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事實追尋：兩個國家、四個十年、一位人類學家

譯序：事實，在行路的終點/方怡潔
第一章　城鎮
第二章　國家
第三章　文化
第四章　霸權
第五章　行規
第六章　現代性
注釋
索引

譯序：事實，在行路的終點

方怡潔
倫敦政經學院社會人類學博士生

　　在翻譯完這本《後事實追尋》（After the fact）之後，出版社希望我以人類學學徒的身分寫一篇譯序。在我們這一輩的人類學訓練裡，不論在哪一個國家養成，不管醉心於哪一個次學門（親屬、法律、教育、經濟、宗教、媒體、醫療…等），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的作品都可說是必讀的。他的書寫是迷人的，流暢且深具故事性；他的理論是直觀的，非常容易感同身受；他的影響力是巨大的，不只人類學界，整個社會科學界都對他的詮釋人類學朗朗上口（雖然本書中他曾明言，他不喜歡人家把他的學派「貶稱」為「詮釋人類學」，因為在他看來，這根本是把一個能夠從根本影響人類學的新方法，貶低為只是人類學的一個次學門，淪為與宗教人類學、歷史人類學、政治人類學等等一般而論之）。閱讀他的文章基本上是享受的，對於向來擅長以日常瑣事顛覆既定邏輯、以微觀細節挑戰行之有年的常識的人類學家而言，很有搔到癢處的痛快感。紀爾茲精練世故的文字、敏銳的觀察、細緻的描述，能讓地方生活中本不出奇的點點滴滴，突然一下子都在眼前鮮活起來，呼應著他的理論。

　　但翻譯他的作品，則是一種挑戰。有幾個原因：一是紀爾茲的書寫風格；二是地方文化專有名詞；三是西方典故中文化的挑戰。首先，在書寫風格上，紀爾茲喜歡用很多的修辭去「敘述」場景與事件——這當然某種程度堅守著他在理論上倡議的「深描」。除了修辭多之外，他還喜歡在主要句子中插入短句——主要句子描述著當時的情景，而插入的句子則表達今日回想當時的感觸（或是自嘲、反諷）。這自有紀爾茲在寫作安排上的用心，如此一來，更能讓讀者隨著作者的筆觸而強烈感受到「事實之後」（after the fact直譯）的滄海桑田，他並不強調「早知如此」的慨嘆，而是娓娓告訴讀者：非得這麼走一遭，才能從當下的混沌中，沈澱出澄澈的「後見之明」（after the fact意譯）。但也因為如此，其語句結構就變得華麗複雜，主要句子常因插句而顯得破碎。但中英文語句結構本不相同，中文如果完全按照原文直譯，只會破碎斷續，難以閱讀。如何既做到意譯，又保持「古今相照、今非昔比」的效果，以及該如何斷句、怎麼下標點，都常會遇到諸多在翻譯技巧上可堪琢磨的挑戰！

　　其次，本書與一般人類學著作相似，紀爾茲大量使用各種文化相關的專有名詞（本書聚焦於印尼和摩洛哥），這不單是名詞本身的翻譯問題，更牽涉到該文化的宗教信仰、歷史發展、地理淵源或政治制度等，因此這些名詞要如何譯得妥當，的確讓人戰戰兢兢。最後，紀爾茲涉獵淵博，下筆傾向引經據典。只見其不時引用希臘神話、哲學名詞、文學名著裡的比喻，去生動化他的行文敘述，以收畫龍點睛之效。此舉對以英文為母語、浸淫西方文化而大量閱讀的讀者來說，可能瞬間就能發出會心一笑。但對中文讀者而言，東方與西方的典故大不相同，西方典故就像謎語一般出現，濃縮了巨大的文化脈絡，假若單純直譯的話，想當然爾只會在讀者心中留下一個不得解的迷團。譯者因此負有追溯來源、理解其文中脈絡之意的重責大任。如此種種相加，翻譯進度就如龜爬壁，進三退一、反覆修改，著實花了一番功夫。在翻譯方面，彥君比我資深許多，此譯本在她的加入之後，獲益良多。當然，若日後還能有二版、三版，在譯文上也會繼續努力、尋求進步。

　　但翻譯此書也是樂趣無窮的。紀爾茲提出的詮釋人類學，從根本上反對將經驗與生活排除在外的結構論（結構論學者不做田野，因此被戲稱為「搖椅上的人類學家」），此書就是一位從搖椅上爬起來的人類學家，在田野中穿梭數十年的回憶錄。紀爾茲在以生動筆法回憶過往的同時，卻仍然「很人類學」的孜孜矻矻追問著一個相當根本且哲學的大哉問。這個問題從頭到尾貫穿全書，且恰如其分的將「兩個國家」、「四個十年」以及「紀爾茲這位人類學家」串連在一起。紀爾茲不斷的反問自己：到底，事實是什麼？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提問。可以說他問出了任何一個做過田野的人類學家都會有的疑惑。「事實」就是田野中之我所見、所感、所經歷的嗎？還是，如紀爾茲一開始所說的，如果他不是「剛剛好」生在這個時代、「剛剛好」受過那樣的訓練、「剛剛好」遇上某些世界正在發生的大事、「剛剛好」趕上了某些理論的流行，那麼「事實」是否可能將是另一個面貌呢？本書就以此為開場，一路娓娓道來。

