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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少女,一九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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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翻開日記的第一頁,你就知道這不是一般的作品。」

  ★60年後首度公開,一位巴黎少女勇敢面對時代的日記,屢創法國出版界奇蹟,售出24國版權!
  ★2008年法國書籍票選大獎入圍,法國版「安妮日記」,歐洲媒體競相報導
  ★榮獲法國在台協會贊助出版

  「我必須藉寫作來完成某個任務,我必須讓其他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1943年8月25日星期三

  今天我把日記本再次從抽屜裡拿出來,是為了讓媽媽把它帶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

  我試著著手進行這個痛苦的「敘述」工作,因為對我而言這是個功課,或許我是唯一能夠完成的人。

  有些人已知內情,但卻視而不見,我無法說服這樣的人,然而對於那些被蒙在鼓裡、或是有心想要了解真相的人,我有義務啟發他們。

  我們若不先揭開所有骯髒事情的面紗,又如何啟發人性呢?

  假如我們不讓人了解到他所犯下的錯事影響範圍將會有多大,那麼如何能淨化世界呢?

  一切的關鍵在於了解。我所憂慮且深受折磨的是這個真相。

  我們無法藉由戰爭為自己所承受的痛苦討回公道,因為血液只會號召血液,而人們將會深陷在自己的冷酷惡毒與盲目之中。

  倘若我們能夠做到讓人們「了解」到自己所做的壞事有多糟糕,假如我們能夠給他們一種公正且完整的眼光,讓他們知道什麼是身為人類的驕傲,該有多好!

作者簡介

伊蓮娜.貝赫 Helene Berr

  1921年3月27日生於法國巴黎,父親是猶太商人。二次大戰期間她遭受納粹迫害,在貝爾根.貝森集中營因傷寒病逝。

  寫下這本日記時,伊蓮娜芳齡二十一,是一個醉心於文學和古典音樂、才情洋溢的索爾邦大學英語文學系學生。1942年,維奇政府的反猶太人法律慢慢撼動她的生活。她被迫戴上黃色六角星標誌,並意識到命運正悄然改變。她細膩的筆觸,如實記錄了一個巴黎上流社會的千金、無憂無慮的少女,如何一步步走向厄運。

  五十多年來,這份手稿一直是貝赫家族充滿傷痛回憶的珍貴收藏,後來在大屠殺紀念館幾位學者的努力之下,伊蓮娜.貝赫的日記得以公開,成為充滿傳奇的文獻。當年主修英語文學的伊蓮娜,對巴黎在德軍占領時期的氣氛和人性心理刻畫動人。發現手稿的編輯評述:「翻開日記的第一頁,你就知道這不是一般的作品。」

譯者簡介

林雅芬

  法國法蘭西康德貝桑松大學法語教學碩士,現為台灣南部各大專院校法語講師。熱愛法文翻譯與教學工作,職業生涯最大願景:桃李滿天下,譯作滿書架。翻譯作品有《最後12天的生命之旅》《陪我走到世界盡頭》《被收藏的孩子》《一顆種籽的祕密生活》《活活燒死》《腹作用決定你80%的免疫力》《為你走到希望之地》《上帝是我麻吉》。

  E-mail:fen1218@ms17.hinet.net

 

目錄

序 以詩心照亮黑暗的勇敢女孩 ──派屈克.蒙迪安諾
伊蓮娜.貝赫與她被剝奪的一生 ──瑪希耶德.傑柏
伊蓮娜.貝赫的家人

這就是我的日記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伊蓮娜.貝赫在被逮捕當天寫給姊姊丹尼絲的一封信

 

  一個走在一九四二年巴黎街頭的年輕女孩,自這年春天起就隱隱有股不安的預感,於是從四月開始寫下她的日記。儘管時空距今已超過半個世紀,我們卻彷彿在日記的每一頁裡與她同在,陪伴著這位德軍占領時期在巴黎街頭時感孤單的女孩,日復一日。在那個寂靜的巴黎,她的聲音依稀不遠......

