信。在當天夜裡召開的如何貫徹戒嚴的常委碰頭會上,當談到要我主持宣布戒嚴的幹部大會時,我沒有接受。我說,看來我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我的辭職信送到中辦祕書局尚未分發出去的時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電話再三勸我收回成命。我接受他的勸告,十八日通知中辦,我的辭職信不要發出,後由祕書把辭職信收了回來。

在那幾天,一些知名人士和黨內老同志,紛紛打電話、寫信給黨中央和我,要求正確對待學生運動,承認學生的愛國行動,改正對學生的錯誤態度,其中有一些一向受鄧器重的像李一氓這樣的老同志。所以我五月十八日又從中挑選了一批信轉給鄧,並給他寫了一封信,再次陳述了我的意見,希望他重新考慮。我雖然明知希望不大,但仍願意做最後一次努力。原信如下:

小平同志:
現送上幾位有影響的老同志的呼籲,望一閱。

現在形勢十分嚴重,最緊迫的事情是讓學生停止絕食(這是最受群眾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學生答應停止絕食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運動。

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做出這個讓步,只要我們主要領導人親自到群眾中去宣布承認這一點,群眾的情緒就會大大緩解,其他問題才好解決。即使我們需要採取維護秩序的堅決措施,也必須先走出這一步然後才好行動。不然,在眾多群眾嚴重對立的情況下採取強硬行動,可能引起威脅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後果。

我懷著萬分憂慮的心情,再次請你考慮這個建議。

趙紫陽
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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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0
會知道《國家的囚徒》這本書,其實是因為 TIME,當時英文版的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 剛出版,TIME 寫過一篇介紹的文章,原本我對六四就有好奇,而趙紫陽又是因六四下台的總書記,他的資料應該看看。(另一位不能不提的就是胡耀邦)

書中,趙紫陽把六四的導火線做了說明,這就不免要談到更大範圍的中國改革,包括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

簡單整理幾項心得:

1. 鄧小平是當時中國實質上的唯一領導人,不管是總書記、總理、五人小組、七人小組等等,凡事都要經過他的允許或表態支持才能辦。他挺趙紫陽的時候,能抵擋龐大保守勢力對趙的干擾,當他對趙的態度發生轉變時,趙下台的時間就不遠了。趙紫陽說:「鄧所主張的政治改革與一般人的理解,即國家現代化、民主化不同,主要是解決共產黨和國家機關的活力和效率問題,基本上是行政改革。」又說:「鄧的信條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允許挑戰,高度集中的集權政治、專制制度是他特別欣賞和最愛的。因而他講的民主,廢除領導人特權,肅清封建主義思想影響,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不過是空話而已。」因此當趙在進行經濟改革的時候,鄧很支持,因為經濟改革有助於共產黨鞏固政權,但是在推政治改革時,鄧趙兩人的深層理念就不合了,這體現在兩人對六四的認知以及隨後的處理方式不同。

2. 從書裡隱約可見中國共產黨內的鬥爭,最明顯的就是保守勢力與改革勢力之爭,各有各的人馬。但趙紫陽能做總理、總書記,鄧小平甚至想讓他做兩屆總書記,可見趙也不是省油的燈。

