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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

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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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這是關於毛澤東著作中的扛鼎之作
韋政通以哲學家的筆,寫一代豪雄

  這本書的原名是【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要瞭解毛澤東與他的偉業(歷史評價自有不同)從他的【性格與命運】這條路徑,可以說是切中了要點。

  韋教授以哲學家的筆,來寫這位讓20世紀中國天翻地覆,改寫中國歷史,世界歷史的一代豪雄,自有其深度、角度與觀點。立緒文化重新推出這本書,希望曾經錯過它們的熱愛歷史與傳記的讀者們,有機會展讀。

  「大人物幾乎都是壞人!」---史學家阿克頓爵士(Lord Acton)

  英國十九世紀晚期大史學家阿克頓爵士(Lord Acton),除了那句千古不朽的警句:「權力容易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會使人腐化」之外,還有一句名言:「大人物幾乎都是壞人!」。這裡所說的「壞人」,遠遠超出我們一般所了解的意義,他具有使千萬家庭破碎,社會秩序瓦解,甚至使國族消亡的力量。

  「大人物」的所作所為,從一般的價值觀點,是無法理解的,他們具有強大的破壞力,但也是歷史的主要推動者,毛澤東的時代,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毛澤東在人類近代史上,是一位世界級的革命巨人,要深入了解他一生的功過得失,由性格的角度切入,特別是精神分析方面,雖不是唯一有效的,但本書充分證明,這是非常必要的。

  作者韋政通教授早年受佛洛姆《人類破壞性的剖析》一書啟發,並由於近十年來兩岸交流,而對毛澤東所締造的中國,有機會做一番研究與觀察。作者認為只有深入瞭解人性的罪惡,才能真正覺悟到防止橫暴權力的機制的建立,對我們是多麼迫切、重要。

  作者借用人格心理學對人格特質的分類法,對毛澤東及其複雜的性格各層面,做了相當的描述和分析。內容涵括其成長與學習過程中的性格塑造、環境時勢下性格與權力爭奪的動態歷程,以及烏托邦理想與革命熱情如何的萌發至炙烈,並點出如此性格之下精神狀態所造成的歷史空前的種種災難等等,看半世紀以來,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如何牽連交織著二十世紀中國的命運與世界歷史的變化。

作者簡介

韋政通

  江蘇鎮江人,早年因勞思光先生啟蒙,立志向學,並受牟宗三先生影響,走上學術思想道路,扮演著學者、思想家、知識分子三種角色。一九五八年由徐復觀先生大力相助,以著作檢定獲教師資格。曾任中國文化學院等校副教授、教授,清華大學人文學科主講中國哲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指導,《中國論壇》半月刊編委會召集人,國際中國哲學會學術顧問,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編委等。

  一九八八年訪問北京大學時,應聘為北京中國文化書院導師,一九八四年起與傅偉勳教授合作主編《世界哲學家叢書》,著有《中國思想史》、《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等三十一種,詳見本書附錄。

 

目錄

自序

1性格的特徵 1
第一節 體格與生理特徵
第二節 習慣、嗜好
第三節 氣質
第四節 能力
第五節 態度
第六節 思維模式
第七節 理想
第八節 結語

2性格的形成 87
第一節 湖南人的精神
第二節 家庭
第三節 學校
第四節 傳統
第五節 維新運動
第六節 新文化運動
第七節 馬克思主義
第八節 結語

3性格與權力 201
第一節 黯淡的歲月
第二節 生還者與權力
第三節 無限風光在延安
第四節 一九五九:廬山風雲
第五節 國家主席之死
第六節 個人崇拜問題

4性格、權力、烏托邦 321
第一節 認識烏托邦
第二節 邁向烏托邦
第三節 性格與烏托邦
第四節 權力與烏托邦
第五節 烏托邦的破壞性
第六節 烏托邦的未來

附錄:韋政通教授著作年表

 

自序
韋政通

  當友人們知道我在寫毛澤東時,有的感到很意外,有的感到好奇,一個一輩子專研中國思想、關心現代中國倫理重建、且寫過《孔子》專書的人,會寫出怎樣的毛澤東來呢?也有帶著鼓勵性的期許,認為我在開拓新的研究領域,開創新的學術生命。

  回想起來,我把我這一生最後一段歲月,用來研究毛澤東,和他在中國二十世紀歷史上的種種,不能說是很意外。一九七五年,讀到孟祥森譯的佛洛姆的鉅著《人類破壞性的剖析》,書中不但對斯大林的心理、性格做了深透的分析,還為了希特勒以將近百頁的篇幅,作了精神分析式的傳記,主要目的就在探究他們破壞性的根由。

  一九八二年七月,在《中國時報》主辦的一個關於中國現代化問題的研討會上,首次讀到張灝先生的論文〈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由該文使我得知,英國十九世紀晚期大史學家阿克頓爵士,除了那句千古不朽的警句:「權力容易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會使人腐化」之外,還有一句名言:「大人物幾乎都是壞人!」今日看來,佛洛姆對斯大林、希特勒破壞性的探究,正是對阿克頓所說的「壞人」,做了創造性的詮釋。這裡所說的「壞人」,遠遠超出我們一般所了解的意義,他具有使千萬家庭破碎,社會秩序瓦解,甚至使國族消亡的力量。