  一九四二年一定仍有一些午後時光,戰爭與占領軍在這些街道上是遙遠而不真實的。但對一位名叫伊蓮娜.貝赫的年輕女孩來說並非如此,她自知身處災難與野蠻核心,卻無法向身邊可愛卻冷漠的路人訴說。於是她寫下這本日記。

  她是否曾預料到,遙遠的未來會有人讀到這本日記?或者只是害怕自己的聲音將如同數百萬遭屠殺的人一樣,就此消逝不著痕跡?現在,讓我們靜靜地打開扉頁,聆聽伊蓮娜的傾訴,與她並肩同行,她的聲音與身影將伴隨著我們一生。

法國作家 派屈克.蒙迪安諾 本書序文

以詩心照亮黑暗的勇敢女孩

  一個走在一九四二年巴黎街頭的年輕女孩,自這年春天起就隱隱有股不安的預感,於是從四月開始寫下她的日記。儘管時空距今已超過半個世紀,我們卻彷彿在日記的每一頁裡與她同在,陪伴著這位德軍占領時期在巴黎街頭時而孤單的女孩,日復一日。在那個寂靜的巴黎,她的聲音依稀不遠......

  第一篇日記寫於一九四二年四月七日星期二下午,她前往維爾茱司特街四十號,詩人保羅.瓦樂希(Paul Valery)的門房太太那裡,去取回她大膽請求老詩人幫她題詞簽名的書。她按了按門鈴,一隻狐狸狗衝向她狂吠。「請問,瓦樂希先生是不是留了一個小包裹給我?」瓦樂希在書的襯頁上寫著:「伊蓮娜.貝赫小姐的書」,上頭還留了一段話:「初醒時分,光線和煦,朝氣勃發的藍天何其美麗。」

  讀著伊蓮娜.貝赫的日記,讓人感覺到那年四、五月分的巴黎,她的生活情景似乎與瓦樂希的詩句交融相映。她到索爾本大學上課,為英語學士學位作準備;與在舒夫羅街文學館初識不久的「灰眼珠男孩」結伴同行,後來還一起在那裡聽巴赫的大合唱、單簧管協奏曲以及莫札特的管弦樂曲。她和這個男孩以及其他同學一起漫步拉丁區。「陽光普照、人群熙攘的聖米歇爾大道」她如此寫道,「從舒夫羅街起,一直到聖傑曼德佩大道,這幾段路特別讓我高興。」有時她會到巴黎郊區歐柏強維爾一帶的鄉間小屋度過一整天。「那一天啊,都在完美中度過!從充滿希望、光芒四射的清新日出時,到柔和、靜極了的夜晚,甚至讓我在關上窗戶後,還沉浸在那裡的氛圍中好一會兒呢。」

  我們感受得到這個芳齡二十的女孩身上有著幸福的氣息,有著想放任自己翱翔於事物溫柔表面之上的渴望,和藝術與優越洞察力兼具的氣質。她深受英國詩歌與文學的薰陶,極有可能成為像凱瑟琳.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這般敏感細膩的作家。讀著日記前五十頁,讓人幾乎忘了她所身處的殘酷年代。然而那年四月某個星期四,她到索爾本大學上完課之後,和一位同學在盧森堡公園散步,他們在水塘邊駐足,正當陶醉在陽光下的水波折射、孩童的小帆船以及藍天(這個藍天正好呼應了瓦樂希的親筆題詞)等眼前美景時,她卻提及她的同學這樣對她說:「德軍將贏得戰爭。」「假如德軍贏的話,我們會怎樣?」「唉呀!不會有什麼改變的......陽光和水永遠都會存在的......」「我強迫自己說:他們才不會讓所有的人享受陽光和水呢!幸好,這個句子拯救了我,我才不想當個弱者呢。」

  這是她首次在日記中影射自己所生活的灰暗時代,提到她自己的憂慮。如此自然婉轉的筆調,格外讓人猜想到她身處在這個陽光普照卻冷漠的城市裡的孤獨。一九四二年春末,她依然走在巴黎街頭,但陰影與陽光的抗衡日顯激烈,而陰影漸漸地占據地盤。