3. 從書裡看,六四發生的關鍵在「426 社論」。趙紫陽主張以疏導來處理因悼念胡耀邦而起的學潮,鄧小平、李鵬和常委原先是同意這作法的。轉折是趙在 1989 年 4 月 23 日出訪朝鮮(北韓),期間由李鵬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在第二天就召開常委會,北京市委李錫銘、陳希同把學潮說成是反對共產黨、針對鄧小平的,並按此對學潮定了性,做成會議紀要。 4 月 25 日,李鵬等人向鄧報告了常委會的情況,而鄧一向主張對學潮採取強硬方針,所以轉而同意他們對學潮的定性。隔天,李鵬將鄧的講話公開在《人民日報》以社論的方式發表,即 426 社論,將學潮定性為「一場有計畫、有預謀的動亂,其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同時也就將鄧推到了第一線。學生被 426 社論的政治帽子激怒, 427 遊行的人數暴增到 10 萬人,表示學生即使知道 426 社論是鄧支持的也不怕。趙紫陽在 4 月 30 日從朝鮮回到中國,李鵬馬上要他召開會議聽取北京市委的彙報,「目的是逼我(趙紫陽)對他們前段的搞法表示支持」。5 月 4 日趙在亞洲發展銀行理事會上提出「學潮問題要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的氣氛中,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欲淡化氣氛以便扭轉情勢,但李鵬、姚依林、李錫銘等人對新方針極力阻撓、抵制、拖延,李鵬更不承認 426 社論有問題。學生在 5 月 13 日進入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在戈爾巴喬夫(即戈巴契夫)來訪之前,李鵬有一天對我(趙紫陽)說,你不是主張用軟的辦法平息學潮嗎?已經這麼多天了,沒有什麼作用吧!他的這句話,完全暴露了他包藏的禍心。他之所以抵制、破壞,使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潮問題遭到失效,其目的是為以暴力鎮壓學潮尋找藉口。」5 月 16 日趙會見戈巴契夫,517 鄧小平在家裡召開常委會,由鄧拍板決定調軍隊進北京,實行戒嚴,並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負責。 517 中辦(中共中央辦公廳,溫家寶當時是該單位主任)安排中央領導人到醫院看絕食的學生, 519 拂曉到天安門廣場看學生(這就是最上面那張照片的由來),也就是說,當趙在天安門廣場對學生講話時,已經知道要戒嚴了。519 宣佈戒嚴。6 月 3 日晚上,街上傳來密集的槍聲,悲劇終究發生了。也難怪王丹要說「六四事件本來就是一場由李鵬等人發動的,有組織、有預謀的,最後以血腥代價取得成功的政變」。

4. 不論是經濟或政治改革,都是困難重重,既得利益者無不設法阻止、干擾、反撲。最高領導人如果不是真心要做好改革,或是領導人之間有歧見,那麼改革勢必無法成功。

5. 中國 30 年來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基本上是在趙紫陽的規劃之下,從四川的包產到戶,全國性實施包產到戶,再到沿海發展戰略(包括沿海與內地的發展差距擴大、以沿海帶動內地)、引進外資,先做好來料加工、出口勞力密集商品,聚集資本,才有能力發展高尖端技術等等,趙所設想的進程非常務實,可執行度高。但也不是沒有錯誤,例如 1988 年的通貨膨脹,就是因一連串的失誤而造成。(趙說部分原因是受到李鵬等人的干擾)

6. 趙紫陽和胡耀邦是中共著名的開放派,書中關於胡耀邦的材料不多,但就趙來說,我覺得他生錯了時代,或者是說,在那個時空環境中,他的個性、想法、作法是(幾乎)不可能成功的。在書裡,可以常常看到他說依據什麼條例、什麼法在辦事,在替自己辯護,但鄧小平和其他人可不守法,不管什麼條例,在鄧小平握有最終決定權的情況下,秀才跟兵講道理是沒有用的。我想趙紫陽自己也非常清楚這一點,從利用法條進行自我辯駁的行為來看,他對自己被迫下台仍是忿忿不平。

現在中國沿海與內地的貧富差距情勢嚴重,早在趙紫陽時期就預知了,不過趙也只說「這種距離的拉大是不可避免的,一定要敢於承認它」,似乎也沒有設想到該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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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一直想買的書(從第一次知道這本書起,離現在快十年了吧),但願能夠如願以償
當然,我也還想買些其他的書,但我想,就從這一本開始吧,慢慢來
因為我相信,這只是第一次,以後,我會繼續從這裡買些其他的好書,好雜誌,滿足我那顆求知若渴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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