　　人類學家（不管過程如何）由田野帶回來的資料，從根本上撐起人類學這個學科的根基。當紀爾茲問著「人類學家靠著田野調查寫出來的『事實』真實嗎？」這個問題時，他同時也在問「人類學的田野應該是什麼？」以及「人類學應該是什麼？」的問題。我在人類學這個領域裡，花去人生中最燦爛的青春時光也有數年之久，至今仍不敢說已窺其堂奧，但我老是問自己「人類學到底是什麼？」。閱讀本書之後，發現紀爾茲這位一代大師竟也問著同樣的問題，著實讓我放心不少。這個問題看似好笑，怎麼會反而是人類學家自己搞不清楚人類學是什麼呢？但大概只有進入人類學這一行，才知道該問題的重要與分量。人類學在台灣常被誤解、窄化為考古學，這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但對外迎戰諸如「讀人類學？你們挖骨頭啊」此類的問題事小，對內的心理交戰才真是難以對付、縱錯複雜。人類學是什麼？絕對是學科內外數一數二難回答的問題。社會人類學的研究者，不好（對自己與別人）回答人類學與社會學有什麼差別。歷史人類學的研究者，也不好回答歷史學與人類學有什麼差別。不可否認，人類學家都知道人類學的確有它獨特的問題意識與切入視角，它絕對不是社會學、歷史學、心理學。但到底差別在哪裡，似乎又難以「證明」。若硬要給出「一個」一言以蔽之的定義，反而顧此失彼，更偏離了人類學的根本。「社會學研究己文化、人類學研究異文化」之類的便宜答案曾風行一時，但在全球化、移民、通婚頻繁，傳播、網路無所不在的時代已經不堪使用。當代若再用文化為邊界去框限一門學科的界線，已不是很具論述的效力，同時也容易落入畫地自限的窘境。

　　這個問題從根本上貫穿著全書，答案也隨著紀爾茲的行文而逐漸浮現。有意思的是，紀爾茲在〈行規〉那一章裡看似要直接回答「人類學的discipline到底是什麼？」的問題，其實卻恰好相反，通篇都在解構這個問題。他要說的是：學院的圍牆內無法給出人類學的定義。那麼，到底是什麼形塑了人類學的「氣質」呢？

　　田野調查正是他給出的答案。我認為本書最大的貢獻，就在於說出了這個從來沒有人說過的空白（或禁忌）。本書觸碰到諸如田野地點如何挑選與進行、人類學家如何在田野中被養成、作品好壞的標準與田野的關係、論述與理論如何從田野材料中形成等等議題。當一篇正式的人類學論文必須「捨去」（不管是有意識的隱瞞或是忍痛割捨）田野調查的過程、避之不談時，本書寫出了論文中這不被看見的另一面。而藉此，離開學院進入田野的人類學家，其「氣質」才逐漸成形。

　　的確，一個受正式訓練的人類學家，由於「長期」田野調查的不可避免，因此注定會被放在一個得直接面對理論與實際層面間斷縫的位置，而人類學家亦身為人的那一面，就在這個斷裂當中無所遁形的現身了。做「長期」田野調查這一件事，讓人類學家注定要比其他的社會科學家，更尖銳的去迎戰「生活現實」。在處理研究之前，要先處理「如何在這個地方活（待）下去」的問題。伴隨而來還有諸如「如何讓陌生人接納我」、「如何與人交朋友」、「如何贏取當地人的信任」、「我能適應這裡的天氣嗎」、「我能吃的慣這裡的食物嗎」等問題。相信每一個正要進田野的人類學家，都像回到了第一天上小學時的緊張樣。更進一步，在田野中，還得面對很多道德掙扎，諸如「我要不要放下一切進田野，還是要帶著外部的資源進田野」、「寂寞時怎麼辦」、「如何面對厭惡這種情緒」、「如何處理田野中複雜的利益糾葛」、「如何面對勒索（實質上的或情緒上的）」、「我能對田野裡的朋友說不嗎」或是「我該在多大程度上對我的田野朋友坦白」等等。進入田野像是進入一個修羅場，當地人有他們的生存之道，人類學家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人類學家跟他們呼吸同樣的空氣、住在同樣的屋簷下、喝一樣的水、吃一樣的食物、面對一樣的現實，並相互觀看。之後所寫出的作品，某種程度就在這樣他—我兩相照映之下，述說一個關於人如何生存於世的故事：人的思考、人的策略、人的情感、人的選擇，即種種生活表象背後隱微而巨大的「民間哲學」（folk theory）。

　　而就是這種正面面對人生現實，以及試圖用「身為人或身為學者」的種種，去處理學院理論與真實人生的斷裂的重複過程，形塑了人類學的「氣質」。有人用堅守科學與客觀的立場來迎戰其中的矛盾、有人深切自省（如後現代學派宣稱客觀之不可得）、有人投入社會運動、有人開展理論流派、有人拓寬學科疆界（如情緒就開始被注意並納入結構中來討論）。人類學家有各種面貌，看似不易定義，難以找到共通點，但其實可說這繁花似錦的表象，是在面對真實人生經驗與理論的斷裂之後，以各自方式迎戰的一種映照。

　　這本書之精彩，是處在任何階段的人類學接觸者都值得一讀。人類學初心者，可把它當作基礎入門書；即將出田野的菜鳥人類學家，也會從閱讀本書的過程中，捕捉到每個人都在說卻永遠說不清楚的田野調查（人類學家的成年禮）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已經從田野歸來的人，在拼湊材料、尋找事實的同時，紀爾茲的經驗與反省則相當值得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