  一九四二年六月,對她而言,是一連串考驗的開始。八日星期一,是她首次必須配戴上黃色星狀標誌的日子。她感受到和諧的幸福感與現實世界的可怕惡行兩者完全不相容。她寫道:「今天的天氣非常清爽、陽光普照,小鳥吱喳叫,像極了保羅.瓦樂希筆下的早晨時光。今天也是我戴上黃星的第一天。這是現今生活的兩個面向:清新、美麗、生命的稚嫩──體現明亮清澈的晨光;野蠻、邪惡──則是這個黃星所代表的意義。」巴比倫地鐵站、拉丁區、索爾本大學穿堂、圖書館等地......在這些近乎固定的路程上,她不斷注意同學們對黃星標誌的反應。「我感受到他們所有人的痛苦與愚蠢。」軍事學校地鐵站的查票員對她下令:「坐到最後一個車廂去。」這是配戴黃星標誌者被迫搭乘的車廂。她在此時讓我們知道她對這個黃星標誌的感受:「我決定不要配戴它,因為我認為這如同一種恥辱,證明自己屈服於德國法律之下......晚上,一切又有了改變:相較於那些配戴徽章的人來說,我覺得不配戴徽章是一種懦弱的行為。」隔天,她在孤獨中想像有人這樣詢問她:「那麼,您為什麼要戴著這個星星呢?」她回答道:「那是因為我想要證明自己的勇氣。」

  之後,在六月二十四日,她依然以平穩的語調訴說著,她已了解到自己所遇上的考驗具有決斷性。「昨天晚上我想著要把它寫下......今天早上,我強迫自己寫出來,因為我想要自己記住這一切。」這裡指的是她的父親被逮捕的過程。他被法國警察送到蓋世太保的「猶太人審問局」,然後先轉送到警政署,再送往唐西營區。被捕的理由是:他的黃星標誌沒有縫在外套上,因為他一廂情願地以加壓暗釦來固定黃星標誌,以便輕易地將黃星標誌固定在所有的衣物上。在警政署裡,「法籍」猶太人與「外籍」猶太人不再有差別。伊蓮娜的父親:雷蒙.貝赫,這位礦產工程師、庫爾曼集團的前任總經理,一位曾獲頒軍功勳章與榮譽勳章的將士,和八名「同種族」的人士共入監牢,不過他倒是享有一九四○年十月三日所頒發第八號法令的權利:(「凡在文學、科學、藝術等領域對法國政府有特別貢獻的猶太人士,可依據國家委員會決議之個別法令,正式提出理由說明,將可免除本法律規定之禁令項目」),他因此可坐在木凳上,在警察人員的監視下,與伊蓮娜及伊蓮娜的母親會面。警政人員已取下他的領帶、皮帶與吊褲帶。「警官為了讓我們安心,向我們解釋,這是一道命令,因為昨天有犯人試著上吊自殺。」

  於是在伊蓮娜.貝赫的思緒裡產生了一道裂縫,阻隔於她習以為常的平靜學生生活,以及父親在警政署羈押室被當作罪犯監視的景象之間。「這是一道難以跨越的深淵。」她如此寫道。但日記語調依舊不變,無絲毫的讓步、亦無任何浮誇的辭藻。始終簡短的句子,讓我們發現這個年輕女孩是多麼禁得起淬鍊。當她的父親被送往唐西營區,她意識到所有荼害著一九四二年夏季巴黎的一切,她同時也了解到,那些終日忙於日常生活瑣事的人或是選擇逃避的人,對這些惡行是視而不見的。對於這些人,伊蓮娜還是心胸寬大地看待他們。一個如此有才氣、如此細緻的年輕女孩,大可把思緒重心轉往求援、做出驚恐的模樣示弱或乾脆前往自由區尋求庇護。然而,相反地,她一點也不逃避,還自主地激發出足以承受痛苦與不幸的堅強。

