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韋政通
這是我研究毛澤東的第二本著作,它關係到毛澤東這位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巨人一生成敗得失最具關鍵性的一段歷史──「文化大革命」。在這本書裡,你大概可以知道所謂「文革浩劫」所有主要的情節,但我最關心的問題是:
第一,在歷史層次上,如何還原歷史真相,突顯毛澤東在「文革」歷史中的角色。大陸學者對「文革」的研究,已有相當成就。但因政治因素,仍不免把「文革浩劫」的主要責任歸咎於林彪和「四人幫」,本書涉及林彪和「四人幫」的比例不多,因為這場以「打倒一切」為主要訴求的運動,毛澤東既非藏鏡人,也非幕後黑手,而是赤膊上陣,親自登上前台,點燃了熊熊烈火,才使運動如燎原之火,迅速擴及全國。江青被審訊時說,她只是毛澤東的一條狗,正道出「四人幫」的共同心情和哀怨,但「四人幫」在「文革」中所犯的罪行罄竹難書,每個人判一百個死刑也難以贖其罪!問題是在,如果沒有毛澤東處心積慮、不惜一切代價、不顧黨內其他高層領導人的感受,意志堅定地發動「文革」,並充分放任「四人幫」,所有的滔天罪行根本不可能發生。
第二,在思想層次上,我們要用什麼方法、什麼觀點去解釋像「文革」如此荒謬的現象?多年來因我受心理分析學家佛洛姆的影響,使我對負面人性(人性的黑暗面)的問題,一直在思考,他這方面的理論,因我在毛澤東已公開的文獻中,找不到足夠相應的證據而無法引用,但對如何解釋「文革」現象,在方法上仍給予啟發,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即把毛澤東視為發揮負面人性的一個典型。這樣的典型,你可以厭惡、排斥,但請你不要忽略,它對人類歷史的演變,提供了另類的啟示:一些具有特殊稟賦的人,在特殊的時代和特殊的意識形態召喚下,會由原初人道主義的出發點上轉化為毀滅文明的惡魔!這類人物在歷史舞台上出現,對我們最有意義的警訊是:人是可以這樣壞的!我們對人性的理解,遠遠跟不上惡魔們的足跡。充滿罪惡和悲劇的「文化大革命」,如果對人類歷史還有什麼重要意義的話,那就是它將促使我們對人性做更深更全面的探討。
一九九六年七月,我在濟南書店裡,買到一套《負面文化研究叢書》,不看內容,它的標題就引起我高度的興趣。這本書我買到的共有六本:(1)《虛假論──真實背向的理性沉思》;(2)《罪惡論──道德價值的逆向研究》;(3)《醜陋論──美學問題的逆向探索》;(4)《衰落論──興盛界線闡微》;(5)《失敗論──關於成功之母的幽思》;(6)《錯誤論──辨錯、治錯、防錯、化錯》。這套叢書的研究取向,至少在中國思想史上是破天荒的,更重要的,在我看來叢書的作者,是對「文革」的荒謬現象,在理論上做了相當深入的反思。這個研究方向是值得鼓勵和重視的,否則永遠無法理解「文化大革命」為何如此荒唐,為何造成無數人的悲劇與冤死!
在本書架構建立的過程中,我很少預存的成見,在上篇部份我原先是想探討中共革命的本質,在閱讀文獻時,因豐富的資料改變了我的想法,根據這些資料,我提出,「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是毛澤東由少至老一生的夢想」的假設,並經由毛澤東青年期(中共成立之前)的革命觀、毛澤東與馬克思、列寧、斯大林之間的傳承關係、以及階級鬥爭,不斷革命的觀念加以闡述。在這個假設的引導下,使我對「文革」做了探本溯源的研究,針對目前流行的認為「文革」乃毛晚年(一九五七年以後)犯錯,晚年才強調階級鬥爭,提出不同的看法。
本書的中篇部份,是重構出充滿詭譎、離奇、恐怖、殘酷的「文革」現象:第五章〈毛澤東的內心世界〉,是根據毛給江青的一封信的解讀,剖析毛發動「文革」時的處境和心情。這封信無異授江青以尚方寶劍,心機深沉的毛澤東,在這封言詞閃爍的信裡,已為那些想為他做脫罪辯護的後人留下一些伏筆。第六章〈毛澤東的角色〉是在說明毛對是「文革」的第一主角,在這期間所搞的造神運動,和《毛語錄》風行全國,對全民生活的宰治和破壞,使進入文明已幾千年的國家,重又回到洪荒時代!第七章〈觸及靈魂的革命〉在「文革」時是針對知識分子和「學術權威」很響亮的口號,是用最暴烈和無盡折磨的方法,使他們「脫胎換骨」、「換腦袋」,成為社會主義的「新人」,這是中國史上讀書人最恐怖、最殘酷的遭遇,這些被虐待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信仰共產主義、擁護共產黨的。第八章〈創造性的毀滅〉主要描述和分析「文革」期間的種種暴行與破壞,包括批鬥大會、「紅都女皇」復仇、破四就、武鬥、紅衛兵內鬥,把毛澤東樂見的「打倒一切,全面內戰」,重現於讀者之前。
下篇〈人性的煉獄:文革與死亡〉,所處理的就是「文革」期間最令人驚心動魄的場景,在那「無法無天」的年代,造反派、紅衛兵、幹部都可以任意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人、殺害人,打殺所使用的手段,野蠻、荒唐的程度超乎想像,實在駭人聽聞,我把這種死亡現象稱之為「人性的煉獄」,煉獄的恐怖遠勝於佛教警惕世人的地獄!第九章〈死亡萬歲〉在精神分析學上,是指把活生生的人變成屍體的那種激情。在「文革」期間,紅衛兵們貼出「紅色恐怖萬歲」的標語,「四人幫」叫嚷著「要抓幾個人、槍斃幾個人才能恨」,青少年如有膽量殺幾個「黑幫」,成為一種光榮。當時很流行的口號:「全國一片紅」,「紅」早已不是象徵光明的紅太陽,而是指的遍地血腥!第十章〈死亡的類型〉是為「人性煉獄」提供一些真實的故事,這些大小人物冤死的種種情節,真令人毛骨悚然,在數量上雖僅是千千萬萬冤死者的一部分,但他們的死亡已為「人性的邪惡」和「文革浩劫」留下活生生的見證。
我這本書能順利進行,要感謝中國大陸、香港、美國的一些朋友,不斷把相關的書籍寄給我,他們無私的友情,我永生難忘。其中要特別感謝目前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執教的王友琴博士,她把尚未發表的研究報告提供給我,這裡頭有許多是至今世人完全不知道的「文革」真相。友琴在北京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學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得博士學位,然後到美國史坦福大學任教。十多年來,她不辭辛勞,也冒著一定的風險,在中國大陸訪談了一百多所中學,發掘「文革」期間學生對老師的暴行和學生打死老師的真相(當時在共產黨控制下的報紙、雜誌完全沒有報導)。到目前為止,她已是這方面研究的唯一專家。兩年前史坦福大學來了一位紅衛兵出身的同事,對研究「文革」的友琴,頗有敵意,使她憤而離職,轉往芝加哥大學。
「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如前所說,是要促使我們對人性做深層的反思,以往由於我們對人性負面和陰暗面不夠重視,也缺乏深入的理解,才使我們不斷受到懲罰。對那些在「文革」時有過罪行而無悔意的人,也許可以寬恕,但不要忘記哲學家桑塔亞那(Santa Yana)對人類所提的警語:
不能記取過去經驗的人,注定要再受罪一次。
二OO一年七月十五日於台北內湖碧湖之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