  今天我能寫出這本從性格方面探討毛澤東的書,毫無疑問,最早是受了佛洛姆的啟發。近十年來,因兩岸交流,使我對毛澤東所締造的新中國,有機會做親身的觀察。同時讀著一本本有關毛的新書,愈來愈真切地了解到,這位被美國總統尼克松奉承為「改變了整個世界」,在中國民間早已神化的毛主席,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在阿克頓所說的「大人物」中,絕對是名列前茅的。這些了解,自然不斷加強我寫毛澤東的意願。

  在內容處理上,因為大家一談起毛澤東,都覺得這個人太複雜,我試用人格心理學對人格特質的分類法,對其性格的各層面,做了相當詳盡的描述和分析,使「複雜」有了具體、有條理、可理解的內涵。

  第二章〈性格的形成〉,是探討毛澤東在性格塑造的歷程中,與時代、環境互動的關係,以及人生之路的多種可能中,為何選擇馬烈革命之路。在這過程中,毛所表現的,是一位有才氣、有毅力、有熱情、有理想的不平凡的青年。

  第三章〈性格與權力〉,是以毛從黯淡到風光的一段歲月為主線,揭示他如何追求權力、鞏固權力、運用權力的整個過程。經過這段崎嶇、艱困、充滿風險的歲月,使他成為一位世界聞名的革命家,也使他性格中最突出的鬥爭性這一面,發揮得淋漓盡致。

  第四章〈性格、權力、烏托邦〉是藉三者錯綜複雜的關係,討論毛澤東生命中一個很重要的課題。烏托邦式的理想,並非他有權有勢以後的一時奇想,他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因為康有為《大同書》,和日本新村運動的影響,烏托邦便已在他的意識中生了根,成為他以後人生奮鬥的一大動力。新中國成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後,他就迫不急待地要去實行年輕時的夢想。毛的高級同僚中,似乎沒人能認識到這一點,只視之為左傾冒險主義,而展開一場冒進與反冒進的鬥爭。

  由於我對人性--特別是人性的負面或黑暗面的問題有興趣,所以對前文所提、以及歷史上類似的「大人物」,自然會有濃厚的興趣,他們的行為往往出乎想像之外,是研究人行難得的標本。像毛澤東所說的「造反有理」、「無法無天」,就表示他活動在一般的道德法律之外,無可否認的,這也是人生難以企及的境界。我們對人性的了解,如不朝這方面多加努力,自古以來的那些道德教諭,縱然不能說是在愚民,至少那也是偏面的。

  「大人物」的所作所為,從一般的價值觀點,是無法理解的,他們具有強大的破壞力,但也是歷史的主要推動者,毛澤東的時代,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今日對毛的評價,在知識分子階層,難免分歧,在中國廣大的百姓心中,其神化的地位,似仍相當穩固。在二十世紀中國,毛澤東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在未來,其影響力勢必仍將持續。

韋政通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四日於台北內湖碧湖之濱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6513152
  • 叢書系列:新世紀叢書
  • 規格:平裝 / 424頁 / 15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這是關於毛澤東著作中的扛鼎之作
韋政通以哲學家的筆,寫一代豪雄


毛澤東的性格與權力──無限風光在延安

  這裡所說的「無限風光」,是指毛澤東權力的上升。延安,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展開後,曾是千萬青年憧憬的「革命聖地」。

  認為延安的環境對革命十分有利,這一點是很有見地的。首先,假如經過萬分艱苦的長征,最後落腳的根據地是一繁華的都市,這群生還者極可能迅速腐化、精神渙散。貧脊的環境反而能激發他們奮鬥的意志,孤陋寡聞反而更能堅定他們革命的信念。其次,由於延安是個相當封閉的地方,發生西安事變,和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已使它成為一相對安全的地方。具備這些內外的條件,才使毛澤東有機會徹底整頓他的黨和他的軍隊,並展開範圍廣大、內容複雜、曠日廢時的整風運動。

  所謂「延安精神」,當然不可能單指那種苦幹實幹、堅忍不拔的表現,它與整風運動是息息相關的,可以說,沒有整風運動,也就不可能有所謂延安的精神。評價整風運動,是一個複雜而又困難的問題,在思想層次上,如認為革命是不當的,那麼對整風運動的所作所為,不可避免地會採取否定的態度。在歷史層次上,像中共官方所說,毛澤東領導的整風運動,代表光榮的勝利,如跳出官方的觀點,就不必然會有相同的結論。雖然評價問題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很不幸地,一碰到權力問題,不論古今中外,也不論專制、獨裁、民主、極權,都難免會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世間的黑暗和人性的墮落。從這個角度來看整風運動或延安精神,不僅覆蓋著一層陰影,且瀰漫著恐怖的氣氛。

整風運動-毛澤東權力的巔峰

(一) 解決王明的挑戰

  在國內能與毛澤東爭奪權位的,是張國熹、博古、洛甫、周恩來,長征以後,這四位雖談不上臣服於毛,但已不足以構成重大威脅。中國共產黨之誕生,是胎育於俄十月革命,這種「血緣式」的關係,使中共在最初的十幾年中,一直是以共產國際為後台老闆的國際派當權,且不說陳獨秀的過渡期,從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都是如此。土生土長的毛澤東,不斷受其壓抑。長征後,正當毛的權力上升之際,國際派的最後一張王牌王明從蘇聯回來了。

  王明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偕同陳雲、康生乘坐蘇聯的飛機抵達延安,因同年八月,中蘇兩國已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蘇聯供給中國一些飛機,已抵抗日本的侵略,新疆成為中蘇交通的孔道,王明就是從莫斯科經迪化、蘭州等空軍基地來到延安。他已去國六年,一直在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和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等職務,所以有人說他是帶著尚方寶劍來到延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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