  一九四二年七月六日,她主動前往法國猶太人聯盟,自薦成為社會義工,為那些被羈押在唐西營區與雷瓦省營區的人服務。她每天接觸到的,是因逮捕行動而支離破碎的家庭,並且直接見證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所有恐怖行動:「巴黎冬季自行車賽場大逮捕行動」「唐西營區行動」以及巴比尼車站清晨以運貨火車遣送猶太人的慘劇。一名法國猶太人聯盟的主管曾這樣對她說:「你們在這裡沒什麼事好做!我只能給你們一個建議,離開吧!」。但她卻留了下來,她在一種不可逆的熱情中跨越了界線。

  她的勇氣與光明磊落,她的心思澄淨,讓我想起韓波的詩句:

  因為敏銳的洞察力
  我失去了自己的生活

  她預感到自己奔走行動的大限。她寫道:「我們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過生活,而不再是一週、一週地生活在一起。」但她也寫到:「我想要贖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看到伊蓮娜的某些日記篇幅時,會讓人聯想到哲學家西蒙娜.威伊(Simone Weil),因為伊蓮娜將這本日記視為將要轉交給她的朋友尚(那個拉丁區的「灰眼」男孩)的信件,而她甚至於不知道他是否有一天真能讀到這本日記。這本日記有時會讓人想起同一時代的西蒙娜.威伊寫給安東尼歐.亞達海斯那幾封令人痛徹心扉的信。的確,西蒙娜.威伊也大可寫下伊蓮娜的這句話:「今年所結交的友誼將烙印著真誠、深刻,以及旁人永遠無法了解的溫柔,這是彌封在反抗與考驗裡的秘密協定。」然而,伊蓮娜.貝赫與西蒙娜.威伊不同的是,她對幸福、對陽光普照的早晨、對與心愛的人一同散步的璀璨巴黎大道是非常易感的,她的床頭書單沒有任何的哲學書籍,只有詩歌與小說。

  她的日記中斷了九個月,她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定決心再開始寫。她美麗纖細的筆跡變得尖銳、斷斷續續(如書中手稿所示),在在讓人聯想到,在沉默的九個月時光裡,她必定是經歷到極嚴重的事件。她寫著:「辦公室的女同伴們都被逮捕了。」縈繞在腦中的念頭一直反覆出現在她的筆下:「別人都不知情......」「無法與別人溝通......」「我沒辦法談論,因為大家都不相信我......」「有太多的事,我們無法談論......」以及這句被逼急的真心話:「將不會有任何人了解今年夏天我所熬過的這個毀滅性經歷。」。

  她還寫道:「此時此刻,我們活在歷史當中,而那些把歷史濃縮成話語的人,那些將能以這些話語為榮的人,他們會知道自己文章字裡行間承載著別人的苦痛嗎?」在保持了那麼長久的沉默之後,她的筆調依然明亮,卻也述說著一些與我們遙不可及的事,彷彿愛蒂.希蕾桑的作品《威斯特柏克的信》(Lettres de Westerbork)內容一般遙遠。她依然沒有離開地獄圈,在這個城市散步時,她總是被一些充滿友情與鼓舞的景象所感動:杜樂希花園的小門、水上的落葉、巴黎明亮耀眼的美景......她還前往賈利納尼書局買《吉姆爺》(Lord Jim)與《感傷之旅》(le voyage sentimental)這兩本書,但藉由她所給予的一些簡短描述,我們發現她越來越容易陷入這個城市的黑暗陷阱當中、陷入日記裡不時提到的那些不受社會諒解的街區中:仁愛街,正是她那些社會義工的同事們,以及她的摯友方斯華絲.貝漢被逮捕的地方,而伊蓮娜.貝赫意外地逃過那場大逮捕行動;位於克勞德貝納街的青少年與兒童之家,是「猶太人審問局」裡的陰險警察們搜索、堆放那些從被解送者身上搜刮來的財物的地方。位於芙格琳街的少女之家,裡頭的女孩們在巴黎解放前遭逮捕,並送往德國集中營。伊蓮娜也經常到涅葉鎮的愛德瓦諾堤耶街中心去照顧孩子們,帶他們去散步,當他們生病時,帶他們去賽維爾街上的兒童診所,或是前往位於桑太赫街的芙格琳街醫院。在這個中心裡有「帶著燦爛笑容」的嘟嘟偉格希伯、小歐黛德、「讓我牽著小手,全涅葉鎮我最喜愛的孩子之一」的小安德烈卡恩,還有一個四歲、連名字都不知叫什麼的孩子......這裡頭大多數孩子都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被解送走了。

  某個午後,我想循著這些街道走,讓自己更能了解伊蓮娜.貝赫當時的孤單。克勞德貝納街與芙格琳街,位處於彷如巴黎綠洲、且被某位詩人稱之為「護牆州」的牆外,兩條街均離盧森堡公園不遠,我們實在很難想像邪惡竟然曾經滲透此地。我還來到布倫森林旁的愛德瓦諾堤耶街。一九四二年鐵定仍有一些午後時光,戰爭與占領軍在這些街道上是顯得遙遠且不真實的。但對一位名叫伊蓮娜.貝赫的年輕女孩來說,卻並非如此,她自知身處災難與野蠻核心,但卻無法向身邊可愛卻冷漠的路人訴說。於是她寫下這本日記。她是否曾預料到,遙遠的未來會有人讀到這本日記?或者只是害怕自己的聲音將如同數百萬遭屠殺的人一樣,就此消逝不著痕跡?現在,讓我們靜靜地打開扉頁,聆聽伊蓮娜的傾訴,與她並肩同行,她的聲音與身影將伴隨著我們一生。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1341460
  • 叢書系列:人文思潮
  • 規格:平裝 / 320頁 / 16k菊 / 14.8 x 21 x 1.6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這就是我的日記
其他的部分放在歐柏強維爾

1942年

六月八日,星期一晚上


天啊,我不敢相信這有那麼難。

一整天下來我滿懷著勇氣、抬頭挺胸地面對著迎面而來卻移開目光的人們,但真的很難。

再說,大多數人連瞧都不瞧一眼。但最難熬的,是遇上其他配戴黃星的人。今天早上我和媽媽一起出門,街上有兩個小孩子指著我們說:「喂!你看到了嗎?是猶太人耶。」而其他人神態自若地往前走。我們在瑪德蓮廣場遇到西蒙先生,他停下腳踏車並下車來。我再度獨自一人搭地鐵到星狀大道站,我到那裡的手工服飾店拿我的一件上衣,然後又搭上九十二號公車。有個年輕先生和年輕女孩在等車,我看到那個女孩指著我給她的同伴看,接著他們談論了起來。

我出自本能地抬起頭來──當時可是烈陽當空啊──我聽見:「真討人厭」。在公車上,有一個女人,大概是一個maid(傭人),她在上車前就已經對著我微笑了,她上車後不時轉頭向我微笑。有一個高雅的男士盯著我看,我無法臆測出他目光的意涵,但我很驕傲地回看他。

我再次出門到索爾本大學去;在地鐵裡,又有一位婦人對我笑,這令我眼眶泛淚,我自己不明白為什麼。拉丁區人潮不多。我在圖書館裡無事可做,圖書室裡低垂的窗簾穿透出一道赭色光線,我在一室沁涼的環境中閒晃、做著白日夢,一直到四點鐘。四點鐘時,莫拉維奇進圖書館來。和他說話是一件放鬆的事,他一直坐在閱書台前閒聊,就算已無話題,他還是閒扯,他一直待在那裡直到閉館。中途他離開了半小時去買星期三的演奏會門票;他離開後,尼可兒反倒來了。

當所有人都離開圖書館後,我拿出我的外套,給他看黃星,但我無法直視他的臉,我拿下黃星,把用來將黃星固定在鈕釦孔上的三色束帶繫回去,我抬起目光,看到他深受打擊的樣子,我確定他完全沒料到我是猶太人,我好害怕我們之間的友誼就這樣瞬間破滅了。但是之後,我們一起走到巴比倫地鐵站,他仍是非常親切。我自問他究竟是怎麼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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